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蕴含着一种“创造性破坏”机制。“破”的是旧技术、旧产品和旧结构，“创造”的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结构。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从蒸汽机广泛使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电气化、内燃机广泛使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了全球市场体系的构建。二战之后，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都离不开“创造性破坏”力量的推动，人类文明呈现出加速演进的态势。

市场竞争带来“创造性破坏”，市场经济也引领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后所实现的生产力是史无前例的，但其经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人与自然冲突造成的环境危机、全球竞争抢夺利益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正在演化的全球大变局，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宿命——可能如熊彼特所言，最终为自己的成功所毁灭。

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总是伴随着各种危机。不断爆发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工业化进程中，美、英、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环境危机。比如，“八大公害事件”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导致发展不可持续。这些国家不得不通过律法改革、税费改革、技术创新、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措施进行改良。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之路的教训是深刻的，遗憾的是，很多后发国家仍没有避开这条工业化之路。

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两极分化，催生生产过剩危机，导致严重的社会危机。危机频发和工人阶级不懈斗争迫使资本主义进行改良，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及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福利制度，一度大幅度矫正了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中产阶层扩大，贫富差距缩小。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大行其道，贫富差距又再度扩大，财富聚集和集中的趋势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向社会深层传导，并在代际之间传导、固化，中产阶层缩小，社会极化现象加重。社会福利制度在选票政治机制的作用下，在一些国家变异为发展动力日渐弱化的“福利陷阱”，财政不堪重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社会矛盾加剧。疫情全球蔓延、“数字鸿沟”等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社会不平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