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的反贫困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50人论坛·北京）按照90年代以来的增长速度，到2020年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人均收入也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目前存在着工农、城乡和沿海与内地发展极不平衡的现象，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沿海与城市经济再发达，中国也不能说是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所以，9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各个区域共同走上富裕与现代化之路。
　　中国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更集中地表现为人口富裕程度的差距，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800美元，但是西部地区还有相当多的人口人均收入在500美元以下甚至更低。因此，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问题，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核心问题，也是开发西部的主要目标之一。本报告将从西部地区贫困产生的原因，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反贫困政策的成败得失，来探讨西部开发中反贫困战略与政策的选择。
　　
　　一、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反贫困的巨大成绩和西部地区贫困的特殊原因
　　（一）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反贫困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主要政策
　　改革开放的20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也是中国人口缓解贫困走向富裕最迅速、最有效的时期。在改革初期，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超过2·5亿。在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高达33％。但是通过中国城乡的制度变迁，到200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2600万人，贫困发生率降到3％以下，已成为世界上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表一 1978～200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变化  年 份 贫困人口（万人） 贫困发生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85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依靠改革焕发出蕴藏在农村中的生产力，通过普遍的制度变迁脱贫。主要是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同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农业交易条件，增加农民收入。由于改革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1978～1984年中国农业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率。与此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率高达16·5％，农村贫困人口也迅速从1978年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00万人。贫困发生率则从农村改革初期的33·1％下降到1985年14·8％。
　　第二阶段：1986～1993年
　　随着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开始出现工农、城乡和区域间差距拉大的现象。同时，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某些年份甚至有所增加，这说明全面的改革和普遍的增长已不可能解决贫困问题。因此，中国政府在“七五”计划期间开始实现“重点扶贫”政策，即对集中连片的贫困人口重点区域划出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由国家投入资金，实行“开发式扶贫”。“八五”计划期间又新增236个，使国家实施重点扶贫的贫困县达到567个。这种政策逐步取得了成效，扭转了贫困人口减少速度缓慢的局面，到199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7500万人，贫困发生率相应下降到1993年8·2％。
　　第三阶段：1994～2000年
　　1994年，中国政府公布了《八七扶贫计划》，明确宣布，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社会力量，争取用七年时间即在本世纪结束前基本上解决中国剩余的8000万人口贫困问题。考虑到物价指数的变化，中国政府首先重新划定了贫困县的标准，按照“四进七出”的原则进行了调整，即凡在1992年农村人均收入小于400元的县都纳入贫困县，凡在同年农村人均收入高于700元的县都退出贫困县。调整后纳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级贫困县增加到592个。1996年以后，中国政府又将扶贫的对象，从贫困县进一步调整至贫困村和贫困户，同时也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扶贫资金。1994～2000年七年中，中国政府投入的资金比1986～1993年增长了2·7倍还多（见表三）。此外还得到了世行、亚行等国际组织扶贫资金的支持。例如在中国“九五”计划期间启动的“西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和秦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利用世行贷款的总规模达到4·46亿美元。
　　“八七”扶贫计划取得了显著成效，使1994～2000年这七年成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时期（见表二）。全国５９２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１９９５年的８２４元提高到1999年的１３４７元。全国贫困地区以乡为单位的通公路率和通电率均达到９７％以上，适龄儿童辍学率下降到６．９％，９８％的乡镇有了卫生院。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和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一些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从整体上解决了温饱，沂蒙山区、井冈山区、大别山区、闽西南地区等革命老区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其中沂蒙山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２．７％，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２０３５元，实现了村村通车、户户通电。其他连片贫困地区，包括偏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近５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８００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下降了４个多百分点。而在同一时期，世界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增加１０００万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扶贫攻坚的成就，“为发展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

表二 改革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在三个阶段下降速度的比较  年份 年均下降速度％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三 1986~2000年三大扶贫资金投入变化 （亿元）  年份 贴息贷款 以工代赈 发展资金 合计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国务院扶贫办。
　　
　　（二）中国贫困人口的特点
　　与世界其他与中国人均收入接近的发展中国家比较，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农村，这是中国贫困人口的显著特征之一。1999年，中国政府所划定的农村人口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625元，与世界银行划定的人均每天1美元的国际标准相差很大，中国贫困人口的食品消费需求比重即恩格尔系数一般也都大大高出60％的国际标准。所以，这一标准实际上所划出的是所谓“绝对贫困线”，即满足贫困人口衣食住行等人类基本生存需求的最低收入水平。
　　中国政府从没有公布过城市贫困人口数量，但是这并不说明在中国不存在城市贫困人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城市中开始出现大量下岗职工，许多人生活出现困难。还有部分退休和失业人员的生活也有困难。因此自１９９４年起,中国开始试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10月，国务院又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截至１９９９年９月，全国６６７座城市和１６３８个有建制镇的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已全部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据统计，领到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口全国总计有280万人。各地确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也由于地区经济发展差别有所不同，其中最高的深圳市为每年人均收入为３828元，最低的为呼和浩特市、南昌市和银川市，为每年１716元。
　　如果把按照农村人均625元所划出的2600万贫困人口，和领取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280万城市人口作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则2000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为 2880万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90·3％，说明在中国贫困主要是农村的现象。
　　贫困不仅有绝对贫困，还有相对贫困。根据一般国际标准，人均消费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40％就可视为相对贫困人口。1999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为3143元，其50％为1571元，按照这个水平计算，即使是享受中国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的人口，消费水平也可达到1716元，而根据农村抽样调查，当年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600元的人口所占比重高达69·6％，据此推算，当年农村相对贫困人口高达6·4亿人，更突显出中国的贫困问题是农村贫困问题这一特点。

表四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城乡分布比较（％）  国家和地区 农村人口比重 农村贫困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
　　
　　当然，所谓相对贫困，就是相对于其他人群的贫困。在中国，存在于城乡人口间的收入差距，远较农村人口中间和城镇人口中间要大，中国学者已经有许多报告论述这个现象，而正是由于这一现象才构成了中国工农二元结构的特殊国情。因此，用城乡各自的人均收入标准为尺度来衡量相对贫困人口可能更加合适。1999年，中国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210元，低于40％为1326元。由于资料限制，取1500元（相当于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67％）为衡量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标准。根据统计抽样调查，当年收入水平在1500元以下收入水平的人口所占比重为26·6％，大约2·4亿人，扣除绝对贫困人口2600万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总数为2·1亿人。根据城镇家庭抽样调查，当年城镇家庭人均收入为5854元，其中收入低于平均水平40％的“低收入户”所占比重为21·9％，推算当年全国城镇人口中的贫困人口总数为7400万人，扣除绝对贫困人口280万人后，城镇相对贫困人口总数为7000万人。这样推算，目前全国相对贫困人口约为2·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占75％。
　　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这是中国贫困人口的另一个显著特征。
　　首先，如果以1500元的农村相对贫困线划分，1999年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省（区）全部是西部省（区），而没有一个中部和东部省（见表五）。
　　其次，在全国2109个县级行政区中，592个贫困县所占的比重为28％。而东部地区县级单位中划入贫困县的比重为12·9％，中部地区为24·1％，西部地区竟高达40·1％。
　　第三，如果动态的看，在1986年划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的贫困人口，有三分之二是分布在东、中部地区，但是到1999年，东、中部地区的贫困人口所占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0％，而西部地区贫困人口所占的比重，则从1986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55％以上，说明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远远慢于东、中部地区。此外，1986年以后在“八五”计划期间和实施“八七”扶贫计划以来，国家级贫困县数又有增加，但主要集中在西部。其中，以“八七”扶贫计划与“八五”计划比较，新增加的西部省、区竟占到全部新增国家级贫困县的80％（见表五）。对比西部人口只占全国的28·5％，突显出中国贫困人口在西部的集中程度。

表五 1999年中国农村居民纯收入按水平分组  3000元以上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六 国家级贫困县调整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区域发展报告》1997。商务印书馆。
　　
　　（三）中国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特点
　　中国西部地区贫困人口除了具有一般贫困地区人口的特点，如人口出生率高、人均收入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等外，最主要的特征是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共存共生，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因此贫困的发生与恶劣的生态环境密不可分。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山地、丘陵、高原和盆地占据了主要的国土面积，平原只占12％，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
　　从地势上看，我国东南部是著名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由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高大的山脉，向东逐渐降低，成为山地、丘陵。这些山脉按高度的明显变化，自西向东将中国的国土划分成“三大阶梯”，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是地势最高的一级。由青藏高原向北跨过昆仑山、祁连山，向东跨过横断山，地势迅速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浩瀚高原和盆地，是第二级阶梯，主要有地面崎岖的云贵高原沟谷纵横的黄土高原，起伏和缓的内蒙古高原，以及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等，中国主要的沙漠也都分布在这里。而云贵高原东缘至巫山、太行山、大兴安岭一线以东，是海拔在1000米以下的丘陵和200米以下的平原，是第三级阶梯。
　　可见，西部地区是处在中国第一、第二级阶梯范围之内，其地势以高山、丘陵、高原和沙漠为主。具体看，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下六个地区：
　　1、蒙古高原东南边缘风蚀沙化地区。主要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并包括东北地区西部和河北省北部部分地区，属于由半湿润向半干旱、干旱的过渡区。其特点是草原退化和土地沙化的问题非常突出，以干旱和风沙灾害最为严重。这一地区共有60个国家级贫困县。
　　2、黄土高原沟壑水土严重流失区。在秦岭－伏牛山以北，黄河河套及阴山以南，太行山以西，日月山以东地区。涉及陕北、内蒙西部、宁夏南部、陇东及河西地区和青海省东部，并涉及山西省大部地区。此区为世界上最大的黄土高原区，由于地形破碎，沟壑纵横，土质疏松，气候干旱，导致水土流失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区。这一地区包括1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3、秦巴山区。位于川、陕、豫、鄂四省交界处，其特点是山高、谷深、生态环境恶化，水土流失严重。这一地区共有5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4、西南科斯特高原丘陵区。该地区以贵州为中心，包括广西、云南、四川等省区，以及湖北、湖南部分地区。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科斯特高原，由于石灰岩广布，科斯特化程度高，山多地少，耕地零碎，土层瘠薄，石漠化威胁严重。这一地区包括13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5、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区。包括雅垄江――元江一线以西的四川、云南两省部分地区。处在边远的怒江、澜苍江及金沙江上游的三江并流带的高山峡谷封闭之中。这里山高坡陡，交通闭塞，耕地以陡坡地（坡度在25度以上）为主，加上降水量大，岩石疏松，构造复杂，滑坡、泥石流灾害突出，水土流失严重。这一地区有4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
　　6、西部沙漠高寒山原区，包括新疆、青海、西藏三省区。这里由于海拔过高，气候寒冷，水源极度缺乏，沙漠化面积不断扩大，风沙灾害严重。且地域偏远，交通极为不便。这一地区有近40个国家级贫困县。
　　以上这六个地区全部覆盖了中国西部地区，集中了中国近80％的国家级贫困县和绝大多数贫困人口。
　　
　　
　　专栏1：重庆市武隆县农村贫困状况
　　
　　虽然武隆县在1998年就实现了农民人均纯收入跨过“温饱”型生活指标，但在一些边远的高山区，因种种原因，现仍处于贫困状态，后坪乡箐口村就是其中一例。该村农户温饱问题还未彻底解决，仍在为吃饱穿暖犯愁。表现在：
　　相当部分农户靠借贷维持生计，支出很少。一些农户仅靠采集“帽儿坨“野生菜出售找点零用钱。据该村10户调查，1999年人均现金收入仅为308元。许多农户不得不靠民间借款和向银行信用社贷款过日子。在调查的10户中，有5户既要向民间借款又要向银行信用社会贷款，仅有1户无任何借贷款。非调查户中一些农户虽无借贷款，但各方面开支相当少，购买生产资料特别是化肥，本属正常开支，但在这个村也成了可望不可求的事。
　　生活质量低。吃的质量很差。1999年该村副食品和其他食品消费人均仅为21元，比全县平均水平低了114元。许多农户日常的调味品都无钱购买，人均食糖消费仅为1公斤、白酒消费2公斤（均用粮食兑换），卷烟消费人均不到1盒。穿着质量差。该村一年四季未制过一件新衣服的农民占有很大的比例。在调查的10户中，有彭志刚、高明顺、豆尚武、豆合成．豆世恒等农户三年来未添制衣服，全靠三亲六戚和社会救剂解决穿衣问题。居住条件差。该村均是树立老房子，多年来未改造过，冬不挡风，夏不蔽蚊。豆尚武一家四口，仅有3间房子，无楼，两个儿子同住厨房上面，床上无蚊帐，仅有一床光棉絮和一床纱布包单的被条，全年均是一床黄蔑席。该村的广播、农村电话入户率为零。全村电视户仅有村长一家，并且电视接收效果差。
　　行路难。人口流失严重，该村不通公路，从乡政府到该村一般步行单程要3-4小时，如果要带上50公斤的物资行走则要6-7小时，山路陡峭、险峻。由于路程远，许多人还未到过乡政府，县级以上部门人员更是难到该村。该村附近无学校，小孩上学则要走2小时的路程去上学，由于该村地理环境差，造成农户和人口急剧下降，箐口村五社，1980年有23户87人，到1999年底，只有3户11人，其中60岁以上的就有5人。
　　箐口村所辖8个居民组，1999年人均粮食产量为210公斤，人均纯收入560元，至今仍未摆脱贫困。实地走访调查，发现该村贫困的主要根源是：地理环境差，气候恶劣；交通不便、信息封闭；劳动者素质差且量不足，生产投入不足；因病致贫等各种因素所致。
　　土质贫瘠，气候恶劣。该村最高海拔2035米，平均海拔1500米。全年无霜期仅为180天，积雪长达2－3个月，气温低，日照少。幅员面积为12.3平方公里，而耕地仅为1406亩，其中坡度在25度以上的就有1280亩，旱地占1355亩。而这些耕地多在半坡和夹皮沟内，日照不足，土质贫瘠，地势险峻，加之常年低温和无霜期短，耕地仅种值土豆．玉米以及少量的红苕和水稻等粮食作用。经济作物除烤烟外，其他均不能种植。粮食作物产量都比较低，玉米亩产一般在100－150公斤，土豆亩产为150公斤左右，水稻亩产200公斤，远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由于该村地域广，森林多，经济有野兽如野猪．刺猪．泥猪等出没，危害粮食作物，粮食产量损失在4成以上。在我们调查的10户中，人均产粮186公斤，粮食生产满足不了正常生活需要，这10户中有8户需要购粮和借粮来维持生活。
　　交通不便．信息封闭。不通公路，严重地阻碍了产品生产和流通以及信息的交流。许多生产资料和产品销售全靠人力运输，不但增大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而且耽误时间。该村的乡政府的山路陡峭．险要，村民带烤烟到烟草站去出售，天刚亮开始走，到收购点已是下午了，全村广播．电话入户率为零，电视入户仅有一家。
　　劳动力素质差．量不足且老龄化。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数仅完成小学就成为劳动力。在调查中，一个13岁的男孩才读小学三年级，比一般儿童晚上学3－4年。全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87.4％，小学文化程度占8.7％，初中及以上都仅为3.9％。调查户中，劳动力少且老龄化。豆成合．豆尚志两家各有4人，但劳动力仅有一个。其中豆成合家中唯一的一个劳动力已经是75岁的退伍老兵。高明顺家原有两个儿子是整劳动力，96年外出浙江打工双双死亡，现老两口也是60岁的老人，仍作为家中的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活动。
　　生产投入不足。农户购买生产资料支出人均仅为113元。比县县平均水平低232元。豆合成一家4人，九九年仅购化肥2袋，人均32元。由于肥料投入少，产出相应降低，造成恶性循环。
　　因病致贫。“黄金有价药无价”,对于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户家庭成员患病无疑是雪上加霜，箐口村返贫率高的原因与家庭成员中患病有很大的关系。在调查的10户，家庭成员患有各种疾病的家庭占有一半。如豆尚武家，大儿子豆兴林九九年外出打工期间患乙肝，花去治疗费高达7000元还未痊愈，今年外出打工到重庆，无奈旧病复发返回家中养病。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政府对贫困地区扶助的力量加大，西部贫困地区的社会基础设施条件有了及其明显的改善，以至于西部贫困地区与其他非贫困地区相比，许多重要的基础设施指标已经非常接近，有些指标甚至超过非贫困地区。例如，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这七个西部省区，是西部12省区中自然条件最恶劣，贫困程度最深的省区。虽然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13·4％，但是贫困人口却占到全国贫困人口的35％以上。然而这七省区贫困人口所在村有学校的比例竟然高达95％，在全国各类地区中高居榜首，而且远远高于全国非贫困地区的平均水平。与此类似，这些贫困人口所在村通公路的比例也高达92·2％，仅比非贫困人口地区的平均水平低3个多百分点。以整个西部12省区与东部10个发达省市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比较，这种差别给人的感觉也不是十分巨大（见表七）。这种情况经常使许多研究中国西部贫困问题的学者感到困惑。
　　但是了解了西部贫困人口所处的生态条件，可能就不会再有任何困惑了。因为导致西部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不是基础设施问题，而是自然禀赋的生态条件问题。虽然基础设施可以通过政府投资加以改善，但是大自然天然赋予的地形地貌条件却不是人类可以轻易改变的。

表七 1999年东、西部地区乡镇社会基础设施拥有率比较 （％） 

　　资料来源：2000年《中国西部农村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自然条件对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影响，还可以从西部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的平原县与非平原县的对比中表现出来。以粮食单产为例，1999年西部地区平原县每公顷播种面积的产量为5476公斤，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4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6％，甚至比东部10省市的平均水平也高出7％还多。从农民人均纯收入看，西部平原县仅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但比西部平均水平高出22％。说明即使在西部，只要自然条件较好 ，也不会产生贫困。
　　
　　二、中国现行反贫困政策的矛盾与反思
　　以上部分我们主要描述了中国贫困人口尤其是西部贫困人口的特点，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在本部分和下一部分，将探讨现行扶贫政策的局限性和所产生的矛盾。
　　（一）开发式扶贫政策的实施目标与效果
　　自新中国成立到1986年以前，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是对特殊贫困人口群体，如城市中的困难户和农村中的“五保户”实行社会救济。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城乡人口中原有由于体制原因而产生的贫困迅速消失，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到具有共同自然环境特征的特定地区。因此从1986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从救济式扶贫，转向以促进特定地区贫困人口提高自我发展能力的“开发式扶贫”政策。这种扶贫政策最显著的特点是：
　　第一，扶贫的对象是特定的贫困区域；
　　第二，强调通过扶助贫困地区，乃至贫困村、贫困户就地提高生产能力来脱贫。
　　以上这两个特点，实际上也决定了这种扶贫政策的第三个特点，即开发式扶贫所“开发”的产业，只能是以农业为主，因为贫困地区本来就不可能是非农产业发达地区，而且以单个贫困农户为生产扶持对象，也只能主要扶持他们发展农业生产。
　　这种政策从国家扶贫资金的用途上具有集中体现。例如，1999年中央及地方政府投入的各类扶贫资金总额为260·17亿元，当年实际使用额为223·82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及相关的农田基本建设方面的资金总额为126亿元，占56·3％，用于工业、运输业、贸易和餐饮业等其他产业方面的资金总额为54·49亿元，占24·3％，其他用于道路修建、饮水工程、卫生与教育方面的资金总额为43·42亿元，占19·4％。可见，国家扶贫资金的主要用途是在帮助贫困地区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方面。
　　从“开发式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特别是自90年代以来，中国西部地区总体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但农业生产的确是取得了显著发展。在整个80年代，西部地区农业产值的增长速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24·8％略降到1990年的24·6％，但是到1999年却又上升到24·9％。80年代，西部地区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入90年代这种趋势更加明显，1991～1999年，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了5·4％，而西部地区则增长了14·1％。从粮食生产看，在80年代初期，西部12省区产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是26％，到1990年下降到25％，但是进入到90年代，1991～1999年，全国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30·5万公顷，而西部的粮食播种面积却增加了222·4万公顷，因此到1999年西部粮食产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又回升到26·3％，这9年中西部地区在中国新增粮食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更高达35·5％。进入90年代，西部省区在农业生产条件方面也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1985年，西部12省区农机总动力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为19·7％，1990年上升到20·6％，1995年又上升到20·9％；机电排灌面积在全国所占的比重，1990年为13·1％，1999年上升到14·7％；化肥施用量在全国所占的比重，1990年为22％，1999年上升到23·8％；农业薄膜使用量比重从1995年的23·9％上升到1999年的29·9％；同一时期，农药的使用量比重也从14·2％上升到15·2％。
　　进入90年代后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与这一时期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有一定关系。针对1992、1993年中国粮食连续两年大减产，全国粮食出现巨大缺口并已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的情况，国务院于1994年提出，“实行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负责制，负责本地区粮食总量平衡，稳定粮田面积，稳定粮食产量，稳定粮食库存（见国务院《关于深化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的通知》1994年5月9日）。以后，1995年3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又在下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作好199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再次强调必须由各级政府，特别是省一级政府承担起当地粮食供求平衡责任的“省长负责制”。因为中国主要的缺粮省份如果不包括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外，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而这一政策提出的时间与国家“八七”扶贫计划的提出几乎是同时的。所以这一政策措施与国家的扶贫政策的实施，实际都强化了西部有关省份在当地开发农业的意识。
　　1986年以来，开发式扶贫的政策的确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效，尤其是“八七”扶贫计划实施以来，中国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几乎比自1979年至实施这一计划之前15年的平均下降速度高出一倍。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995年的1117元增长到1999年的1730元，增长了55％。从人均粮食占有量看，根据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与健康要求，一般认为中国人均占有粮食320公斤是最低界限，400公斤为相对满足标准。1980年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是327公斤，西部12省区平均是294公斤；1985年全国平均水平是361公斤，西部是315公斤；1990年全国是393公斤，西部是348公斤，这一年，中国从总体上接近粮食满足标准，西部则开始超越最低标准；1998年全国平均水平是412公斤，西部是388公斤，虽然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但已开始向相对满足标准迈进，也是开发式扶贫成果最集中的体现。
　　（二）开发式扶贫政策的矛盾
　　然而，当我们为中国贫困人口迅速脱贫而感到振奋的时候，却对9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总体质量的迅速下降越来越感到忧虑。90年代末期，以黄河断流、长江洪水、沿海赤潮与内蒙古、北京地区越加频繁的沙尘暴为标志，说明现阶段中国生态环境的恶化已具有加速趋势，并可能已临近危及人类生存的质变点。
　　例如，黄河从1972年出现断流现象以来，断流频率越来越高，断流河段越来越长，断流天数也越来越多。在整个70年代，黄河共有6个断流年份，断流天数共86天。到80年代共有7个断流年份，共断流105天，进入90年代，1991～1999年是年年断流，累计将近900天，而且不仅在山东境内断流，还延伸到河南境内。其中1997年的断流时间竟长达226天，黄河在山东境内实际已经成了季节河。
　　黄河断流问题与黄河中上游地区越加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密切相关。从建国初到1994年以前，中国水土流失面积从153万平方公里增加到179万平方公里，年均增加7400平方公里，而1994年以后到目前，水土流失面积已扩大接近国土面积的五分之一，每年新增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而水土流失面积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
　　情况同样严重的还有土地的荒漠化问题。在50～70年代，中国土壤沙化面积年均增加1560平方公里，70～80年代增加到年均2100平方公里，而90年代以来已增加到年均2460平方公里。而中国荒漠化土地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
　　另据报道，浑善达克沙地是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东部的四大沙地之一，处在华北平原正北方。该沙地已成为距离北京和天津最近的一大沙尘源区。据调查资料和卫星图片分析，半个世纪以来，浑善达克沙地的沙漠化土地增加700多万亩，特别是流动沙地从1960年的26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50万亩，平均每年增加10万亩，90年代的十年间每年增加21万亩，扩展速度惊人，比前30年的扩展速度增加了一倍还多，目前正以每年1.8公里的速度向南推进，逼近京津。
　　关于近年来中国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已有许多专门论述，不是本报告分析的主题。本报告所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开发式扶贫政策急速推进的时期，会出现中国生态环境尤其是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
　　恶劣的生态环境和贫困经常是伴生现象。因为特定的自然环境只能承载某一特定数量的人口，如果人口数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就会由于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索取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导致贫困。如果人口继续增长，对自然环境过度索取的程度就会进一步加大，贫困也会进一步加深，就会在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产生恶性循环。
　　中国西部以非平原面积为主体，西部12省平均，平原面积比重不超过7％，但却仍然承载着3·6亿人口。如果除去自然条件过于严酷的高寒和荒漠地区，西部以高山和丘陵为主的地带，每平方公里承载的人口超过100人，显著高于联合国规定的每平方公里60人的国土最高承载标准。美国和欧洲的版图与中国接近，但美国的平原面积比重超过70％，欧洲为56％，而美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为21人，欧洲为32人，由此可见中国西部地区人口对自然与生态环境的巨大压力，而西部地区成为中国贫困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也就毫不奇怪了。
　　中国西部人口对当地生态环境的超量索取并非始于近期。例如西北地区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可追溯到中国两千年以前的古代社会。殷周时期，中国人口只有数百万，但是到西汉初检视天下人口时，已超过四千万。汉武帝时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尤其是天朝近畿地带已聚集了超过200万以上的“流民”，这些“流民”就是相对于土地承载能力的过剩人口。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汉朝廷连年对外大举用兵，向北向西拓展疆土，正所谓“边廷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见唐·杜甫《兵车行》）。之后则向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实行大规模移民垦殖，使这里原本水草丰茂的草原和茂密的森林被大片农田取代，农牧区界限一度移至阴山以北，但开垦造成了土壤侵蚀和水土流失，并导致黄河下游水患频仍。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人口锐减，移民垦殖相应停止，至东汉初期，农牧边界南移至战国后期的状态，流入黄河的泥沙显著减少，黄河下游得以长期免受水患之灾。至唐安史之乱后，农牧界限再次北移至河套以北，大片草原又变为农田，水土流失再次加剧，黄河下游水患相应增多。五代、两宋、至元明，农牧界限游移于陕北和内蒙古之间，清乾隆年间，中国人口从清初的一亿猛增到4亿，人口压力迫使农牧界限逐渐推移至阴山以北，这时整个内蒙古草原全部被辟为农田，水土流失、土壤沙化与黄河水患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中国成立后，人口从建国初的5亿逐渐增加到12亿，达到中国历史上的新高度。西北地区人口也从建国初的1·2亿增加到目前的3·5亿。人口增长，产生新的需求，只能加剧对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索取。例如内蒙古自治区自建国以来曾三次大面积开垦草原，致使土地在干旱及强烈风蚀下逐年减少，而畜牧业又单纯追求产量和存栏头数，延长生产周期，超载放牧，导致草场破坏和退化。
　　
　　专栏2：内蒙古草原的过牧、过垦与沙尘暴
　　
　　2001年1月1日早上7点半左右，一股强劲的西北风把一批黄色的粉末吹进了北京。媒体惊呼：北京新世纪第一天就刮起了沙尘暴！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杨根生指出，这是近十年来我国在一年中发生时间最早的一次沙尘暴。频率加快、间隔变短、强度增大已成为沙尘暴的新动向。而受风沙天气影响的地区，也由西北、华北一路向南扩展，甚至波及到长江以南省份。
　　风是从内蒙古吹来的，沙呢？尘呢？天灾还是人祸？
　　沙尘暴古已有之，内蒙古的牧民称之为“黄毛风”，但它的频繁发生则是近年的事，这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经过有关部门实地调查，造成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冷空气移动路径，主要有3条：从内蒙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入境的冷空气，一路越过贺兰山，经包头、呼和浩特吹向北京(西路)，另一路沿巴彦淖尔盟、包头、乌兰察布盟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向东南方向移动，影响北京及周边地区(西北路)。北路冷空气则从贝加尔湖和蒙古国中部、我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经浑善达克沙地南下影响北京。
　　对造成2000年春北京地区9次沙尘天气的冷空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有8次是西路和西北路径，1次是北路路径。对北京影响最大的是额济纳�巴彦淖尔盟�包头�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这路冷空气。它途经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库布齐沙漠、浑善达克沙地等大的沙地沙漠。
　　那么，影响北京地区的沙尘是不是主要来自这些大沙漠呢？
　　气象部门的一位专家说，卫星云图上灰蒙蒙一片随冷空气移动的主要是尘，因为沙重，升不了空；尘则风一吹就上了高空，能随风飘上几千公里。所以“不远万里”从内蒙来到北京的，主要都是尘。只有离北京不到20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的少量细沙能吹到北京。
　　像腾格里、巴丹吉林这样的大沙漠，存在已几百上千年了，狂风年复一年地在这里肆虐，能吹走的细沙和尘土，基本上都吹走了。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尘土并非来自大沙漠腹地，而是主要来自沙漠边缘正在沙化的草地、耕地、抛荒地。
　　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东西居延海近年因为黑河断流而干涸，湖底淤泥干化后变成沙尘暴的主要沙尘源。
　　而西北路冷空气经过的阴山北麓是巴彦淖尔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的农牧交错地带，正是过度开垦、放牧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植被退化、草场沙化最为严重的地区。正在沙化的土地提供了足够多的沙尘源，使得沙尘暴一路加强。
　　“造成沙尘暴的原因中，人为活动占了70%。”内蒙古自治区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文斌说。他说，人为活动主要包括过度放牧和草原开垦。
　　目前，内蒙古全区的牲畜存栏数超过7000万个羊单位，而整个自治区草场的理论载畜量只有4000多万个羊单位，在部分地区，草场超载率超过300%。近年，因为山羊绒涨价，牧民养山羊的积极性提高，存栏数迅速增加。山羊的适应能力比绵羊强，但对草场的破坏能力则是绵羊的20倍。在毛乌素沙地边缘，经常可以看到一群鄂尔多斯细毛羊在地上啃，它可以把最后的一点草根从土里刨出来。
　　不规范的垦殖是另一种大的破坏。六七十年代，数万知青开进锡林浩特大草原开荒种地，对草原植被造成了不可估量的破坏，相当多的耕地后来成了亩产不足百斤的低产田，60多万亩耕地被迫弃耕。直到近年，这样的开垦仍在继续，1995、1996两年，因为粮食涨价，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又掀起了开荒热潮。如今，这片内蒙古最美丽的草原也面临着沙化的威胁。
　　“杀牛羊，保北京”，每年北京风沙一起，这样的呼声就随之而起。在内蒙人听来，这样的声音多少有些刺耳。因为畜牧业是内蒙古的经济支柱之一，不仅牧民要靠多养几头牲畜发家致富，内蒙古的几大明星企业伊利、蒙牛、鄂尔多斯等也是畜牧业的下游产业。据统计，2000年，内蒙古的牲畜数量不仅未减，反而增加了31%，牲畜总增加头数达2553万头。内蒙提出了“增畜增草，提质提效”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说，牲畜的数量还要增加！
　　资料来源：2001年4月8日南方网
　　
　　新疆曾有许多湖泊，50年代初期新疆的湖泊面积还有9700平方公里，但是由于围湖造田、过度开垦土地和过度引水灌溉，到70年代中期湖泊的面积减少了50％还多，罗布泊、玛纳斯湖、艾丁湖和台特马湖等相继干涸。塔里木河下游的年均来水量60年代还有11亿立方米，但到80年代后期已不足3亿立方米，下游近四分之一的河道已经干涸，使原来全长1320公里的塔里木河缩短了200公里以上。
　　长江上游地区在50年代森林覆盖率还高达30％，但是由于人口增多，大片茂密的森林被辟为农田，加上长期实行不适当的森林工业政策，致使长江上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锐减，到80年代已下降到10％。长江上游地区高山峡谷纵横，农田坡度一般在20度以上甚至更高，许多农田几乎是贴在壁立千仞的山崖上，农民在这样的田地上耕作需要在腰间拴上一条绳子，从山顶上攀下来。将这样的土地伐去树木，辟成农田，自然谈不到任何水土保持，只能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正是如此而不断加剧，使在60年代还水清如许的长江逐渐变成了中国的第二条黄河，也是导致1998年长江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的原因。
　　云贵高原上分布着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高原，高原上由石灰岩组成的石山广布，这里的生态环境长期受到石漠化威胁。石漠化即喀斯特荒漠化或石化，与中国西北一带沙漠化现状相似，是土地劣化演变的极端形式之一。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原本就有大面积的碳酸岩分布，又由于不断地开荒种地，破坏了原有植被，需千万年才能形成的瘠薄土层经风吹雨打迅速流失，最后地表只剩下不能种任何植物的石块。但就在这一地区，建国以来人口增长却始终快于全国其他地区，致使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成为中国生态环境最为危机的地区。以贵州省为例，建国后50年来，人口年均增长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个百分点，1999年人均经营耕地面积比地少人稠的东部10省市平均值1·43亩还少四分之一。而为了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该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自建国以来，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
　　中国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正是立足于西部生态环境已经遭受长期破坏这样一种背景，出于扶贫的目的对西部地区加大开发农业生产的力度，的确提高了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但也具有刺激了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进一步增加对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等负面效果。从自然环境方面看，一旦被人类破坏到特定程度，大自然就会丧失自我修复功能，不仅环境的恶化会加快发展，而且扶贫政策所取得的成果也很难长期巩固，就是所谓“返贫”问题，例如世行“秦巴”扶贫项目中，1998～1999年的脱贫农户比重为8％，返贫农户却高达11·5％。这正是开发式扶贫成就何以会与生态环境恶化加速相伴而来的原因，也是继续实施这一政策所面临的最大矛盾。

表八 西部地区人口增长与全国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重庆数字含在四川中。
　　　
　　专栏3：重庆市山区县“返贫“现象透视
　　
　　“返贫“是指某些地区或某些阶层的贫困人口在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了贫困的现象。“返贫”现象的存在，部分抵消了人们为减轻贫困所作的努力，从而延缓了人类缓解贫困的进程。
　　1990年10月，地处重庆市东部武陵山区的涪陵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的报告称：1990年6月以来的特大旱灾持续时间长，使本地区返贫率达42%，其中武隆县高达57%。此后，1991和1992年，涪陵地区连遭大旱。据1992年来自4个县（市）的灾情报告，各县的返贫均在50%以上。1993年11月，涪陵地区扶贫开发办公室的灾情报告，详述了4县（市）因遭低温阴雨灾害返贫的情况：据对全区12个重点贫困乡的随机抽样调查，涪陵市以粮食占有量计，返贫率为49.5%，丰都县返贫率为51.9%，武隆县高达73.3%；南川县对受灾最重的两个乡三个村的31个建卡贫困户的调查表明，返贫率为100%！地处南部乌蒙山区的古蔺、叙永量县，由于遭受1991-1993年连续旱灾的影响，返贫率均在50%左右。秦巴山区的平昌县，1993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减产31.5%，以贫困户数贫困人口计算，返贫率分别为90%和85%，重灾的笔山镇农区，返贫率达95%。此外，还有许多因遭受风暴、洪涝、冰雹、大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返贫的情况。
　　---“天灾”背后；返贫深层原因探究
　　“天灾”即自然灾害，是导致四川盆周山区贫困的直接原因。但同时，它又是一种结果，即生态失衡的结果。事实上，在四川盆周山区，存在着两个贫困的恶性循环，即人口的恶性循环和生态的恶性循环，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但由于长期经来对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利用和人口急剧增长，生态环境正形成日益恶化之势。粮食短缺迫使人们毁林开荒，使森林资源不断减少，导致总体气候异常，洪涝和灾害频繁发生。四川全省的森森覆盖率由建国初期的19%下降到12%，主要发生在盆周山区各贫困县范围内。水土流失日益加剧，1982年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面积比1957年增加一倍，增加的部分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四川省境内。人口的恶性膨胀造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失衡,是致贫的总根源，同时也是返贫的最终原因。此外，还有国家宏观政策和扶贫投入不足方面的原因，其中很值得重视的一点计划生育政策措施与扶贫政策措施不配套。超生贫困户既是扶贫对象，又是超生受罚对象，使扶贫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处于对立之中，这也是贫困地区人口增长快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95·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报告》
　　
　　（三）保护生态环境政策如何兼顾西部农民脱贫问题
　　政府在制定开发式扶贫政策的时候，并非没有考虑到在中国特定的贫困区域都是自然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的区域，因此制定这一政策隐含的背景是认为，中国在较长时期内都不具有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流动的可能性，认为发达地区的人口也已经饱和，难以承载贫困地区的转移人口，所以只能支持贫困地区的自我开发与经济增长来实现脱贫。
　　所谓环境是“环人之境”，没有人，生态环境再好也没有意义。倘若生态环境仍能承受，西部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又没有其他出路的时候，生态就只能被牺牲，这就是产生开发式扶贫政策的内在逻辑。
　　这种逻辑当然很有道理，但当这种政策实施的结果使生态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破坏了可持续发展前景的时候就必须重新考虑了。政府在这方面的调整，首先是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提出了要开发生态环境的目标，进而提出了“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任务。２０００年全国已有１７个省（区、市）开展此项工作的试点，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批准在２００１年继续进行退耕还林还草试点。试点任务分别为退耕地造林种草５００万亩，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７４０万亩。包括２０００年完成任务的政策兑现在内，中央将投资３６亿多元，补贴粮食１９亿多公斤。２００１年试点范围比２０００年适当扩大，涉及２０个省（区、市），其中新增试点县３６个，主要是湖南省的洞庭湖流域、江西省的鄱阳湖流域、湖北丹江口库区、辽宁西部风沙区、广西红水河梯级电站库区、陕西延安地区、新疆和田地区。试点工作将继续实行＂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扶持政策。对退耕农户按所还经济林和生态林的不同，分别给予５年和８年的粮食、现金补助，对于退耕地还林还草和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种草给予一次性种苗补贴。
　　实际上，自中国古代以来，西部地区的人民就不断在探索如何解决好摆脱贫困与保护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关系。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更是创造出一套发展“生态农业”的经验。例如象宁夏西海固这样的干旱山区，就创造了“山顶戴帽、山坡缠腰、山脚穿鞋”的经验，即在山顶种植生态林，在山腰种植经济林，在山脚造水平梯田和人造小平原，结果是农民虽然减少了耕地，却增加了收入，水土保持的程度也显著提高。但类似的生态农业建设，若推而广之却又行不通了。因为保护生态还要兼顾脱贫，农民由此退耕还林主要“还”的是经济林，这是农民补充退耕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如果经济林增长过快、过多，必然会由于供过于求使价格下跌，甚至无法弥补农民发展经济林的生产成本。例如前些年陕西农民发展出“百万亩苹果园”，但价格却迅速从当初的每斤3元钱下跌到两、三角钱，最低时竟跌到每斤5分钱还没有人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现在有关部门针对在退耕还林后农民主要栽种经济林的情况，提出生态林在退耕后所占的比例必须达到８０％，那又怎样使农民摆脱贫困呢？
　　目前制定的退耕还林、还草的补贴标准，为每亩退耕田补贴为200斤粮食和20元现金。根据国家统计局对退耕还林、还草情况的调查，退耕还林还草对少部分农民的当前收入有减收影响，但大部分农户的生活水平不会下降。从农户的典型调查看，退耕前人均耕地3.1亩，人均退耕地1.3亩，国家补助的钱粮大约相当于上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20%，与农民因退耕而减少的收入大体相当，因此退耕还林、还草不可能成为西部农民的增收措施。
　　目前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对象，是农田坡度在25度以上的耕地，大约有1亿亩，主要集中在西部。但如果要彻底改变西部地区的生态面貌，15度以上的坡耕地可能都需要退耕，这部分耕地也主要集中在西部，大约有3亿亩，以上两类坡耕地共占西部12省区耕地总面积的55％。1999年，西部地区平均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的耕地面积为5·1亩，退耕1亿亩就意味着西部要出现2000万剩余劳动力，退耕4亿亩就意味着将出现近8000万剩余劳动力，相当于目前西部地区农村农业劳动力的70％，那么这些退耕农民新的生产生活出路何在呢？
　　退耕过程当然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西部地区未来的工业化、城市化会否能够吸纳退耕后所产生的剩余人口呢？90年代平均，西部人口增长率为1·1％，按此推算，到2020年人口总数为4·5亿人。1999年西部地区城市化率为20％，按近10年西部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推算，未来20年城市化率将提高到接近40％，但届时农村劳动力总量仍不低于1·4亿人，与目前的规模相当。看来，如果没有城市化的跳跃式推进，很难达此目的。
　　西部地区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劳动力剩余问题本已十分很严重。据报道，每年从宁夏闯入内蒙古草原搂发菜的农民高达10万人，破坏草原1·9亿亩，其中6000万亩已经沙化。还有关于大量人口闯入新疆挖甘草、闯入黄河、长江源头挖虫草，严重破坏当地生态环境的报道。退耕还林工作刚刚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有关退耕农民为了找到新的“创收”门路，不管不顾地到处挖沙、凿石、烧石灰、采油气、采矿石，形成对生态环境新破坏的大量反映，如果退耕工作继续推广，而解决西部地区的人口贫困问题又没有其他的出路，果真能够达到保护西部生态的目的吗？
　　
　　三、城市化与相对贫困问题
　　按照低于人均消费水平40％的人口即为相对贫困人口的界限，西部12省区的农村人口全部在相对贫困线以下。即使以全国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为标准，甘肃和西藏也在平均标准的40％以下。
　　中国改革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与沿海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当东、中部地区贫困人口迅速减少的时候，西部贫困人口的下降速度却显著低于东、中部地区，目前又主要是在西部地区推广退耕还林还草，而国家对退耕农民的补贴仅停留维持退耕农民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即使今后国家的补贴标准还有可能提高，但可能也仅限于保证退耕农民的基本温饱，换句话说，退耕还林只能使西部农民摆脱绝对贫困，不可能摆脱相对贫困。由此而言，西部地区退耕还林面推得越广，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停滞的势头就会越明显，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也会因此而进一步拉大。
　　各国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摆脱相对贫困的唯一出路是农村人口的工业化、城市化，因此西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的前景，也就是西部农民摆脱相对贫困的前景。本章将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
　　（一）中国西部农村的人均收入结构与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
　　1999年，西部12省区农民纯收入为1729·71元，与东部10省市农民纯收入2667·31元相比，少937·6元，低35·1％。农民纯收入分为两大类，一是基本收入，包括劳动者报酬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个主项，二是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见表九。

表九 东、西部农民纯收入结构对比（1999年、元）  　 纯收入 一、基本收入 1、劳动者报酬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由上表可见，东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的主要差距在劳动者报酬收入，其他则大同小异。如果该项收入与东部地区农民一样，则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与东部地区几乎只相差1％。
　　劳动者报酬收入，是指农民受雇与单位或个人所获得的收入，也即出卖劳动所获得的收入。这类收入一般发生在农业生产之外，是农民在本地集体组织和各类企业劳动中所得到的收入，以及到外地打工所获得的收入。因此，这类收入的多少，首先与当地的乡村企业发展情况有关，其次是与农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有关。资料显示，东部地区的农民从当地集体组织劳动中所获得的收入在劳动者报酬收入中占23％，外出打工收入占17％，其他接近60％是在当地企业劳动中获得的，而西部地区农民从当地集体组织中获得的收入占18％，从外出打工获得的收入占33％，从当地企业获得的收入只占不到50％，见下表。

表十 东西部农民劳动者报酬收入结构比较（1999年，％）

　　注：1、“从其他单位劳动得到主要指外出打工收入；
　　2、表中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分地区劳动者报酬数字，以东、西部各
　　省、市、区的农村劳动力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得到。
　　
　　结合9、10两个表可以清楚的看出，东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两地农民从当地企业劳动中所获收入的差距造成的。从绝对额看，两个地区劳动者报酬的差距有3·7倍，而从企业得到收入的差距则高出4·5倍，如果不是西部农民从外出打工获得的收入较多，则东西部农民收入的差距会更大。
　　因此，东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主要是由两个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差距造成的，这也可以从两个地区乡镇企业的一系列指标对比中很清楚的显示出来。
　　表十一中显示的数字说明，企业个数和乡镇企业职工人均工资看，东西部地区的差距并不大，差距主要在两地乡村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在工业产值的差距方面。两个地区乡镇企业总产值相差43657亿元，而乡镇工业总产值相差了40755亿元，相当于全部产值差距的93·4％。

表十一 东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主要指标对比（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