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疫情带来的全球通货膨胀给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

新冠大流行带来的大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给宏观经济学界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方面，针对当前的通胀形势，以往所有宏观预测模型和方法都存在系统性偏误。本次全球通胀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发生的通货膨胀均具有超预期性，超越了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前期所有宏观模型所做的价格预测。从传统的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来看，经济增长、失业与通胀之间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在短期，失业与通货膨胀率也不再处于同一条曲线上。这里就暗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推论——疫情冲击产生了强烈的结构性冲击以及预期的大调整。专家预测的这种系统性偏误，使得我们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重新思考。

另一方面，关于如何解决这种预测失误、探究当前通胀的形势和根源，学界仍存在很大分歧。目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依然强调当前通胀冲击具有暂时性，主张采取渐进式调整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在发言中提出美联储或将采取更激进的加息政策以应对通胀。学界针对这一问题目前存在许多争论，有克鲁格曼与斯蒂格利兹之间的大争论，以及欧洲学者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间的大争论。这种争论表现为：当前通胀带来的冲击是否是短期性的？疫情是核心原因还是过量的刺激政策是核心原因？疫情之后通货膨胀的基本模式是否就会回归到过去的常态？当前冲击会不会由结构性的冲击转换成非结构性冲击，特别是在预期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近年来通货膨胀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在于对预期性通货膨胀进行异质性的构造，这种构造导致了很奇特的现象——不同行为主体的预期是不一样的，不同行为主体对于总体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最近的实验表明，专业经济学家预测当前全球通货膨胀在3.7%左右，但是对几千名企业家的抽样调查得出的全球通胀预期是4.1%，对普通居民调查得出的通胀预期是4.7%。最后发现，专家预测得最不准，老百姓预测得最准。这里面凸显了几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不同行为主体对于通胀预期的作用方式是什么？以及其在整个通胀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

在传统时期，专家的通胀预期很重要，比如：美联储的点阵图是由宏观经济学专家们所作出的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对于利率的判断。通过对各个央行高级经济学家的预测统计，可以发现，他们有系统性偏误，但最近发现老百姓的预测和预期很准，最准的是妇女对未来通胀的预期，原因是妇女经常要做家务，经常进行购物，她们对很多经常购买的物品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并且对这些物品的变化也非常关注。因此经济学家们在疑惑，为什么常态下专家作用更大，而在非常态下居民作用更大？在常规时期所有国家按照货币政策规则行事，制定货币政策的人自然能够轻易地进行通胀预测，因为世界就是按照常规在运转。在非常规的时候，很多专家还在墨守成规、刻舟求剑，导致认识不清，但是居民特别是进行日常生活品购买的这些居民，他们的真实感受最为准确。

另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是“通胀自我实现机制”。通俗来讲，就是当人们认为通胀要发生了，那么通胀就有可能真的发生。根据这个理论，如果让老百姓天天感受到通胀的压力，媒体天天宣扬通胀的状况，那么世界就会真的迎来通胀。因此一些专家建议央行应该与老百姓进行更好的沟通，说服他们相信通胀水平不会变。这个研究成果很可能把传统经济学中“预期”这个黑匣子打开，透视清楚通胀预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规律。

在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智慧，而不是让历史告诉我们未来的规则如何变化。因此在解决未来两个变局加速期、关键期的很多问题时，可能需要一些创新型的智慧，对于世界通胀的这种认识也可能处于一个知识更新、预测范式革命的阶段。至少在这样一种变局阶段、大时代阶段，我们需要有更好的研究和专业的态度才能够看得清未来。

二、当前通货膨胀的历史相似性与

全球进入高成本时代

今年3月份，美国CPI同比上涨8.5%，创近四十年新高；欧元区CPI同比上涨7.5%，创近三十年新高。事实上从今年年初开始，这一纪录已经被不断刷新。历史的轮回会不会重现？历史虽然会重现，但会穿着不同的衣服，踏着不同的旋律，遵循不同的逻辑。当前俄乌战争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当年中东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似乎有许多相似之处。

从表象来看，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的社会大停摆是这次通胀发生的核心诱因。这个表象特征来源于新冠疫情冲击产生的供需不平衡，这与常态状况完全不一样。社会全面停摆后，供给和需求出现了深度下滑，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国家都在进行天量救助，采取了非常规政策。这些非常规的政策，比如：欧美给予家庭、中小企业大量补助，使很多家庭的收入没有减少，进而导致美国在2020年、2021年整体消费没有下降，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很罕见的。

当前美国的消费还在持续增长，但供给端却已经出现断裂。如果疫情得到全面控制，需求就会呈现井喷式增长，被疫情抑制的各种需求会大幅爆发，但由于供给瓶颈、地缘政治和各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供需两端恢复的速度完全不匹配，这是导致目前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涨的主要原因。

如果没有这场疫情，世界会怎样演变？事实上，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地缘政治恶化的时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还是一个高成本时代。

第一，即便人类在未来摆脱新冠疫情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但新冠一定会给人类增加巨大的防护成本、健康成本。这些成本就像“9.11”恐怖主义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急剧上涨，虽然在核算角度能够创造大量GDP，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如果没有新冠，就不会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这些领域的生产和服务中去。

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逆全球化不是新冠疫情导致的，而是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的产物。中美贸易冲突全面拉响，直接使各个国家对于传统分工体系，也就是过去三十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须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所以，各个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内部大循环，都在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因此我们一定会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构，全球供应链将会变短变宽，各种“备胎”计划会源源不断地推出。这些举措一定会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所以，即使疫情结束，也不会看到逆全球化现象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个加速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

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协议使得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绿色转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将过去各种乱排放、大量排放通过成本显化进行技术替代，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干扰。因此所有的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之后才是一个技术创新概念，最后才是一个绿色转型之后收益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一个明显的特征是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扬。很多国家绿色金融的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并把这项指标作为很重要的政绩，但这同时也表明了世界经济的成本在急剧增长。

第四，地缘政治恶化。人类在过去几十年里，战争逐步减少，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成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虽然防务成本增长有可能在短期会带动GDP增长，但是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类的负担，而不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此地缘政治恶化导致全球防务开支的急剧上扬，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战争和政治冲突，而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活动，这个成本是不可估量的。

第五，高债务时期。高债务时期必须要有解决办法，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很重要的两种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的债务。

这五大因素再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就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在未来一段时期将在这种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形成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看到的，不能仅从新冠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战争这样一个偶然事件来研究未来的通胀。

在这个视角下重新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就会得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充满希望的结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的创新中心，在整个供应链上有着独特地位。面对未来的高成本和高通胀，中国的战略定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中国来讲，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首先，近期各国的通货膨胀率都达到历史高位，俄罗斯18.69%、欧洲7.5%、美国8.5%，土耳其、南非也均高达两位数，而中国依然维持在2%左右。其次，在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中，中国的出口仍然会维持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的超大市场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最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带来的结构性冲击也需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要着重分析这种结构性冲击对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以及思考如何加强对他们的保护。我们在思考世界问题时既要看到大趋势以及其背后的推动力，也要看到中国在大趋势中的战略定位

（本政策简报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讲座速记稿整理，已经演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