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阶段等基础条件密不可分。从以下几个方面看，我国已经具备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条件。

首先，综合国力达到新水平，人均GDP 即将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2020 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71489 元，按现价美元计算为10364 美元，接近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下限（国家统计局，2021）。这意味着，只要有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就可以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其次，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经形成。经济发展史表明，在马尔萨斯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大部分人生活在生存线附近，不可能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在工业革命以后，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不仅推动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向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方向演进。中等收入群体的出现和不断扩大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的结果，这一点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2020 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63.9%，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分别为37.8%和54.5%（国家统计局，2021）。农业份额的下降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意味着有足够的群体在更高生产率的非农部门就业。而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不断拓展了第三产业的市场范围，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条件以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为依托。

最后，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日渐成熟。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对于扩大和稳定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随着非农就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参与初次分配的人群不断增长。进入21 世纪以来的20 年时间里，城镇就业人口规模翻了一番，由2.32 亿增长到4.63 亿，形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劳动力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形成，使得我国有条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统一。

需要注意的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久久为功。一方面，对于一个刚刚消除绝对贫困的国家而言，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还需要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以及从二元经济向中高收入经济体的演进，大幅改善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水平，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但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改善其收入水平仍然任重道远。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而言，也要利用后发优势，避免很多发达国家犯过的错误。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后，收入分配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这一群体同样具有动态性和脆弱性。一旦社会发展政策出现偏差，出现产业空心化和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等问题，中等收入群体的境遇也可能不断恶化（Autor etal.，2006）。表1 中一些发达经济体近几十年的变化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资料计算（https://wid.world/）。

我国经济正经历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换挡期。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也增加了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不确定性，提高了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难度。

从经济发展阶段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看，在以要素积累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下，劳动投入的持续增加不仅抵消了资本投入的报酬递减效应，也使就业规模不断扩大。由于贫困群体缺乏资本等要素禀赋，但又是劳动供给的主体，因此，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有助于形成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从而减少贫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已经证实了这一过程（贾朋等，2016）。

在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特征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将逐渐摆脱对要素积累的单纯依赖。这一点已经成为决策者和社会各界的共识（蔡昉，2013）。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就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同步扩大。但与要素积累模式带来确定的减贫效应不同，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多样，并不是所有的全要素生产率来源都会产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包括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和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等。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具有普遍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是中性的。而技术进步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收入分配的直接影响则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类型：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不利于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反，劳动互补型技术进步则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Acemoglu，2002）。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注意高质量发展的方式与收入分配变化的关系：当二者兼容时，TFP 的增长本身就可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反之，当TFP 的增长不足以保证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时，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手段调节收入分配。

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看，TFP 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仅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也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物质基础。如果把处于收入分配中间60% 的人群作为中等收入群体（即位于收入分布第20~80 分位的人群），那么，有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配将使该群体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比重不断增长。图1 展示了中国和美国两个世界上最主要经济体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变化情况，以及美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比例的变化。我们看到，当经济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占经济增长的比重增加时，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也会提高。换言之，（以固定收入标准度量的）中等收入群体就会扩大。

图1 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收入分布数据来自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d.world/）；美国经济增长数据来自Gorden（2016）。

如图1 所示，由于我国数据的时间序列较短，我们只能观察到近40 年中等收入群体的变化情况。在这40 年中，我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非农部门就业，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蔡昉，2017）。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来源。从收入分配效应看，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农村居民等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但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作用有限，这与20 世纪初已经实现工业化的美国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不过，图1 所展示的情景告诉我们，美国经济增长最迅速的时期是TFP 增长最明显的时期，也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最迅速的时期。实现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高质量发展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兼容是可行的。

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将从劳动力再配置的效率改善转向主要以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为主。如前所述，创新驱动的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较为复杂。结合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兼容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注意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国16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1 年达峰以来已经连续多年下降，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该年龄段的人口规模仍将继续缩小。劳动力稀缺性的增加将不断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规模的缩小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其次，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经济发展史表明，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发展阶段也是经济结构调整最为频繁的时期。通过创造性破坏、创新驱动得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才能保持增长。然而，结构调整过程也会引起劳动力市场的震荡，由此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

最后，当全要素生产率来源于以创新为主导的技术进步时，与资源再配置所产生的TFP 增长在实现机制上也有差别。前者更需要资本、技术乃至数据等生产要素的相互配合，其所产生的收入分配关系也更加复杂。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对不同政策的成本收益较之以前加以更仔细地权衡，经济效率改善和收入分配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劳动力市场对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在未来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需要借助高效的劳动力市场创造有利的收入分配格局。

首先，要通过不断扩大就业，使初次分配成为收入分配的主体形式。这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障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的基本前提。只有不断扩大就业，才能使最广大的群体通过初次分配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利用劳动力市场直接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是较之再分配等手段更具经济效率的方式，也更具有持续性。从国际经验看，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收入分配恶化、民粹主义抬头等现象，首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问题，失业率长期高企、一部分群体难以参与初次分配，必然引发社会的不稳定。

其次，要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保持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防止出现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空心化。21 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趋势愈演愈烈，对中等收入群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一些原本中等收入群体占比较高的经济体，如美国和欧盟国家，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有所缩小。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导致所谓“铁锈”地带失业增加，中产阶级大量消失，成为美国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来源。1997— 2007 年欧洲劳动力市场上的中间岗位减少了6.5 个百分点，成为中等收入群体萎缩的直接原因（Breemerschetal.，2019）。

造成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两极化的原因，既有全球化导致的分工转移、技术进步对常规认知型岗位的替代，也有产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缺位。随着我国人口转变进程的加速，劳动力资源的相对优势将会发生变化，要避免走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老路，减少劳动力市场震荡对中等收入群体的不利影响。

最后，要不断提升劳动份额。扩大就业只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必要条件，要保持中等收入群体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占据合理的比重，还需要不断扩大劳动份额。近年来，我国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呈现缓慢上升的势头，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和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2018 年我国的劳动份额为37.5%（都阳、赵文，2020）。同期美国为59.7%、德国为64.2%、日本为56.4%、英国为59%。从变动趋势上看，OECD 国家平均的劳动份额虽然自20 世纪70 年代开始下降，但目前仍维持在57% 左右，高出我国近20 个百分点。 

当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既要扭转过去40 年收入分布中间60% 群体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局面（见图1），又要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在新发展阶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积极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的挑战

我国即将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的时期，人口快速老龄化给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十四五”规划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实施该战略过程中，应针对其在收入分配领域产生的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个人的劳动收入变化存在明显的生命周期效应，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这一效应可能加总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萎缩。如图2 所示，劳动收入随着年龄变化存在明显的“倒U 型”变化，老年人口的劳动收入急剧减少，劳动收入的减少将削弱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基础。人口老龄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从宏观上看，就会体现在图2 所示的收入生命周期效应导致的中等收入群体萎缩。

图2 收入和消费的生命周期效应

资料来源：根据2016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计算。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还会加剧前述的一些不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因素。例如，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规模缩小会削弱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人口老龄化是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重要因素，也会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产生负面影响，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关注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使部分行业出现就业损失，还可能导致收入分配中的劳动份额缩小，但技术进步也可能具有生产率效应：通过扩大产品市场增加劳动力需求。从这一轮新技术革命的特点看，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性要强于互补性，其产生的就业效应不容忽视。从经济发展的历程看，技术进步不断发生，是一个连续变量，但劳动节约型技术在近年来加速发展是资本和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不断变化的结果。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我国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劳动力成本增长速度居于前列。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部门要在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就必然要以劳动节约型技术替代劳动投入，以节约生产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图3 清晰地描绘了这种趋势的变化，展示了使用工业机器人在部分制造业行业产生的就业效应，横轴代表2013 年工业机器人的密度（对数），纵轴代表2013 —2018 年就业（对数）的变化，每一点代表了一个行业。显然，在初始阶段使用工业机器人程度更高的行业，在随后时间内的就业损失也更剧烈。由于目前制造业的机器人密度较之2013 年已有大幅提升，所涉及的行业也更加普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技术替代劳动的模式在“十四五”时期仍将延续，并更大程度地发挥影响。因此，要充分考虑技术进步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

图3 工业机器人密度与就业变化

资料来源：各行业就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三、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工业机器人数据来自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FR）。

（三）妥善调节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

从国际经验看，导致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分配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增长过快。如表1 所示，美国收入分配中间60% 人群的收入占比在1980 年以来持续下降，在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减少了10 个百分点，而同期收入最高的1% 人群的收入占比增加了8.4 个百分点（见图4）。相比之下，中等收入群体收入占比较为稳定的法国，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占比仅仅增长了1.6 个百分点。

图4 收入分布最高1% 人群的收入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https://wid.world/ ）。

极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收益，而非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正如皮凯蒂在《21 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指出的，只要资本的回报高于经济增长率，来自资本的收入增长速度将快于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增长速度，极高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就会扩大（Piketty，2014）。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好极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问题，即资本收益与劳动收入的分配关系问题，是确保中等收入群体稳定和可持续扩大的核心问题，也是政策选择和操作的难点所在。既要避免重走一些发达国家收入分配集中于极端高收入群体、导致中等收入群体状况不断恶化的老路，也要避免拉美等国家出现的极端民粹主义倾向，破坏发展的环境，使经济增长处于长期停滞状态，最终对中等收入群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中等收入群体萎缩是很多国家出现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我们的分析表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使其保持稳定，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自发现象，而是需要合宜的政策环境。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特征，提出以下几项政策建议。

（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石

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只能依靠劳动力市场和初次分配。作为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中的最大组成部分，依靠再分配手段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国家能力所不能承受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最广大的群体通过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升收入水平，再分配才可以集中于调节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分配关系，实现共同富裕。从目前情况看，以下两个方面的政策对于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非常必要。

第一，要注重保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灵活性，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劳动力市场制度的选择一直存在灵活性与安全性的平衡（都阳，2013）。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我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全性有了显著提高，但也开始出现部分领域对劳动者过度保护、就业灵活性不足的倾向。如果在政策方向上单边发展，可能在中长期对就业造成损害，不利于发挥初次分配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第二，要进一步降低工薪阶层的税负水平。以工薪收入为主要生计来源的劳动者是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坚力量，降低他们的税负水平既有利于直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也有利于保护产业的成长和国际竞争力。近年来，我国已经多次调整了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和税率，但从收入分配的总体格局和经济发展阶段看，减负的力度还不够，还需要进一步降低中等收入者的税负。

（二）以扩大开放抵消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的负面效应

我国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给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带来了压力。一方面，应对人口老龄化迫切需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必然诱致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发生，可能会对就业规模和初次分配的规模产生不利影响。化解这一矛盾的主要方法是扩大对外开放，以抵消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初次分配的负面冲击。静态地看，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可能使特定企业或行业的劳动需求数量减少。但动态地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下降将提升最终需求，在国际循环中提升中国产业的竞争力。因此，只要这一机制持续发挥作用，最终需求的增加就会促进岗位的增长，抵消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负面影响。

因此，确保最终需求的不断增长是抵消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利影响的关键环节。考虑到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等行业部门的供给能力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未来仍然需要坚定不移地不断扩大开放，坚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开辟更广阔的市场范围。

（三）加大极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

从国际经验看，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状况急剧恶化的主要原因是对极高收入者的收入调节政策缺失。极高收入群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与劳动收入没有关联，而且极高收入群体往往拥有更多的避税手段，反而可以享受比中等收入群体更低的实际税负水平。通过调节极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并把这部分再分配的资源用于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对极高收入群体的收入调节以税收作为主要手段，同时要注重保护资本收益在初次分配环节的合法权益。

（四）以产业结构的有序调整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

在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同时，还要保持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努力减少中等收入群体的脆弱性。从加总意义上看，中等收入群体既是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也是产业结构变迁中最敏感的群体之一，因此产业政策的变化对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产生最明显的影响。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技术变动剧烈的时期，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往往以新职业的形式出现。然而，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新职业的出现，使能够迅速适应技术变化的劳动者（年轻、受教育程度高）成为受益者，而被新技术所替代的、传统就业岗位损失后的失业者往往与此无缘。因此，新技术快速应用的时期，虽并不必然导致就业岗位总量的减少，但一定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增加。这也是推进产业政策时所最应关注的方面。

（五）通过强化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还需要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缩小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差距。要关注与中等收入群体变化相关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未来经济结构变化加速、第三产业成为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因此，就业技能需求较之工业化初期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瞄准特定岗位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投资将面临更多投资失败的风险。因此，在高中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配中，应缩减职业教育投资规模，加大普通教育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