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减小收入差距吗？

梁优彩 洪平凡

　　（50人论坛·北京）围绕全球化争论的问题很多，争论最多的两个问题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问题，即全球化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减小收入差距吗？经济学家的看法很不一致，现将其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一、经济增长
　　一般的经济理论都支持全球化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例如，古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自由的国际贸易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分配资源，将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给所有国家带来好处。并且，新的贸易理论与Romer和Lucas等人提出的内生增长理论一起把古典静态收益理论提高到了动态收益理论。新的贸易理论相信一个国家能够通过增加国际贸易来促进其经济增长，因为通过进口技术或技术诀窍将会加速新技术在各国之间的扩散。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增加贸易还意味着能够从规模经济中得到好处。
　　多数经济学家相信比较优势理论，而也有不少经济学家赞成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有些经济学家还试图根据自由的国际资本流动给经济效益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引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赞成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不多。
　　实际情况怎么样呢？即使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很令人注目的，人们也只有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看到一些例证后才有可能相信它们。而且，由于实际经济情况与经济理论要求的环境有许多“冲突”，这些理论依据的许多抽象的假设条件很可能是难以满足的，所以来自于这些理论的结论也可能是不可靠的。例如，比较优势理论仅仅集中在两个极端的情况：没有国际贸易的国家和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但是，该理论对于一个国家从封闭经济到实行自由贸易的开放经济的转化过程并没有论述。 按照这个理论，对于一个实行封闭经济的国家来说，其经济从封闭过渡到自由贸易是不需要时间的。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几个世纪。与此同时，这个理论假定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家之间没有流动性，而在国家内部又是完全自由流动。实际上，在一个国家内部，劳动力从一个部门到另个部门、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流动涉及到社会成本。在某些情况下，其成本可能大于收益。因此，一个国家在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渡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需要用经济和社会政策来解决。但是，这个理论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及。
　　然而，许多实证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些证据支持这些理论。经济学家和公众通常用两种方法提供证据：实证分析法和统计分析法。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随着贸易和其他跨越边界活动的惊人增长，几个亚洲国家（地区）的经济实现了持续的神奇快速增长。这一现象一直被许多人看作是开放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典型例证。然而，这种实证分析的方法是不完善的，它不能证明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例如，比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教育投资和其他政策等，也对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 持不同观点的人也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国家（地区）有很强劲的经济增长，所以它们能够扩大进口和增加与其它国家的其它交流活动，而不是扩大对外的经济交流才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家（地区）实行的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比较优势理论中的“自由贸易”理论也是不一致的。而其他反对者还利用另外的例子来否定开放政策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论断：20世纪80和90年代，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也是非常开放的，但是它们的经济增长并不快。
　　一些经济学家试图利用更科学的方法�统计分析法提供过硬的例子。例如，最近，Frankle and Romer报告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调查分析结果，他们确信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贸易与GDP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收入至少增加半个百分点。但是，他们也承认，因为在一国经济中贸易与经济增长是同时发生的，贸易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使得确认贸易的影响很困难。另一方面，反对者对他们的回归技术的可靠性和他们的模型（重力模型）本身也很怀疑。像前面提到的，因为在他们的分析中贸易与GDP的比例是一个增长的变量，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又有不同的含义。
　　总之，经济理论明确地提倡经济全球化（贸易、国外直接投资等），并希望能够通过全球化得到好处，使参加全球化国家的居民收入增加或经济增长加快。然而，关于全球化实际影响的争论仍在继续。或者换一句话说，在理想的经济理论与实际制定的政策之间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调整成本（例如培训工人、重建制度框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巨大的。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制定政策和管理经济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简单。
　　二、收入分配
　　假如我们接受经济全球化将使所有参加国都受益的基本判断，我们仍然希望知道哪些国家受益大，哪些国家受益小。我们还想知道在一个国家之内哪些人获益最大。因此，全球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和一个国家之内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
　　先看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经济理论关于经济全球化对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分配的影响都说了什么呢？提得最多的理论是“要素价格平衡理论”，它是从H-O理论框架引出的四个古典主张之一，或者说是比较优势贸易理论的现代版本。 该理论认为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将使得两国的要素价格（工资率和资本租金或利率）变得很接近。并且，假如两国继续生产所有的货物（实际上在H�O框架中仅假定生产两种货物），那么两种货物的要素价格实际上将变得相等。
　　在我们分析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之前，我们必须讨论该理论的三个重要假设。
　　首先，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相等，它表明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人均GDP相等吗？实际上并不相等。在国民核算中，GDP等于工资收入和资本收入（租金或简单的利息）等项之和。对两个国家来说，假如国家1的人口是国家2的两倍，同时假定它们有同样多的固定资产，那么，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工资率和资本租金率相同，它们的人均GDP将是不同的。
　　第二，这个定理是基于H-O的理论框架，即假定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同样素质的劳动力。但是，实际上，各国的技术和劳动力素质是不同的，即各国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和不同的工资率。
　　第三，该定理还基于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家之间不流动的假定。如果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能够流动，情况又将怎么样呢？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如果国家之间的劳动力和资本能够完全流动，那么， 市场的力量将使国家之间的工资率和利率趋于相等。事实上，要满足定理假定的条件是很困难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确有流动性，但是其流动也受到很多限制。
　　实际上，经济全球化对各国收入分配的影响是很复杂的。首先，正像全球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样，实际情况表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随着一些亚洲国家（地区）的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融合在一起，这些国家（地区）的人均收入，或平均生活水平的确明显地赶上了许多发达国家。 然而，某些统计数字表明，最近几十年世界各国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年最富有的20个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15倍，但是现在达到了30倍。
　　同样，对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之间收入差距的因果关系，我们难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为了缩小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必须增长得比高收入国家快，不然的话，其收入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在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中，前者被称作国际 “收敛”，后者被称作“发散”。这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最终成为一个相对增长率问题。按照某些实证研究，有很多因素决定各国的相对增长率，而开放度只是其中之一。许多其他国内因素，例如经济政策、规章制度、政治稳定性等，也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
　　对我们来说，要说清楚全球化对国际收入分配不均的影响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建议不采用现用的统计分析方法，而使用“类比”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全球化与各国之间收入不均问题的相关关系。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国家之内，国家内部的经济一体化对不同地区之间收入不均的影响是什么？例如，在美国，随着各州之间经济一体化的增长，各州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缩小了还是增大了，或者是基本保存不变？如果答案是第一种，我们能够说，经济全球化“可能”使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然而，如果答案是最后一个，那么，我们能够说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没有影响。由于美国经济高度一体化，如果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维持很大，我们就不能指望全球经济一体化能够使得各国之间的收入“平等”。我们必须求助于其他方法，才能缩小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
　　现在，我们讨论全球化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例如，劳动者收入相对于资本收入，或高技术劳动者收入相对于低技术劳动者的收入。当然，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不同的组别来进行比较分析。
　　经济理论都说些什么呢？ H-O模型是通常使用的理论框架，或更具体地说，是从H-O模型推导出了“Stolper-Samuelson定理”。这个定理说，当一个国家开放它的贸易后，富余的要素将会受益，而稀有的要素将会受到损失，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要受益。 例如，美国高技术劳动力很多，而低技术劳动力比较缺少（与中国相比），那么，按照这个定理，当美国与中国相互开放贸易时，美国的高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将会提高，而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将会下降。这是因为美国将要生产更多的高技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出口中国），和较少的低技术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从中国进口）。
　　这个理论清楚地表明，贸易将引起一个国家内部不同人群的收入分配发生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将使收入分配更加平等还是更加不平等呢？在上面的例子中，对于美国，因为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已经低于高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因此，开放贸易将使得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的情况怎样呢？答案并不清楚。H-O框架假设各国劳动力的素质是相同的，在不满足这个假设的情况下预测实际上将发生什么情况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根据这个定理，在我国的高技术劳动力收入下降的同时，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将会上升，因此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将会得到改善。然而，美国的低技术劳动力，例如纺织工人，在中国可能就是高技术劳动力，因为纺织工人相对于农民是高技术劳动力。因此，实际情况很难满足定理的假设条件。
　　概括地讲，这个定理有两层含义：（1）在一个国家内部，国际贸易将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失。（2）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要受益，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把受益人得到的部分利益分配给受到损失的人，使得国内每一个人都受益。但是转移支付系统或政策是外生的，不是自动生成的。
　　实际情况表明，当一些国家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时，许多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的确恶化了：美国的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的确相对下降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30多年实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其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了；最新、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当其从封闭的、中央计划的、人人平等的（但是贫穷的）的经济向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富有，但更不平等）的过渡过程中， 其国内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国家（地区）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例如少数几个东亚国家（地区）。
　　统计分析表明，开放度与一个国家的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的。但是，我们相信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基本上是由该国的分配政策（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所决定，而来自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仅是第二位的。
　　对于这个议题，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观察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个收入不均匀性的倒“U”曲线 (Kuznets curve)：在经济起飞阶段收入不均匀状况恶化，当平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的较高水平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美国的情况表明并不总是这样。
　　经济全球化似乎对国家之间和国内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分配都有一些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无论是缩小差距还是扩大差距，可以用其他办法特别是分配政策来抵消。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 但是，市场本身并不能够导致公平。一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度最终取决于 “价值”系统、政治经济和再分配政策。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没有“全球的政府”、没有全球的税收和转移支付系统，所以全球的不公平性，即国家 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不能用这种再分配系统来消除。来自发达国家的有限的政府官方援助和自愿捐赠，作为从富国向贫穷国家的国际转移支付，对缩小国家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是有用的，但是它远没有再分配系统有效。
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各国经济迟早都会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溶为一体。对各国政府来说，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慎重的宏观经济政策 ，稳妥地推进本国经济的全球化，使在加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妥善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 

（中经网,梁优彩 洪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