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团队新作《全球产业链重塑：中国的选择》。

国家产业链二元悖论

文丨 徐奇渊

在全球产业链上，如果某种产品的出口集中在比较少数国家，那这种产品的供给可能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同时我们也把这种产品定义为具有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我们的研究发现，在这类产品的出口当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中国能够出口的高中心度产品种类数量甚至仅次于美国，因此中国的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甚至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这也印证了2020年2月前后，中国在疫情防控初期对全球供应链的重大影响，并引发了全球社会的高度关注。2020年3月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约20%的制造业中间品贸易来自中国，如果中国的中间品出口下降2个百分点，将导致45个主要经济体出口下降约460亿美元，其中欧洲、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受影响最大。

同时，也要客观理性地认识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面临的脆弱性。中国在两成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中并不具有优势，而且中国外贸呈现“大进大出”特点。即使是中国出口的一些高中度产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根据我们设计的脆弱性指标，电机-电气-音像设备、机械设备、光学-医疗等仪器是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面临脆弱性最高的三个行业。特别地，电机-电气-音像设备行业的脆弱性指数是后两个行业的三倍以上。而且从表面上来看，卡脖子是卡在了具体的产品上，但实际上卡脖子是卡在了具体产品背后的专利技术、基础理论，甚至国际标准层面。关于专利技术角度，我们的书中还有更加详细的阐述。

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着

国家产业链二元悖论

我们团队的崔晓敏博士和多位同事，不仅对中国的产业链影响力和脆弱性进行了检查，而且还对美国、日本、德国等10个代表性的发达国家进行了相同的“体检”，从而给出了这些国家产业链所具有影响力和脆弱性。在脆弱性方面，我们先识别HS-6位码层面的脆性产品，然后按照各种产品的占比加总到HS-2位的行业层面，获得各种行业对应的脆弱性。结果可以发现：

首先，各国越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其同时伴随的脆弱性也越强。这也是本文开始提到的国家产业链二元悖论。例如，美国、日本、韩国、荷兰的半导体产业都很强，但其脆弱度排在第一名的产业恰恰都是电子-电气产业。同时，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机械制造业更有竞争力，但其脆弱度排名第一的行业正是机械设备。再如，法国是空客飞机的最终生产国，但同时法国的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产品的脆弱度也排到了第三。

其次，各国脆弱度排名靠前的行业比较集中，特别集中在电子-电气产业、机械设备。这两个行业生产过程的集成度较高，涉及的产业链条也更长。因此也可以看到，尽管上述10国都是全球供应链上极具重要性的发达国家，但从各自的国家产业链来看，上述两个行业几乎是所有主要发达国家脆弱度最高的行业。换言之，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实现这两个行业较高竞争力的同时，尚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这两大产业链的完全自主要控，其产业链安全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外部环境。

为什么会有国家产业链二元悖论？

全球供应链分工是当今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最早的国际分工形式无疑是产业间的分工。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其经典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的思想时，举的关于英国和葡萄牙在布匹和葡萄酒分工的例子便是产业间分工的例子。二战之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开始盛行，并导致新贸易理论的产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运输成本下降，以产品内分工为特征的全球供应链分工越来越重要。“生产分割”、“外包”、“中间品贸易”、“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等概念逐步流行起来。中国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入世之后也是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分工，其重要特征是入世后加工贸易曾经在中国外贸中占据一半的比重。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供应链分工占据主导形式，并不否定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依然是当今重要的分工形式，只不过全球供应链分工更能代表当今国际分工的特征。

参与全球供应链分工的经济体均能从中受益，从而提升各国相应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全球供应链分工的特点是，各国不再简单地以某一产业的要素密集度来选择是否生产该产业，而是根据产业的不同环节来选择专注于该产业的哪一个环节。其结果是，发达经济体往往专注于高端环节，获得更高的增加值，以此规避自身劳动力资源的劣势。发展中经济体则选择劳动密集型环节，虽然获得的增加值低，但是却能生产本来无法生产的产品。比如，在传统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形式下，由于中国不具备在设计、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等方面的能力，并没有能力生产苹果手机。但是在全球供应链分工形式下，中国就可以专注于加工组装环节，生产并出口苹果手机。在这种条件下，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充分发挥，从而获得各自的产业竞争力及其升级空间。

与此同时，各国参与全球供应链也同样面临风险。一个国家只有越深度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其产业竞争力才能越强。但是，如果该国的某个产业位于相对下游的环节，需要从外国进口相对上游的零部件，则该国的生产将受制于外国的供给，一旦供给出现问题，该国的生产将受到影响。尤其是如果外国政府人为地切断零部件供给，该国短期内无法找到外国替代供应商或自己无法生产，则该产业将瘫痪。更为重要的是，某一产业的供应链并不是两三个国家参与其中，而是许多国家参与。任何一个国家的供给出现问题，由于产业的序列生产问题，该产业都将受到致命打击。正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国家产业链在融入全球产业链获得竞争力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脆弱性风险。

美国的经验是什么？

我们在前文也指出，既要实现国家产业链的全球竞争力，同时又要能够完全自主可控、不依赖于进口，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也不是说这个悖论“完全”不可能得到改善和缓解。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团队苏庆义博士的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政治关系、国家间的同盟实现了产业链安全的保障。如果只考虑经济因素，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低于美国。但是在考虑政治关系、断供能力后，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显著提升，而美国面临的风险则变化不大。相较于美国，中国的全球供应链风险更容易受到政治因素影响。从美国的案例来看，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链安全与竞争力可以兼得，从而也可以对前述的“产业链悖论”约束实现一定程度的突破。

我们也注意到，2021年6月8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键领域供应链百日评估报告。该报告中再次提及美国需要强化政治关系，从而维护供应链安全。这表明美国也意识到了政治关系对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关于政治关系恶化对美国供应链可能造成潜在破坏作用的担忧。可见，中国在提升产业链安全水平的过程中，为了同时兼顾产业链的国际竞争力，需要营造与主要国家良好的政治关系。

在百年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国产业链安全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应避免陷入各自为战的极端情形。我们应当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努力维护全球化大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此前提下来寻求国家产业链悖论的次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