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俄乌冲突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这当中涉及粮食安全问题。我认为俄乌冲突对我国粮食安全最大的影响，一是对信心的影响，二是传导影响。国际关于粮食安全的标准有三条线，其一是自给率，其二是人均占有水平，其三是粮食储备水平。从这三个指标来讲，中国没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扮演了全球的优秀生角色。但是，俄乌冲突带给我们的心理压力还是非常明显的。我们曾经讲，中国粮食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这是上世纪90年代做出的判断。现在叫做粮食供需紧平衡。在紧平衡的状态下，我们的粮食安全观，我以为重中之重还是数量安全。换句话说，有数量才有结构调整的余地，有数量才有质量提升的余地。所以，在常态化和非常态化的情况下，对粮食安全的掌控也要做到随之而动。在这个前提下，把资源、把相对的要素用在确保数量安全上，才能使食谱更加广泛、资源利用更加充分。在这些方面，我们的短板和弱项也是非常明显的。

一是资源短板。资源相对需求，尤其完全满足多元化、多样化的需求和高端优质化的需求，是不足的。现在全部食物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依赖进口，因此，要按照中央的要求，粮棉油糖肉果菜这个位序一点都不能变，保生产；一定要山水林田湖草沙，宜牧则牧，宜林则林，但是，宜耕一定要耕，保证资源充分利用。

二是科技短板。我们的科技短板恰好体现在进口占比较大的农产品方面，一个是大豆，一个是玉米。这两个短板短在单产水平很低。全国的大豆单产平均水平260斤左右，也就是130公斤左右。而美国的大豆单产平均是240公斤。我国的玉米单产420公斤，美国的玉米单产770公斤。所以，科技短板应该着重解决大豆产品和玉米产品的单产提升。一定要在生物技术上下大力气，做大文章，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被舆论左右，一定要瞄准主攻方向，不能急于求成，但是也绝对不能放缓我们的步伐。

三是经营主体行为短板。粮食生产效益不高，因此，要激发种粮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实行土地三权分置，经营权有序流转，种十亩、二十亩地的粮食不挣钱，种一百亩、两百亩绝对挣钱。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之下，种植结构要调整，资源型农产品要规模化，非资源型农产品的产出，比如园艺性产品要集约化。资源性农业要减少劳动力，减少的劳动力到集约化农业、到设施农业中去。从这个角度来讲，要让种粮有积极性，要实行规模经营。除了土地的规模之外，更重要的是服务的规模化。实践反复证明，服务的规模化可以使生产成本降低，亩均效益提升，将来中国在户籍农户家家拥有承包地的情况下，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形成家庭传承者兼业+外来者专业的农业经营格局是一个大趋势。所以，我认为补经营主体短板就要规模化，粮食生产要规模化，非粮食生产要集约化。同时，构建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价格要稳住，而且还要逐年提升，尤其小麦和水稻。与此同时，要给予种粮农民真正相关的政策支持。

因此，补资源短板，重中之重是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讲到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花一千元和五千元带来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方面政府要舍得花钱，补资源短板。二是瞄准大豆和玉米，补科技短板。三是通过服务规模经营和土地规模经营，激发种粮农民或者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来源：北京日报 2022年5月16日）

张红宇，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