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讨论可以充分表明，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社会组织体系是一个高度域观化的系统，而绝不是同构型微观经济体系。而且，各域类组织中还分为许多次域类、子域类。例如，营利性企业中有自利性企业和兼利性企业；国有企业中有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垄断性（特许经营）国有企业；社会企业中有竞争性社会企业和公益性社会企业；基础设施企业分为无偿经营和有偿经营；医疗机构有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慈善医院等；知识组织创造知识成果，形成知识产权，可以是完全的私权获利行为，也可以公共品和开源化的方式，开放知识产权而供公众共享知识成果；非营利组织有各种类型的社会服务及慈善机构；公共职能部门有国家科学研究组织、公共卫生机构等；国家公务部门，包括国家立法、司法机构、政府行政部门、纪律监察部门等。如此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必须有有条不紊的规则秩序，才能有效运行。

然而，世界上既然没有纯粹的经济交换组织，也没有纯粹的社会交换组织，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永远相伴，难解难分，呈现为既有行为规则的差异边界，又有相互包容的域观经济市场格局。那么，如何处理好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关系，就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和核心规则，即组织行为秩序的最关键问题。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各有其本质特质，不可混淆和相互侵蚀。经济交换的特质是有价交换、计量交换，在均衡条件下是等价交换；而社会交换的特质是无价交换、间接交换和异质回报。两种性质不同的交换，一旦相互混淆和侵蚀，就会导致系统崩溃和道德风险。

一个可以说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混淆所导致“水土不服”现象的例子：在一些西方国家，服务行业中有一种“小费”（tips）习俗，产生于英国，有一定的普遍性。在性质上，小费不是直接服务人员的另收费、多收费，而是接受服务的人对服务人员的一种感谢方式。没有正式规定的标准，约定俗成，各人“看着给”就可以。接受服务的人如果没有给或忘记给小费（除非是对服务质量非常不满），心里会感内疚，而给小费则会使双方都心感愉悦，就如同是向服务人员道声“谢谢”。服务人员也会因接受谢意而向对方致谢，双方“心领了”。这显然是一种社会交换性质的习俗。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一些人将这种小费的做法带到国内，在开放度较高的城市，特别是级别较高的宾馆餐厅，也出现了付小费的行为。但是，后来就发生了不适应，直至对此方式产生异议。因为在中国，大多数人没有视其为一种感谢方式，即本文所定义的社会交换行为，而是将其视为增加的付费，从而产生已付费为什么还要另付费的困惑和不情愿。有些服务人员向顾客索取小费，顾客认为是不合理的多收费。而服务人员也有委屈，因为小费额已被计入他们的收入，从应发的工资中扣减了。如果没有得到小费，就意味着收入减少。这样，实际上把社会交换性质的小费完全视为经济交换性质的计价支付，必须算清账。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了：既然直接服务人员可以收到小费，那么其他间接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为什么没有？于是，为了避免矛盾，越来越多的服务场所挂上了“本店谢绝小费，请付15％的服务费”的提示牌，以替代给直接服务人员的小费。这样，小费就彻底变成了必须计价支付的另收费，完全变质。这样的服务费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顾客不情愿的，只会导致对提供服务方的反感，而完全没有传递感谢之意。服务方也很快发现这样做不合适，不利于自己的服务质量和品牌形象，所以这种违背初衷、得不偿失的制度并未得到有效推广。这就是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混淆而导致不适应的一个典型案例，也可以视之为一种“道德风险”。当然，经济交换也有道德风险，但与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性质是非常不同的。

简而言之，经济交换的道德风险表现为“不算清该算的账”。因为经济交换是计价交换，该算清的账如果不算清，就会发生道德风险。因信息不对称或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算账不清”现象，特别是一方有意为之的机会主义行为，即负有责任的行为主体可以不承担全部后果即逃避支付责任，而使对方甚至社会承受代价，经济学家称之为“道德风险”（经济学对此有专门研究）。例如，保险行业因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而多有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另外，有的企业知道可以“大而不倒”，就任意超量负债（“加杠杆”），即使发生偿债困难，也可将危机转嫁给社会，实质上是对社会进行的风险“捆绑”。

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恰恰相反，表现为“算不该算的账”。也就是说，社会交换一旦有了“算账”“计较”行为取向，进行有价计量的交换，就会发生道德冲突。前述小费在中国的遭遇就是这样。再者，如果父母与子女之间按经济交换方式论价算计相处，就将败坏亲情关系。一般而言，在任何社会交换的领域，只要经济交换行为侵入，必然导致腐败和道德堕落，或关系伤害。人们之间的感激之情、感谢之举常有，并且绝不可缺，但不可采取有价交换（等价交换）的方式。无价的社会交换不可能找到合适的“计价计量”标准，如果采取经济交换的行为方式，就会导致道德风险。社会生活中不可为，权力关系中更不能容。权力行为一旦被经济交换所侵蚀，就属严重“腐败”行为。

总之，经济交换具有强烈的计价性，并认为“等价交换”是最合理、最道德的。而社会交换没有计价性，不存在“等价交换”，但社会交换具有较强的价值伦理，是否“应该”、是否“道德”是其主要关切。经济交换重计量不重质态，具有经济价值是其主要关切，至于什么性质的物品，重要性远在其次。社会交换无法计量计价，但更关切质态，即重质量不重计量，没有量的对称性，即使“滴水之恩”也可以“涌泉相报”；为了拯救生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为了正义，宁可失去生命。当然，社会交换也不能没有利他行为的回报机制。颠覆社会交换的回报机制就会导致正常秩序的紊乱。例如，没有感恩之心之举，过河拆桥，甚至卸磨杀驴，这也许并不违背经济交换的经济理性，但却不符合社会交换的正常机理，是不合伦理的道德风险。反之，如果以经济交换的算计方式，进行利益交换式的金钱或物质报偿，也会被认为有行贿、受贿之嫌，而触犯法纪。即使是以“回扣”方式进行“商业贿赂”也不合法。这些都可能使社会交换发生道德风险。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当你向陌生人问路，大多数人不会按经济理性进行算计，即考虑此后有一天你是否也会为他指路？陌生人通常都会热心为你指路。指路人的举手之劳帮你解了燃眉之急，你会回报指路人一声“谢谢！”。当然，指路人会知道，如果有一天他向其他陌生人问路，也会得到同样的帮助。换句话说，大家都会在社会系统中得到互助回报，不需要经济理性，而是不言而喻的习惯和适应于一般社会行为规范的自觉。如果违背这样的行为规范，以经济理性的斤斤计较来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反倒是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

简言之，经济交换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在信息不对称、结果不确定条件下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却使交换不公平，违背经济交换的等价性原则，即破坏“风险与获益”的对等性。而社会交换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将对等性和计价性的经济交换方式，侵入社会交换关系，使社会交换发生“失德”行为；或因自己的利益算计而不作为、恶作为，从而破坏合乎道德伦理的社会交往关系和行为习俗，导致经济社会正常机理秩序的紊乱和价值伦理的颠覆。

更为复杂的是，如前所述，各类组织都既需要经济交换机制，也需要社会交换机制，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分工协同，是组织系统运行可持续性和发挥主体效能的要求。但在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协同关系中，各自的基本性质均不可越界侵蚀，即不能发生机能蜕变和性质变质现象。经济交换性质向社会交换性质蜕变和社会交换性质向经济交换蜕变，都是组织失序，可能导致系统性功能紊乱。

因此，各类组织的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主责、主业的明晰定位和有效实现，如果发生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的严重失调现象，就会导致严重问题，发生严重的运行机制紊乱和社会腐败现象。例如，营利性企业“好心”承担过多的社会职能（“企业办社会”），会导致经营失败，因缺乏竞争力而亏损破产；而强社会交换组织如果丧失社会使命，蜕变为私利行为泛滥，就会导致组织腐败，社会关系失序，而为国家所不容。

一个组织运行失败，往往是由于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机能冲突，或发生道德风险。而任何组织形态的运行成功和可持续发展，均须依赖于能够实现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功能配置和有效协同。从行为关系的伦理基础看，这都发生于利己与利他的行为基石之上。从短期看，似乎经济交换才有利己利他之别。而社会交换由于无价、非对称、不计量，所以似乎无所谓利己利他，或难以进行利己利他的判断。其实，事情绝没有那么简单。无论是经济交换还是社会交换都具有效应优劣，而这同行为的利己利他性具有深刻的内在关系。

一般来说，经济交换行为具有较强的理性因素和法规约束。社会交换具有更强的同理心因素和文化导向。前者更倾向于直观利己性，后者更倾向于相互利他性。不过，千百年来，关于利己和利他的行为取向及利益判断一直是个难分难辨的哲理议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构念，即以怎样的想象力思维框架来观察世界和作为判断基准。从一定的构念看是利己性，从另一种构念看可能就是利他性。为了利己目标而采取利他方式或为了利他目标而采取利己方式，都可以是组织机理的规则安排或策略方式。这不仅涉及利己和利他行为的价值伦理意义，而且关系其动态性质，对于理解本文所讨论的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伦理和理性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从绝对意义上说，利他只有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才是真正的利他。相反，如果利他行为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利他就成为达到某种（利己）目标的手段，那就不是真正的利他了。所以，有伦理学家认为，只有没有目的的利他行为才是真正的利他。这是一种绝对论。但是，绝对意义的利他行为在逻辑自洽上和现实世界中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交换和变换的动态过程来看，目的和手段是具有相对性的。静态定义的利己和利他性质，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确立其存在意义，这也正体现了世界所具有的交换本质。经济交换的长期化，可以使个体利己行为导向博弈互利，即从个体利己行为目标出发而导向各方相对获利；社会交换的长期化，可以使个体的非利己行为目标出发而导向共同利己，即有利于共同体繁荣及各个体获利。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的名著《自私的基因》影响了许多人对自私和利他行为的认识和道德判断观念。该书中写道，“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各自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成功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其无情的自私性。……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长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好的基因应能够和它必须与之长期共同生活于一系列个体内的其余基因和谐共存，相互补充。”

在这样的基因世界中，基因不仅是自私的，而且具有在基因间进行交换的本能。实际上，只有进行交换，也才发挥所谓的“自私”机能。为了繁衍的目的，自私的基因进行交换，这样的构念实际上是将基因拟人化了。但基因毕竟不是人。其实，任何东西一旦拟人化，就有了利己利他的道德判断，尽管其本身并无道德标准。道德是人类所独有的，如果将本无道德的基因拟人化，而赋予其人类道德，再用拟人化的基因被想象具有的利己利他道德构念，反过来推断人的利己利他道德，这显然是十分勉强的逻辑自洽。

因此，当《自私的基因》将人直接作为行为主体时，就得引入真正的人类所特有的因素，即“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基因。”“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主要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文化’。”因此，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即使我们都由自私的基因掌舵，好人终有好报。”也就是说，在利己利他的关系上，因而在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中，社会的力量可以超越生物性的力量。道金斯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暴政。

可见，《自私的基因》叙事逻辑，需要引入社会性交换关系，即在人类社会的文化条件下，才能解释人类世界的交换行为机理。所以，对于利己利他的道德判断，首先要确定，只有人类才具有道德和文化。组织使命和组织文化有其价值伦理标准，但组织成员的价值伦理标准与组织的价值文化标准未必完全一致。换句话说，正是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在组织行为与组织成员的行为之间，道德取向并不总是能完全相同。

因此，组织使命（组织功能）与组织机制是不完全相同的，而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可以使组织使命与组织成员在一定的组织机制下形成有生命力和竞争力的组织集体。一方面，组织使命决定组织的性质和其主责主业的行为取向性质。但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性质的组织，都要有经济交换条件作为组织机制的支撑。所以，如何安排好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相互交织协同的组织机制，是个关键问题。因而，组织使命和组织行为的利他性与利己性的关系，也会深刻地交融在一起，并不因为利他主义的道德高尚性就贬低利己行为的机制现实性。

由于须有经济交换的支撑，即使是利他主义的组织，严格的经济核算也绝不可少。所以，在组织体制机制的规则安排上，没有完全利己主义的组织体制机制和组织行为，也没有完全利他主义的组织体制机制和组织行为。一方面，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协调配置，利己利他行为相互助力，才可能成为运行有效和具有生命力、竞争力的组织形态。例如，医疗系统如果实行“不交钱就不给治”的利己性制度安排，是违背医德的。另一方面，本质上为社会交换的医疗机构，尽管生命无价，治病救人可以不惜代价，但医院自身运行也具有经济交换因素。如果经济交换无力支撑，过度强调病者就医的社会交换性质和无条件就医的权利，那么医疗组织自身的生存就可能难以为继。所以，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安排。其中，在属于经济交换性质的环节，例如病房条件、护理服务等，可以实行规格等级的区别制度。也就是说，辅助性医护行为属经济交换，可以计价提供，这并不影响治病救人，可以合理体现经济交换对社会交换的支持作用。

所以，片面极端地看待利己与利他都会陷入逻辑困境。主张极端个人主义的奥地利学派著名经济学家米塞斯认为，经济学属于“人类行动科学”，“每一个行动都试图用一种状态交换另一种状态，……在讨论每一个行动时，我们都会遇到目的与手段、成功与失败、赢利与亏损及成本等基本概念。交换可以是直接交换，也可以是间接交换，所谓间接交换就是通过一个中间阶段完成的交换。”“用这个词（社会）来表示个人之间进行合作，联合起来达到特定的目的，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社会本身不是一个实体，也不是一种力量更不是一个行动着的生物体。只有个人在行动。一些个人想要与其他人合作。个人之间的合作便产生了社会这一概念所描述的状况。”如果避开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立场的分歧，那么，就社会是一种“关系”的论点而言，是可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的行为和社会的认识也是“关系”说，即认为所谓“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米塞斯极端地说，“社会脱离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不会存在的。社会没有‘利益’，也没有任何目的”，断言只有个人才有真实目的和实质利益。这样的个人主义推断显然是欠严谨的。因为，所谓“利益”“目的”，都基于人的一定价值观前提（对此米塞斯也是同意的），才有行动的目的和手段，也才有各种利益诉求，其中就有基于不同价值观的“社会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诉求。

实际上，就在同一本书上，米塞斯也提到，“一个人或一群人为了增进自己的短期利益，确确实实会牺牲自己和所有其他人的长远利益。如果一个社会不准备挫败这种自私而短视的侵害社会利益的行为，那它就是无可救药的，就会听凭最为愚蠢、最为残酷的社会成员的宰割。”

可见，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逻辑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观念又是一回事，两者间的对接“桥梁”就是交换关系的居间沟通，使后者的思维格局可以超过前者。所以，即使是持个人主义经济学观念的经济学家，也会强烈声称：“极端利己的物质主义是一种反社会的象征，而不是伟大的商业领袖的特质。总体来说，极端贪婪的个人长期来看不会成功，因为在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成功需要与他人的合作。最优秀的商业领袖比起金钱更关心事业。”

问题的核心正在于，如果仅仅静态地考虑经济交换，很容易滑入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形式化经济学理论框架，脱离真实的经济社会世界。而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动态的系统性考虑在内，才能更贴切地理解和刻画真实的经济社会世界。

人类如何生存在这个迄今为止所知的唯一具有智慧生命物种的星球上？自17世纪以来，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构念的市场经济机制框架体系，将“自私的理性”和“交换的本能”作为两个基点，形成了以先验的，即不依赖于经验的纯粹“公理”性假设为底层逻辑构念叙事体系。而在现实的经济社会中，人的理性和交换行为，都是社会化的，即任何经济行为，特别是确定目标和选择达成目标的手段，都是在一定的文明形态环境中施展和实现的。所以，就交换行为而言，经济交换和社会交换，都是人类发展，包括经济体系运行，所依赖的基本行为方式。没有可以完全脱离社会交换的经济交换（市场机制）；同样，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也没有可以完全脱离经济交换的社会交换。如果缺乏可行的市场交换和社会交换，以及它们的相互嵌入，人类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也没有可接受的道德伦理。

总之，现代市场经济组织形态和组织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核心理据和制度逻辑基础，就是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行为的性质区分和功能协调。把握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机理逻辑，就能理解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组织规则，特别是产业组织规则的基本要义，并提升行为主体的实践驾驭能力。

（全文刊发在《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年第2期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