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吗？

国家信息中心 梁优彩

　　（50人论坛·北京）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随着贸易和其他跨越边界经济活动的惊人增长，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经济学家把这一现象看作是开放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典型例证。改革开放政策把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全球化。因此，可以说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政局比较稳定、国内储蓄率比较高、重视教育投资和稳健的改革政策等，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实行“闭关自守”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经济增长相当缓慢，这可以从反面佐证开放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全球化，在全国居民收入都实现了较快增长的同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居民收入水平逐步拉开档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这是全球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吗？入世后我国收入差距还会继续扩大吗？这些问题已引起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关注。
　　
　　一、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现在，经济学家常用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全球化水平，即比率大说明全球化水平高，比率小说明全球化水平低。尽管此方法有缺点，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不妨也用这个方法测量一下我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9.0%, 2000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44.0%左右，表明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迅速融为一体，经济全球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9.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却明显扩大了。
　　世界银行利用吉尼系数测量各国收入分配的平均度，吉尼系数越大，说明社会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吉尼系数小，表明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我国的吉尼系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0.28，1995年上升为0.38,1998年进一步攀高至0.415。有专家估计目前我国的吉尼系数已达到了0.458。吉尼系数的急剧增加，表明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1998年，我国的吉尼系数比世界的平均水平0.396高1.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收入分配不平均度已大于世界平均水平。西方六大工业化国家（不包括日本）的吉尼系数平均为0.327，比我国低8.8个百分点。1998年我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口占有30.9％的国民收入，与世界平均水平（31.2％）大体相当；但比西方六大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24.7％），高出6.2个百分点；也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拉丁美洲一些发展中国的贫富差距悬除，最富有的10%人口占有收入太高，是抬高世界平均水平的主要原因。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表现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近十几年迅速扩大
　　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1.5:1,超过2.0:1的情况比较少见。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焕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大幅度增产，加上国家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1984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曾一度降到了1.6:1，城乡收入差距比1978年缩小了32.5%。但是，由于一直未找到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办法，自1985年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迅速扩大。199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为2.65:1，比1984年扩大了65.6%，也高于1978 年的水平。而如果加上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其他福利待遇，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比统计数字还要高许多，因此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大。
　　2、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呈现加速扩大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推算，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比1978年为1.78:1.21:1.0，1990年扩大到1.84:1.17:1.0，1999年进一步扩大为2.39:1.28:1.0。21年内，东部与中部、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分别扩大了26.9% 和34.3%，其中1979-1990年分别扩大6.9%和3.4%；1991-1999年扩大18.7%和30.0%。表明近十年来东部与中部和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呈加速扩大的趋势。城乡居民分别比较，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更明显，1999年，东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市与西部最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比例是2.44:1.0，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1.69：1.0。1999年，农村居民纯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甘肃省的3.99倍，而1990年前者是后者的4.13倍，差距明显高于城镇，但是十几年来变化不大。
　　3、同类居民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
　　1999年，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10%的困难户人均年收入之比为4.59:1.00。城镇居民高低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低收入群体在逐步扩大，下岗职工和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农村居民全年人均纯收入超过5000元的户数占6.35%,而人均年收入不到600元的户数占3.23%。根据统计资料粗略估计，1999年农村居民最高收入的5%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与最低收入的5%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之比达到了10：1左右。
　　4、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收入差距近十年来明显扩大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收入最高的是电力和煤气业，最低的是服务业，前者收入是后者的2.17倍。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垄断行业与竞争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一度曾有所缩小，1991年我国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部门和金融保险业与非垄断的制造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之比降至 1.28: 0.93:1.0。最近十年，垄断行业与一般竞争行业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态势。1999年，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和供应部门和金融保险业等垄断部门与制造业职工的人均工资之比已扩大到1.48:1.55:1.0。近十余年 ，垄断行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得高额垄断利润。这些利润中，除了一部分上缴财政外，大部分成为职工的高额工资，由此导致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收入差距扩大。
　　
　　三、入世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最近撰文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机会，同时也产生了“三个不公正”，即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不均和社会断层加大；发达国家与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差距加大。统计数字支持他的观点。最近几十年，在一些国家与世界经济逐步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多数国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恶化了：美国的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的确相对下降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过去30多年实行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其国内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了。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60年最富有的20个国家的人均GDP是最贫穷的20个国家的15倍，但是现在达到了30倍。然而，我们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些例子，说明一些国家（地区）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其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例如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都是地域狭小、经济规模不大的经济体。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由以前的有限领域和地域的对外开放转变为所有领域和地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由以出台特殊政策为主导的开放转变为以WTO法律框架为依据的开放；由以我为主的主动开放转变为严格按照我国与WTO共同制定的时间表逐步开放。毫无疑问，入世将加速我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表明，经济全球化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入世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将会加快，因此入世将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却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最近10多年，计算机和通讯技术（ICT）革命推动了全球网络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经济全球化与网络化使得经济活动中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 在我国，“马太”效应使得基础设施、经济、科技与文化本来就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得更快，而基础设施、经济、科技与文化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比较缓慢。现在知识、信息同资本与人力一样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东部发达地区的网络通讯基础设施、信息处理能力、拥有的ICT专家和其他高科技人员和电脑的数量、上网人数都大大超过中西部地区，这意味着东部地区有更多的发展机遇，其经济增长快于中西部地区也是必然的。同样因为城镇的基础设施、经济基础、科技与文化比农村发达得多，使得城镇经济发展速度比农村快，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在资金、技术（知识）、基础设施（包括网络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区位等方面都处于优势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将会继续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同样的道理，城市的经济增长也将继续快于农村。增长差距必然导致收入差距。
　　另外，入世后，国外企业将会大举登陆我国，它们将雇佣更多的中国雇员。一般说来，外企的工资明显高于国内企业，因此，外企的增加将会拉大外企与国内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国内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将会逐步向国际市场的标准靠拢，因此，入世后他们的收入也将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不然的话，中国的高科技人才就会外流。而高科技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为了稳定高科技人才必然会不断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所以说，争夺人才的竞争将会推动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以上这些因素都不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四、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再分配政策是缩小收入差距的关键
　　全球化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唯一原因，也不是重要的原因，经济全球化只对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负有部分责任，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收入分配政策不完善才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入世后，为了防止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须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政策。
　　1、取消“城乡壁垒”政策，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
　　二元化结构是我国经济的显著特点，而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农民向城镇流动更“固化”了我国的二元化结构。二元化结构延迟了城市化进程，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因此，“城乡壁垒”政策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农业是耕地密集型和水资源密集型产业，然而我国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均耕地的1/2；人均水资源是世界人均的1/4；农民人均耕地仅为世界农村人均耕地的1/3。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但农民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导致农民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下降。由于农户经营规模太小，粮食和许多大宗农产品，如棉花、油料等生产费用高。这是农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居民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除了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享受的许多社会福利待遇外，到城市找工作也受到诸多限制，使城乡居民就业机会很不平等。尽快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有计划地加快推进城市化，让更多的农民参与城市经济活动，增加农民人均占有资源，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
　　2、调整地区经济政策，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国实行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国家对东部沿海地区实行了许多特殊的优惠政策。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经济基础、众多的科技人才、较高的文化素养，再加上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如虎添翼，经济迅速腾飞，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研究表明，优惠政策对加快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中西部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生活环境都不如东部地区，而政策上又处于劣势，结果导致本地有限的资金和人才也有一部分流向东部地区，更促进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却给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拉大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只有快于东部地区，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才有可能。不然的话，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就是一句空话。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总体素质均不如东部地区，要使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快于东部地区，必须给予它们特殊的政策。现在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大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将会不断出台促进中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这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缩小我国地区差距的基本保证。
　　3、增加中央税收比重，提高中央政府的再分配能力
　　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打破过去单一的税收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要有一个过程；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完善税收的征收与监管手段、提高税务人员的素质也需要时间。在转轨过程中，由于我国税收体系不完善、征管手段落后，导致企业和个人偷漏所得税情况比较严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设计也未能很好地体现对高收入者多征税，对低收入者少征税的公平原则。另外，个人收入不透明，灰色收入比重比较高，也增加了征税的困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是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熨平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由于税收制度不完善、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太低，使得用中央政府用税收和转移支付手段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能力比较弱，不能有效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按照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1997年我国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为4.9％，非税收的比重为0.6％。而同期西方五大工业化国家（不含日本和加拿大）的中央政府税收（含非税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为35.1％。我国周边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也比较高，1997年，韩国为21.5 ％，马来西亚为23.6％，最低的印尼也达到了17％。我国有一部分收费没有包括在之内，若将收费项目全部包括进来，我国中央政府税收占GDP的比重也仅为10％左右。完善税收制度、强化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征管、逐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政府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能力、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最重要的举措之一。
　　4、整顿市场秩序，打击违法经营者
　　现在有一些人为了获得高收入，肆意践踏法律和法规，冒险从事各种违法活动，获取了大量非法“黑色”收入，成为暴富者。根据媒体的报道，有些制假、卖假者积聚了几百万的财富；有的走私分子的财富达到了几千万元，甚至超过了数亿元；一些贩毒卖毒、倒卖人口、贩卖文物者也发了大财。必须整顿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管理，重拳打击违法经营者，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5、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行业垄断导致超额利润，破坏公平竞争的原则。因此，反垄断一直是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公平竞争，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有利于形成平均利润，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6、惩治腐败
　　少数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利非法获取的钱财数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有专家认为，以权谋私和垄断资源以及由此产生的“灰色”分配，是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有专家说，进行非法交易、贪污受贿或者以权谋私等现象，成为各种“黑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加剧了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因此，惩治腐败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并充分利用媒体的力量，揭露腐败分子的罪行，严惩一切腐败分子。为了防止腐败，特别需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和民主监督，因为缺乏监督的权力势必造成腐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也引起了政府领导和经济学家的担忧与关注。但是，对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也要做具体分析。对于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体现按劳分配和激励原则的扩大收入差距是合理的正常现象。问题的关键是要搞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通过再分配合情合理地缩小收入差距。对于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完善、管理技术落后等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扩大，可以看作是改革的成本，但今后必须通过完善制度来加以杜绝。对于违法乱纪获取非法收入者，要通过加强监管，坚决予以打击。（2001/8/23）

（中经网,梁优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