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十五”发展的主线
刘 鹤
(50人论坛·北京)“十五”计划是中国迈向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社会进入小康社会发展阶段的五年计划,也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五年计划。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了许多五年计划,在以往的五年计划中都有不同的侧重。“六五”计划,改革刚刚起步,重点解决的是农业承包责任的问题,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与价格调整使农产品的供给大幅度地增加,带动了轻工业的回升,释放了重化工业的能力,国民经济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七五”计划,当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居民消费变化很快,重点解决的是对外开放的问题。建立了特区,引进了外资,同时引进了新的理念、新的制度。我们看到沿海经济的繁荣,也看到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八五”计划,当全国制造业扩张过程中,我们看到基础设施的严重短缺,经济增长的瓶颈转变为供电、供气、供水与高速公路等。这个阶段国家推出了许多具体政策来加快基础产业的发展。在改革开放方面取得巨大发展。“九五”计划当时提出的是两个战略性转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粗放增长方式向集约增长方式的转变。但“九五”时期不安定,在“九五”前期赶上了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后,又赶上通货紧缩。现在步入“十五”计划时期,我们感觉到“十五”计划与以往的五年计划有很大不同。
一、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个人感觉有四个因素构筑了“十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
第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互联网经济的飞快发展。恰恰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将加入WTO,许多外部环境的变动将通过WTO的渠道影响中国。这是过去我们没有经历过的。互联网经济正在调整,但总的趋势是在不断扩张。重要的不在于纳斯达克指数本身的变化,而在于信息技术已跨越产业边界,全面地渗透到制造业、农业、军事国防、经济政策,正在引发着社会结构的巨大变革,而这种变革是不可逆的。从周期的角度看,我们确实正在经历IT设备的过剩,但这个周期与过去是不同的。旧的周期的特点是过度的设备投资,而新的周期是IT设备过剩,但这个周期不会太长。互联网经济发展的不可逆构筑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环境。象阳光、空气、与水一样,人们将离不开网络。这种外部环境又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趋势相结合。这样我们就不断地看到新的市场的产生,不断地看到大的金融机构向各国的渗透。所有这一切,包括国外经济的变化、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包括商业模型的调整,都会通过WTO的条款进入中国,构成“十五”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已基本告别短缺时代,我们看到去年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除了出口以外,还有住房、教育、旅游等,也看到对信息产业的巨大需求。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断裂,即供给的相对过剩,而需求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迫使企业进行一系列重大的调整。
第三是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任何一项改革都会牵动或要求其他改革措施的出台,而这些改革又必然对既得利益产生很大影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从国企改革,到政府的定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到税制的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构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解决这些问题,真正迈出每一步时都充满了阻力,但是又没有退路。如果说过去我们可搞局部的试验,可以从农村到城市、从微观到宏观,现在则必须进行整体的、结构性的改革,包括资本市场。
第四是重要资源的长期供给条件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水资源在相当多的地方很紧张;石油现在处于战略制高点的地位,石油的储备、石油资源的开发以及海外石油资源的获得成为中国经济宏观稳定、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条件;劳动力,人口进入老龄化社会,大量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土地资源也相对地紧张。
从以上四个方面看,“十五”所处的环境是与过去不同的。从这四个方面的变化,我们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成为“十五”经济发展的关键。
二、“十五”计划定位的角度比较新
以往的五年计划是对整个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全面地规划,虽然强调宏观性,但政府指令的色彩比较浓。这次“十五”计划从上层领导到计划制订人员始终在注意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分清哪些是应该由政府做的,哪些是应该由中央政府做的、哪些是应该由地方政府做的,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次五年计划提出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比如经济的长期展望、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教育、收入分配以及重要的制度安排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往计划中指定性指标比较多,这次指标从100多个下降到44个。指标主要集中在宏观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宏观的指标如增长率、就业率等。
三、“十五”计划与以往计划相比具有的新内容
1、GDP年增长速度调到7%
在计划制订期间,认为完全有可能达到高速度,但最后将计划GDP从年增长8% 调到7%,本身就是希望发出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使得中国经济从重规模扩大、高速增长转向重质量效益和结构调整。朱总理在作报告时也说,这个指标是预测性指标,由于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还会有调整。不管怎么样,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固然重要,但并不能认为是最重要的。
2、农业政策
“十五”期间始终把巩固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确定为头等大事。在“十五”计划中除了强调落实既定的农业政策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政策:第一是研究土地流转、使土地向种田大户手中集中,全面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逐步减少农民的数量,这是“十五”计划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第二个比较新的内容是提出区域农业分工的概念。亚洲金融危机以后,特别是连续几年的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使我们不得不研究一些新的对策,这次明确提区域分工,要形成粮食的主产区和主销区。真正做到这一步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按照这个大方向走,有可能不断地逼近标准的市场经济国家农业政策的水平。之所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是因为主销区里的农民如果不种粮食,他们去干什么?这就需要一个过程。这项政策的推出,起码有这样几个好处,一个是有利于主销区土地的休耕,再一个是非常有利于突破以省为单位的垄断性,形成省与省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如果能与粮食流转体制的改革、土地流转体制的改革适当地结合起来,如果城市化的进程能够加快,将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3、改造制造业的着眼点
这次我们没有看到过多地强调民族工业的概念,主要是讲制造业全面增强国际竞争。也就是说,加入WTO以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中低端的制造业基地将逐步溶入世界分工体系。有些产业要扩张,并且成为国际分工链条最关键的环节,有些产业相对地要缩减。而究竟扩张还是缩减,完全取决于国际比较优势。所以在“十五”计划的条文中,我觉得新的色彩与旧的色彩都并存。
4、基础产业发展的最新特点就是反垄断
在总理的报告、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在“十五”规划中都明确强调这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几年来在电讯、民航、电力这些所谓战略制高点的行业都大大加快了反垄断的步伐。实际上垄断非常强的金融业现在已引入了竞争。特别是10 家民营银行批准试点,也标志着这个行业的垄断开始打破。当然这属于服务业。从增长的角度看,潜力最大的没有被释放的可能就是垄断行业了。
5、外资的政策比较新
关于外资的政策,“十五”计划中有一句话非常关键,就是除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需要控股以外,其他的产业都可放开。对应WTO的条款,对应反垄断的要求,对应国内资本市场以及宠大的民间投资需要寻找出路的这样一种现象,以及外资急于进入这样一种现状,这个政策对未来发展会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6、分配政策与分配领域改革的一些提法比较新
比较典型的是进一步强调两点:第一点是强调多种要素参予分配,除了劳动力以外,资本、技术、管理也参予分配。实际上这可能是一次重大的突破。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从去年8月份开始在相当高的层次上就一直讨论这一问题。而这种讨论涉及的不仅仅是分配的问题,而且触及了一些基本的理论。比如是劳动创造价值还是劳动、资本与知识共同创造价值。如果你强调后者、承认后者,可能对原有一些基本理论会产生修正。最近媒体反复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三个代表,这都有非常深的理论背景和现实的经济背景。这次“十五”计划还有几个方面强调这么两个含义,就是说调整的不仅是生产力,更重要的是调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在其他的方面,我们也见到对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也要进行调整。第二点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期权、激励、年薪等制度的建立。尽管过去我们在理论界、在政策界甚至在有些企业已经实践过,但“十五”计划具有法律的实施的效力。这是又一次具体的进步。
除以上内容外,我们感觉在地区结构的调整、城市化,在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以及对非国有经济的确认,在发展资本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定位以及计划的实施方法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内容。
个人判断“十五”时期可能是充满调整、动荡和局部震荡的阶段。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经济仍会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原因就在于存在一系列的落差。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地区经济之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而这种落差导致了有市场创新力和强烈利益的企业主体不断地发展。另一个方面,“十五”也是一个结构调整为引发的局部变动期。稳定会压倒一切,但在局部,无论是地区、产业或收入群体都会经历比较痛苦的调整。
下面我再谈谈中国信息产业与新经济的发展问题
这次“十五”计划明确提出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增长。关于信息化,“八五”计划基本没提,“九五”计划只在一个地方提到,而“十五”计划分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提到,可见国民经济信息化已得到高度的关注。从我国目前情况看,信息产业发展比较快。2000年信息产业产值超过1万亿,成为各部门中第一支柱产业,占整个工业的比重达到10%,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9% ,在出口的整个构成中占到22%,出口总额达到551亿元,互联网民已达到2250万户,且仍以每年超过40%的速度在扩张。城市电话的普及率达到39%,大大超过“九五”计划12% 的预期,全国电话普及率达到20%,无论是固定电话还是移动电话,用户总数都达到世界第二,网络规模也达到世界第二。整个信息产业发展扩张的速度相当快。从2000年情况看,我们感到有几个突出的变化:
一是发展的路径有根本的变化,从炒作走向务实。这与整个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也高度地吻合,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认识到中国信息产业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地改造传统产业。过去讲虚拟、讲理念,现在是扎扎实实讲现金流。我认为中国最大的市场是传统产业的改造。
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是范围在不断地扩张。1998年是IT公司作为中国信息产业的主要发动机,1999年地方政府开始介入,2000年中央政府开始全面推进。最近一些大型的工业企业开始高度关注,并已开始使用新的信息技术来改善供给链条,全面地降低成本。这与第一个路径是相对应的,就是从务虚到务实。
第三是发展的重点从完善硬的环境到更加重视实效。从简单地买微机、架网络到更重视信息内容以及通过这个网络使工作流程带来变化。
而从整体情况看,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由于体制分割与行政垄断,我们这个新经济的发展正在重复制造业的老路。在改革20年中最典型的就是汽车工业,中央支持三大、三小,各省都有支持的重点,往下各地方还有支持的重点,导致中国汽车组装厂就有200多家,没有一个能形成规模的。核心的问题就是行政垄断,政企不分。现在在发展信息产业的过程中,这个现象正在出现。各部门、各级政府都在重复地建设自己的所谓内部网,由于这种建设本身能够支撑的财政力量非常有限,所以规模都比较小,水准比较低。还有在建设过程中有一个近亲繁殖的特征,就是把自己的项目给自己的队伍,而自己队伍本身的技术力量又非常有限。大家知道新经济、互联网的一个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共享、结盟、开放、竞争。互联网正在使国界淡化,正在使分工范围从一个地区转向全球。本来希望发展新经济来冲破传统的旧体制。但非常遗憾的是有些地区、部门正在用新的技术来固化旧的体制。这需引起我们的特别的高度重视。所以究竟怎样制止重复建设,怎么反对垄断,怎么鼓励竞争是我们下一步发展的重要课题。
第二个问题,是旧的预算体制与财务规定正在严重约束新经济的发展。在旧的预算体制下,政府的投资只能用于实物性的固定资产形成,但在发展网络经济的条件下,除了买计算机设备以外,数据库、软件等占有很大的比例,而这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这一部分的建设没有资金来源。还有就是现行制度下,只有建设费,没有维护费,所以买了设备建了网以后,高速公路上无货,而且是不可持续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事实,而在于由此引发的一些更深层次问题,如建设单位不得不骗人、而且需要从现在到永远,不停地骗。因为你的数据库、软件等的建设与维护费用并没有明确来源,而背后隐藏的虚报财务、寻租等现象都会发生。而且项目不能持续,就不可能提折旧,不可能获得自身的发展。大家知道信息产业折旧期为5年,每年折旧率20%,所以前一阶段很多网络公司支撑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折旧提不出来。因为现在信息产业的投资主体仍是政府,所以这种现象最终导致一方面拉动进口,因为现在设备全都是进口的,另一方面助长寻租,而且极不利于国内信息企业的竞争。
第三个问题,是特许权经营正在取代市场秩序。除了少量设备制造集团以外,大量的网络公司开始倒闭,能够在市场上正常经营或者说未来能够经营的基本都是获得某种特许的公司。这种特许权必然来自于某种政府部门。这种特许权本身究竟是否巩固,随着下一步加入WTO必然会受到某种冲击。而目前的事实是导致实质上的政企合一而非政企分开。这种现象对中国信息产业公司形成核心竞争力是非常不利的。
第四个问题,是我们教育体制的弊病。在发展信息产业或信息产业不断扩张的过程中,开始全面地显示出这种弊病。具体说,我们这种教育体制是高度专业分工的,文科的必然不懂工程,理科的必然不懂市场。当然在实践过程中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基本理念上专业把大家的眼界与对客户的态度完全分割。我们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在许多新兴的点COM公司中,CEO的行为受他的教育背景约束太大,导致了一系列的风险。我们讲资本市场、讲CEO的行为,讲到公司治理结构,总要讲两个风险,一个是道德风险,一个是CEO的认知风险。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都是怎么保护股东的利益,怎么建立健全董事会,董事会如何约束CEO,从而建立一套比较好的法人治理结构。这些都是对的。但如果大家看看软件公司,信息公司发生的大量问题,不只是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更主要的是认知模型出了问题。对未来的市场怎么看,什么是最重要的,突出哪个主业,现金流怎么形成,重要的客户在哪以及我应以什么样的姿态为客户服务等等。这些不得不对你的基本的教育背景提出要求和挑战,在这个问题上好象差距越来越大。我在很多场合都说,技术不重要、重要的是市场,对技术能力的认识不重要、重要的是组织能力和人际的亲合力。中国很多信息产业公司做不大,绝对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更深的文化背景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创新无出口,就是关于二板市场的问题。我们继续坚定地支持二板市场的发展。现在持的反对意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林毅夫说得最多的,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劳动密集应靠中小银行来支撑。我的感觉是我们需要正视这么一个现实,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含义在现代经济中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都有了技术含量,而且技术含量不断增加。所以绝对不能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来看现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再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容量非常有限,中国的国内收入和成本已经提高了,如果不抓紧提升产业结构,那么低收入国家的竞争优势可能比我们强。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由要素密集的程度来理解中国要不要有一个科技板。第二个担忧就是冲击主板。那么为什么会冲击主板呢?我认为如果主板市场受到冲击的话,是因为它本身缺乏优质的公司和规范的制度而导致信心不足。因此不能认为如果有了二板就会冲击主板。比较正确的选择应该创造更多的优质公司,有更好的制度环境。即使没有二板,如果优质公司缺乏,交易不透明,没有规范的法律制度,主板也照样发展不好。所以这两个问题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怕冲击主板。一个就是对整个宏观格局的影响,一个是微观的财富效应,更重要的可能是纳税的问题。因为主板市场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主要的税源,通过扩股增资能够保证资金来源。我觉得如果我们支持二板市场的话,恰恰可以增加税收来源,而且在各国,税收理论的基点是瞄准增长率最高或弹性最高的产业部门来纳税,不能用固化的静态的思路来看待税源问题。所以我觉得因为创新和信息的发展没有出口而导致市场规模过小以及无法扩张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对实现跨世纪的目标具有重大的意义。
总的来说,中国信息产业新经济的发展,大势已定,战略已定,趋势也好,但还有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研究解决。以上完全代表个人观点,不当之处,望大家指正,谢谢大家。
(中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