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西部地区的反贫困问题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 王建

　　资料来源：《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9。中国农业出版社。
　　
　　那么为什么东西部农村之间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工业发展差距呢？用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来解释并不能说清楚，因为差距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一般认为，城市是工业的载体，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在中国，近20年来由于采取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存在城市化相对于工业化滞后的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农村工业的发展可以脱离城市工业而自成体系，相反，绝大部分农村工业都是城市大工业的附属和延伸，都受城市工业辐射能力的影响。因此研究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情况以及与农村工业发展的关系特点，才能找到西部农村工业发展滞后的原因。
　　（二）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及其对工业结构的影响
　　到1999年，全国共有城市667个，其中西部地区有121个（由于资料原因不包括内蒙、广西的西部10省区数字）。以市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来衡量，199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3·21％，而西部为26·12％，大体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如果以城镇非农业人口来衡量，情况基本一致。

表十二 1998年西部城市化发展情况 （个，％） 

　　资料来源：《我国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研究》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不包括内蒙、广西。
　　
　　西部地区不仅城市化率低于全国水平，其城市化的推进速度也慢于全国。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从1988年到1998年全国从20·5％上升到25·1％，西部地区从16·0％上升到19·1％；以市区非农业人口比重来衡量，全国从1988年的12·9％上升到18％，西部从8·8％上升到11·6％，以城市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全国从1988年的27·7％上升到44·5％，西部从19·7％上升到30·4％。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衡量，西部地区与全国城市化速度的差距都大于30％。
　　西部城市化速度的差距也反映在城市数量增加方面。中国现有的668个城市有70％以上是1978年以后设立的，这些新增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而西部年均增加城市的个数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十三 1978年以来中国三大地带城市数量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肖金成、史育龙《中国地区经济回顾与发展》。
　　中国物价出版社1999年出版。
　　
　　西部地区城市的另一个特点是，市区人口超过2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个数所占比重高于全国水平。1998年，全国特大城市在全部城市中所占的比重为1·8％，而西部为2·5％。如果从城市人口比重看就更加明显，1988～1998年，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从40·78％下降到36·4％，而西部同期从40·58％上升到41·31％。此外，西部地区小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也明显高于全国，1998年，全国小城市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20·3％，而西部地区为24％。从城市个数看，1998年全国2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所占的比重为56·4％，而西部地区为63·6％。
　　西部地区以特大城市和小城市为主的特点，与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联系。前面已经说过，西部地区的地理位置处在中国“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这里山川纵横，地貌起伏剧烈，因此少有大面积的平原。中国平原面积只占12％，其中90％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的三大平原地带，因此在沿海地区可以看到连绵不断的巨大城市带，但在西部地区由于地貌条件却很难看到。这种情况在西南地区尤为突出，因此在西南地区少有的平原面积上，城市的集中程度以及特大型城市出现的比率，甚至比沿海许多地方都高。例如位于四川盆地底部的成都平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平原，面积虽然只占四川全境的1％，却集中了全省92％的城镇，在成都平原平均每平方公里有38·5个城镇，1·8个城市，是我国城镇最密集的5大地区之一，其中，西部地区人口超过200万的两个特大城市成都和重庆，就处在四川盆地的中心和边缘。可见，西部地区平原面积的分布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有多么巨大的影响。西部地区其他比较重要的城市，也大多分布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河谷盆地及绿洲地带。例如银川平原的银川，河套平原的兰州，关中平原的西安，以及新疆北部地区的乌鲁木齐等。
　　限制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还有水资源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西北地区。以每平方公里平均拥有的地表水计算，西南六省区为49·5万立方米，西北六省区仅为6·8万立方米，相差七倍以上。以水资源总量计算，西南六省区占全国的46·4％，西北六省区只占9·9％。从降雨量看，西南地区年均为1000～1500毫米，西北地区只有100～200毫米。西北地区的主要城市如西安、银川、兰州、乌鲁木齐等都属于中国严重缺水的城市，需水量已大大超过当地水资源的承载能力。西北地区由于缺水，严重制约了当地工农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城市化的推进。例如西安市在缺水高峰期间，约有700多家厂矿企业停产、限产，影响产值20多亿元。西北地区还是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最富集的地区，有许多城市就是围绕矿产资源开发而建立起来的，如新疆的克拉马依、甘肃的玉门等。但能源与原材料工业一般都是高耗水工业，例如一般生产一吨煤，需要1·5立方米水，石油开采和金属冶炼等也都需要大量水，但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河流黄河的平均径流量只有580亿立方米，而目前沿途取水量已高达500亿立方米，已没有更多的潜力了。
　　西部地区由于受到地形条件的限制，很难发育出广阔连绵的城市带，也就相应限制了城市功能的扩展。现代化城市一般都按城市带、城市群或大都市圈的模式发展。在城市带、城市群或大都市圈中，超大城市一般是都市圈的中心，主要功能是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心，金融、贸易中心，工业与科技产品的开发、设计中心和大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而中等城市一般是某一产业或多个产业的生产聚集地，具有专业化城市的特点，小城市则更多带有居住和消费功能。在每一个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根据各自功能特点，互相配套与补充，形成相对于其他城市群或都市圈独立存在的城市区域。例如日本的东京、阪神和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从生产与消费看，就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生产体系。据日本运输省1979年的统计，这三大都市圈当年的运输量，有98·5％是在内部发生的，三大都市圈之间的货物交流量只占1·5％。
　　如果城市难以按城市群或都市圈的规律发展，则城市之间的产业联系必然难以密切。这种情况在西部城市中看以看得很清楚。首先可以看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特点。

表十四 东西部地区工业结构特征比较（1999年，当年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中数字可以看出，西部工业结构中重工业所占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6个百分点，比东部平均水平高出了10个百分点。一般来说，重工业比重较高是工业化程度高的标志，从各国工业化的历史经验看，当重工业的比重超过50％时，说明一国的工业化起飞阶段，而到了工业化后期，重工业的比重一般都在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之间。所谓“霍夫曼系数”就是对这一规律的概括，该系数是指重工业对轻工业的比值，比值大于一，说明该国工业化开始起飞，大于二则意味着工业化接近完成。而从上表看，中国的“霍夫曼系数”刚为1·38，东部地区则只有1·2，何以工业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却高达1·8以上呢？而且，东部地区的人口只比西部多27·3％，工业产值却高出近5倍，工业化的差距如此之明显，更加突出了西部重工业发达的不协调性。
　　如果更具体的考察就可以看到，西部地区重工业的比重高，是因为其内部的采掘和原料工业所占比重高，如果以重工业产值为100％，在全国全部重工业产值中，采掘和原料工业所占的比重是49·5％，西部是60·9％，东部只有43·5％。所以，西部地区的重工业比重高，并不反映其工业化程度高，而是恰恰说明其加工产业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东部地区重工业的原料基地，是与东部地区展开原料与加工产业的分工。这种分工形态的产生，即有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原因，也有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难以展开完整工业布局和难以形成完整产业结构的原因。
　　西部地区城市经济的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产业结构特点，不可能不影响到本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见表十五。

表十五 东西部地区工业内部结构对比 （1999年，亿元）  　

      资料来源：《1999年工业统计年报》国家统计局

表十六 东西部地区乡镇集体工业增加值指标对比 （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乡镇企业年鉴》1999。中国农业出版社。
　　
　　
　　从上表看，西部地区农村工业中重工业所占比重，以及采掘、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与西部地区重工业的内部结构几乎一致，西部地区为39·2％，西部农村工业为38·7％。不同之处在于，西部农村工业中采掘工业所占比重更高，比西部地区高出1倍还多。如果把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和重工业中的加工业合并为加工业看，上表中的数字说明，东部地区农村工业产值中加工业所占的比重高达87·2％，而西部地区仅为61·3％。而只有加工业具有附加值高和劳动密集的特点，加工业发展了才能吸收大量劳动力和提高工作水平。所以，西部地区农民的劳动者报酬收入低，是与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城市化水平，及由此而产生的工业结构特点密切相关的。
　　（三）西部地区城市化前景及其摆脱相对贫困的矛盾
　　城市是工业的载体，而平原是城市的载体，既然西部的城市化前景决定着西部人口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走上工业化、现代化和富裕道路的前景，研究西部人口如何摆脱相对贫困问题，就必须研究西部的城市化道路与西部平原面积的关系。
　　中国的国土面积虽然与美国相近，但美国由于人口相对稀少和平原面积广阔，人均城市占地和道路占地都很多。日本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得多，但是在平原面积狭窄这点上与中国十分相似，所以未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对平原面积的需求，很可能与日本极为相似。

表十七 中、美、日主要城市化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世界银行〗、《美国经济统计手册》〖时事出版社〗、《战后日本经济社会统计》〖航空工业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美国与日本为1992年数字，中国为2000年数字。
　　
　　显然，由于国土资源条件不同，当美日两国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他们的城市化模式是很不一样的。美国由于人均平原面积广，是采取了全国性分工的模式，而且以中、小城市为城市群的主体，因此人均城市占地面积大，交通道路的人均占地也多。而在日本，由于平原面积只是美国的3％，所以只能采取尽量减少占用平原面积的模式，因此采取了大都市圈的城市化模式，城市之间由于经济交流量小，相应减少了对道路占地的需求，而且大城市多，人均城市占地相应减少。
　　以上的比较说明，中国的城市化只能采取日本模式。否则，如果采取美国模式，按美国的人均城市和道路占地计算，当2020年中国达到15亿人口，其中城市人口达到60～70％时，中国全部的平原面积和耕地都被城市和道路占用掉还不够。
　　根据1996年中国耕地普查情况，中国目前现有耕地约19·5亿亩，西部12省区耕地有7·44亿亩，约占38％。如果从保护生态出发，从长期看需要将坡度在15度以上的耕地全部退耕，则所余下的平耕地还有3·5亿亩左右，这些耕地大都处在平原地区，而平原也是西部未来推进城市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即使不推行退耕还林还草，城市也不可能建在山上而只能占用平地。
　　如果按日本城市化模式推测，如果到2020年西部人口达到4·5亿，并且城市化率达到40％，则城市人口将达到1·8亿人，相应地，城市需要占用平地3100万亩，减去目前占西部城市占地700万亩，需新增占地2400万亩。按人均道路占地90平方米计算，需占地6100万亩。道路作为联系城市间经济交流的通道，不会全部占用平原面积，按40％需占用平原面积，又需占用2400万亩。两项合计，到2020年共需新占用西部地区的平地资源约5000万亩。如果城市化率提高到60％，新占用的平原面积将要增加到7000万亩以上。再往长远看，如果到2020年以后更长的时期，西部人口增长到5亿，城市化率上升到75％，即到西部地区基本上完成工业化，并且彻底摆脱贫困的时候，与现在相比需要占用的平地资源将增加到1亿亩甚至更多，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另一个基础――农业对耕地的需求如何解决呢？这个矛盾在西南地区将更加突出，因为西南云、贵、川三省的人均平原面积只有300平方米多一点，如果每一个新增城市人口需要新增占用200平方米以上的平地，就意味着这三省城市化完成之日，就是该地区的平耕地资源基本上被城市化、工业化占用光之时。
　　到2020年如果西部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000美元，人均粮食需求将达到500公斤，4·5亿人口对粮食的总需求就是2·5亿吨。如果包括退耕还林还草和城市化对平耕地的需求，西部地区的耕地可能只能剩下2·8～3亿亩。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有关专家的测算，西部大多数省区每亩耕地粮食的最大产出可能不超过400公斤，如此，3亿亩耕地能够提供的粮食总量只有1·2亿吨。农田不可能只种粮食，即使按粮食播种面积占到80％计算，西部地区的粮食总产量也超不过1亿吨，那么西部人口的吃饭问题又如何解决呢？而不解决人口的基本生存问题，又何谈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富裕等这些话题呢？
　　（四）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妇女问题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人口近1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汇总数字，祖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5940万人，占总人口的91.59%；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0643万人，占总人口的8.41%。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11692万人，增长了11.22%；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523万人，增长了16.70%。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目前中国有635个少数民族县，其中有596个在西部省区。
　　在国家“八七”扶贫计划所划定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贫困县共有257个，占总数的44％，少数民族贫困人口在全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超过了40％，考虑到少数民族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还不到10％，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问题是比较突出的。

表十八 1999年西部地区民族县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西部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西部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山区、风沙化地区和干旱地区，因此西部少数民族的贫困原因，与西部其他贫困人口的贫困原因一样，也是与当地恶劣的自然条件密切联系的。
　　自中国古代以来，在汉民族的形成与扩张过程中，少数民族不断被迫向边缘地带迁移，向北退缩到400毫米等雨量线以北，及长城沿线以北地区，向南退缩到南海岸线和西南科斯特地区北缘，向西退缩到中国的第二、第一台阶地带，这就是中国少数民族的分布与西部贫困地带重合的历史原因。必须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并不是整体上处于贫困状态，尚有60％以上属于非贫困人口。1999年，西部少数民族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725元，与西部平均水平1730元基本相等。少数民族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234·9元，而西部地区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为1242元，也是基本接近的。
　　与其他贫困人口相比，少数民族贫困人口的致贫因素确有其特征，这不仅表现在由于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与汉民族有较大差别，甚至是巨大差别，而且表现在许多西部少数民族所处的区位与西部地区的汉民族相比更加偏远和恶劣，这些地理、风俗、文化方面的特征，使他们难于与其他民族交流，难于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教育素质，也更难参与进入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现代经济活动，这是他们的贫困发生率持续高于同一地区的汉民族，且难以迅速下降的重要原因。
　　与相对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贫困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更加低下。这主要是因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使西部地区妇女为获得燃料、水和饲料等家庭生活必须的资料，必须付出更多时间。不良的营养和医疗条件，也使西部妇女为抚养孩子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承受更大的压力。不仅如此，当地匮乏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过多的人口，迫使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必须到外地去寻找工作机会，虽然没有直接可以引用的数字，但是从西部地区农民纯收入中外出打工收入比重，几乎比东部地区高出近一倍这一事实看（见表10），西部地区农民家庭中外出打工的人数，肯定大大高出中国其他地区。而外出打工者绝大多数是男性，这就使留在家庭中的妇女必须承担起比其他地区妇女更多的劳动负担。
　　
　　四、关于西部彻底摆脱贫困新的思路、战略与政策探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尽管已经取得了伟大成绩，但是随着条件变化，必须寻找新的战略，制定新的政策。
　　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都与西部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有关。因此，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无外乎两个选择，即一是将人口迁移到自然条件好的地区，二是改变当地的自然条件。本部分试图从这两种思路出发，对未来的扶贫战略与政策谈一些初步意见。
　　（一）向东、中部地区转移西部人口
　　中国90％的平原面积集中在东部地区的三大平原，即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前面的有关分析指出，工业化与城市化对资源的要求，除了资本和劳动力以外，平地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在我国广大的山区地带，依靠发展农牧林业解决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有可能，但是要进入小康阶段，乃至缩小同东部平原地带的经济发展差距，却受到地形条件的严重制约，而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归根到底是要靠走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道路。
　　西方国家解决地区经济差异的成功作法是利用财富的转移支付，这种作法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欧美各国都不缺少平原资源，所缺的只是资本。这种作法对促进我国东部和中部那些平地资源相对较多的地区的发展将会有明显的作用，因为我国这些地区的条件与美国西部和南部地区有某些类似，但是用在我国山区的贫困人口上面，尤其是山区人口最多的西南地区，成效就不会那么显著，因为即使投入了资本而无土地资源配合，还是不可能形成工业生产能力。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西南部地区的农业也出现了较显著的增长势头，但是并未象东部地区那样随之出现了农村工业化的高潮，反而出现了巨大的“民工潮”，西南地区的人口虽然还不到全国人口的20％，但据有关资料，西南地区跨省流动的民工约占全国的40％以上，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难以使在农业生产中形成的原始积累与当地的平地资源充分结合，进行工业化建设，而只能采取人口流动的方式，与其他地区的平地资源相结合而走入非农产业。所以，解决西南地区的人口贫困和经济增长差异问题，关键不在于对这一地区转入资本，而在于从这一地区向外转移出人口，只有如此才能找到解决贫困人口问题和地区经济增长差异问题的希望。实际上这也是其他不发达地区脱贫致富，缩小与沿海发达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以西南地区为例，如果未来１５年各地区间都保持同样的经济增长率，由于西南地区人口向东流出１亿，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减少和人均拥有的资源数量增加，人均收入水平将会相应提高，四川省的人均ＧＤＰ水平将从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６６％上升到１０６·７％。东部地区则由于人口增加相应减低了这一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为此，在我国东部和中部平原辽阔的地区，就要有计划地建设大型都市群，以在未来若干年内进行前所未有的大移民。
　　东部平原地带人烟稠密，但人均平原面积有2270平方米，相对于西部虽然人烟稀少，但人均平原面积只有650平方米。与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的空间显然要大得多。从总体上看，如果按照日本的“都市圈”式的城市化道路，如果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0％，城市和道路建设大约需要占用45万平方公里平原国土，约相当于中国平原国土面积的40％，还可以剩下7000亿公顷以上的优良平耕地资源以养活中国15亿人口。因此，所需考虑的主要是城市化的人口地域分布问题。
　　为鼓励西部地区人口，尤其是西南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转移，需要一系列与之配套的政策措施。实际上，西部地区已有大量人口在东部地区参与经济活动，只是由于现行政策不利于这些人口在东部地区定居，才迫使他们每年都要在春节前后往返于西部的家庭探亲。如果政府结合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对从西部地区转移到东部的人口在居住、就业等方面给予一定的鼓励，就会使这些流动人口转变为常驻人口，而无需进行大量动员工作。例如，在东部城市建立西部移民居住区，由政府对在东部投资于西部移民居住区的开发商给予投资补贴，或在土地使用上给予特殊优惠。还可以对吸收西部地区就业人口达到一定比例的东部地区厂商给予减免税、低息、贴息贷款，以及其他方面的优惠与鼓励，以此为西部地区的人口转移创造条件。
　　根据有关研究资料，目前全国的流动人口已达9000万人，其中有3000万左右是跨省流动的，而主要的方向是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假设有2000万人是流动到沿海地区，并按目前中国农村的家庭人口规模计算，就有近1亿人口可能转变为东部地区居民，大约占西部地区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种政策更适用于西南地区的情况，据估计，仅四川一省外出打工的人口就达1000万人以上，如果东部地区能够吸纳西南地区1亿左右的人口，则西南地区无论是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还是人口对城市化的压力都会大大缓解，由此为西南地区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空间。
　　（二）改造西部地区国土资源环境的可能性
　　在西部地区，西北和西南地区的地表面环境有着极为显著的差别，西南地区地势起伏剧烈，但水资源丰富，而西北地区虽然地势较为平坦，但严重干旱。从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看，西南地区是人均5500立方米，西北地区是2500立方米。相差两倍以上。从人均平原面积看，西南地区为410平方米，西北地区却超过3200平方米，相差7倍以上。因此概括起来说，西北地区是有地无水，西南地区是有水无地。如果有水，西北地区既可以成为中国的粮仓，可以与东部沿海地区一样，出现巨大的都市圈或城市带。
　　中国从90年代初开始，已显露出工业化起飞的特点，重工业所占比重已从90年代初的不到50％，上升到目前近60％。重工业主导时代与轻工业主导时代最大的区别是，轻工业对资源的需求是在地表以上，而重工业对资源的需求是在地表以下。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中国主要矿产资源的蕴藏量，与工业化的需求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特别是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带，京广线以东地区大约集中了中国70％的人口和85％的工业产值，而由于长期的工业化建设，东部地区地表以下所蕴藏的主要矿产资源，大都已经到开采的中后期，因此，开发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是迟早之举，而相对来说，中国迫切需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在西北地区更加富集，所以开发大西北必将成为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战略举措。而西北地区的大量农村贫困人口，将随着西北地区能源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原材料与加工业的发展，逐步融入西北地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
　　但是西北地区严重干旱，开发矿产资源与发展原材料工业又需要大量耗水。而且，开发矿产资源对地表植被的大量剥离以及所产生的大量废渣，也会造成新的水土流失。例如，晋、陕、蒙能源基地自1986年以来所形成的弃土渣量累计已近两亿吨，神府、东胜和准格尔煤田在目前开发规模下，平均每年新增土地侵蚀量5656万吨，由此每年约产沙570万吨，全部流入黄河。如果该地区未来的煤炭开采量增加到1·2亿吨，预计每年新增的入黄泥沙将增加到近6000万吨，将使流入黄河的泥沙量比目前增加14％。因此，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北地区水资源的短缺问题，开发西部资源，保证中国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矿产资源需求，和西部地区人口彻底摆脱贫困的目标就都是一句空话。
　　土地资源虽然不可能移动，但是水资源却可以移动，目前计划的“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处于这一考虑。但是，目前“南水北调”的重点，是东线与中线，西线虽然也有设想，但还没有进入实际操作阶段，而且所设想的西线调水方案的调水量只有200亿立方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缺水问题。
　　近年来，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主张“大西线”调水方案，即引2000亿立方米“藏水”入黄河。此举可以彻底解决中国西北、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可使我国现有的耕地面积增加一倍，使森林覆盖率提高一倍，改良和更新半沙化的退化草场近50万亩，并可以使西北地区的城市人口，从目前的3600万增加到1亿，即可将西北地区的城市化率提高到近90％。另据测算，由于水资源增加和耕地面积扩大，西北地区的人口承载率将可扩大到5亿，从而不仅可以吸纳部分西南地区人口，还可以吸纳东部地区人口，减轻东部地区人口对国土的压力（见邓英淘、王小强、崔鹤鸣《西部大开发方略》文汇出版社）。当然，这一巨大的国土改造工程可能需要20～30年时间，但唯有此举，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西部人口彻底摆脱贫困的问题。
　　中国西藏地区地处印度洋气流和太平洋气流交汇处，印度洋西南季风带来的大量水汽遇高山而形成巨大的冰川，夏日消融，遂为藏水之源。藏水包括雅鲁藏布江、怒江、澜苍江、金沙江、独龙江、察隅河等河流，总水量高达6200亿立方米以上，其中藏南诸水年出境量也高达5800亿立方米。按照国际惯例，国际河流的取水量不应超过40％，取2000亿立方米藏水入黄，刚刚超过藏水出境量的三分之一，应不会由此引起国际纠纷。
　　西部少数民族的脱贫问题和妇女地位的改善，也有赖于新的反贫困战略的实施，因为这些特殊贫困群体贫困的根源都是西部地区过于恶劣的自然环境，所以若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重大举措，西部少数民族、妇女将和所有西部贫困人口一样，都不会找到摆脱贫困之路。
　　中国的反贫困工作，长期以来得到世行、亚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但亚行已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中国已不可能提供“软贷款”援助。但中国存在着极其明显的区域发展差距，西部地区数千万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并不轻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此，亚行如果希望以“硬贷款”方式支持西部大开发，就必然遇到由于西部人口贫困所产生的偿还能力问题。但是，如果按以上新的扶贫政策思路，把解决西部人口脱贫与在东部支持西部人口转移的房地产开发和工业项目结合起来，与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国土整治和矿产资源开发以及城市化结合起来，就可以较好地解决扶助西部贫困人口脱贫和资金的回报率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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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国１：１００万土地资源数 据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刘再兴等：《中国生产力总体布局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
　　
孙敬之主编：《中国经济地理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组：《中国近代经济史》
　　
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中国城市统计年鉴１９９２》
　　
国家统计局《中国农业统计年鉴１９９３年》
　　
国家统计局《中国工业统计年鉴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３年各省市区统计年鉴
　　
１９８８年《世界工业统计汇编》
　　
国家统计局历年《工业统计年报》
　　
１９９１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１９８８年《世界工业统计汇编》
　　
１９８７年《世界经济统计简编》
　　
世界银行：历年《世界发展报告》
　　
《冶金工业通讯》１９９３年第６期、第１０期
　　
《经济研究参考》１９９４年第８７期
　　
《工程咨询信息》１９９４年增刊第３９期
　　
关于我国原材料消费结构合理化问题。见《工程咨询信息》 １９９４年增刊（第３９期）
　　
石化工业布局研究。见方磊主编：《２０００年中国产业地 区布局研究
　　
《战后日本社会经济统计》
　　
１９９０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
　　
19９0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
　　
《中国发展报告》“区域与发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0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
　　
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中国地区差距报告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西部经济崛起之路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
　　
中国反贫困研究 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6年12月出版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报告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
　　
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 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出版

《再造中国》文汇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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