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标志着中国市场国际化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东琪博士

　　（50人论坛·北京）加入WTO对于中国是一个新起点，整个国家面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环境，这就是拥有13亿人口的大市场国际化，从规则上完全与国际市场接轨，完全融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全球体系之中。这对中国以外的所有WTO成员来说是一个大机遇，他们可以在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分享到中国加速发展的利益，当然中国自身也将得到长久的战略性利益，因为任何市场行为一定是以双赢为目的的，你要进来，我要出去，你要向我出口你的产品，我也要求你进口我的产品。公平交易，互惠互利，是世贸的一个基本精神和原则。
　　中国市场国际化，不仅是外国商品大量涌入，而且重要的是中国对外贸易量的加速增长。目前占世界出口和进口的份额分别不足5％，10年后估计将分别达到10％左右，就是说，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贸易占十分之一，总体上还是处在“发展中“的水平，但贸易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接近翻番。这可以说是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数量型扩张”阶段，之后进入“结构型增长”阶段，这个阶段的增速将会放慢，但仍然会有增长。
　　入世后中国贸易之所以会出现加速增长，首先是因为目前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准仍比较低，恩格尔系数还高达46％（2000年），其中农村为49％，大多数中国人用近一半的消费开支购买食品，消费水准提高必然形成新的消费增长点，扩大消费市场的半径和容量，尤其是农村消费市场前景可观。其次是投资品方面，中国目前不仅存在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投资品出口的愿望和潜力很大，尤其是纺织、家电、一般机械、玩具、特色农业、部分微电子和信息产品等，而且也存在巨大的投资品需求，不仅大量的公共设施建设需要设备和材料，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升级需要新原料和新材料，而且各类产业和企业的固定设备正在进入技术更新周期之中，需要进行大副度物质替换，因此投资品的进、出口都有很大潜力。另外，入世必然使原来一些贸易方面的制度性壁垒取消，既包括受WTO规则约束而进行的关税减让、准入门槛降低、配额和补贴减少等，促使进口自由化程度提高；也包括对内全面开放，逐步取消公有和非公有经济体在投资、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上的差别性政策管制，促使出口自由化程度提高。所以，中国市场国际化后，不仅会加快进口自由化进程，而且会加快出口自由化进程。
　　有人担心市场国际化后中国将变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殖民地”性质的“世界车间”，因为大量跨国公司进来了，外国资本家很容易在中国开店办厂，会出现瓜分中国市场的格局，因为这些跨国公司不仅有高技术和现代化的管理，而且没有国有企业那样的政策性负担，他们有更强的竞争力。WTO的哲学是经济达尔文主义，强者恒强，适者生存，具有技术和管理优势的跨国公司更有竞争力，而中国企业因其技术和管理处于相对劣势，同时还承受着非常大的政策性负担，所以可能出现中国企业为国外跨国公司“打工”的现象，他们只能是搞零配件、做中介。这种担心的理由并不很充分，因为其一，我们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WTO的，很多目标的达到允许有一个5时间表的过渡期，外国资本家特别是跨国公司不可能无条件地一下子涌入中国市场，在这期间，我们可以作准备，可以保持一定的控制权；其二，即使是5年之后，也不是将中国市场不加管理地让给人家，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根据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管理这个市场，发达国家早就是WTO成员国，但是他们的市场也不是一点保护也没有，美国的农产品、药品和高技术产品的保护在世界上最利害的，日本的保险市场至今的保护也还是存在的，欧洲的市场保护就更多了。所以，我们的政府和国民一定要明白，中国市场国际化是指这个市场比以往更为自由，更为适应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更主动地加入到世界贸易之中，而决不是将这个大市场放手不管，不是让民族工业失去自己的发展空间，更不是接受“经济殖民化”或“市场殖民化”。
　　我们也不能因担心“市场殖民化”和成为“世界车间”而怕人家进来。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辛辛苦苦，通过自己内部潜能的激发和整合，在早期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哲学、文化、技术和经济的文明，但是近一、两百多年落后了，为什么？就其思想导向来讲，主要是在“中（国）西（方）关系”、对外开放上一直存在问题，一直是怕走出去经不起竞争、冲击。最近20多年想通了，认识到要在全球化浪潮中加快发展自己，就必须象毛泽东同志讲的“要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你不经风浪就容易患感冒，你不下水怎么能知道水性，如何自由地游泳呢？中国近20多年快速发展，实现9％的经济高速增长，从不足温饱到基本实现小康，农民住的从茅草屋到砖瓦楼房，城里盖那么的摩天大楼，街道绿化率明显提高，市容明显改善，全国修那么多的高速公路、铁路，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可以坐飞机旅行，硕士、博士队伍越来越庞大，以海尔为代表的中国跨国公司也越来越多，等等，我看都与开放有关。但，目前中国这个市场还没有真正国际化。当然，真正进入国际化，会有阵痛，加入WTO初期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世界车间”的情形，这也不能过滤太多。我们让外资多进来一些，增加就业机会和税收，缩小资本不足的缺口，提升技术进步水平，搞活整个国民经济，这些都是好处。
　　当然，政府有责任多考虑如何尽量化解负面效应，帮助各类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民族产业尽快走过“阵痛”期。比如，加入WTO后，农民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因为西方农业经营的现代化、产业化和企业化水平很高，粮食品质好，价格低，大量进口他们的粮食，势必冲击本来就处于弱势的中国农民。如果今后5年内由于外部竞争而导致近1000万农民失业，并使农民收入再度下降，这个冲击和负面影响是很大的。怎么办？政府一定要给予支持。一是增加对贫困农民和贫困地区的救济；二是增加对主产粮区结构转型的财政和金融资助；三是大副度增加对农村、农业公共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包括增加农村通路、通电、通水、通气、通讯等基础项目的国债投入；四是增加对农民基础教育、成年培训、生存性养老、基本医疗、防疫保健等公共福利事业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五是通过精简乡村政府机构减少农民的财政负担，可以考虑对农民实行减免税政策，全部取消政府对农民的费收；六是通过科技支农、增加政府投入等办法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等等。中国农业、农民需要提高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的提高不能完全走工业企业市场化的道路，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除了农业外，国有企业也将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解决的办法不是象前几年完成“脱困”目标那样，通过政府的直接支持，如债转股、提高出口退税、增加补贴、提高低息和贴息技改贷款、延长所得税优惠、压“五小”、容忍其在股市泛滥圈钱（国企上市、配股、增发很容易，而非国有企业上市难），而只能逐步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将其推向市场。其办法，一是减少并逐步取消政策性负担；二是加快改制、转型；三是通过组织协调加快其并购重组。基本途径是用制度办法提高国有企业改制后的竞争力。在这一过程中，将会有大量工人丢掉工作，因此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最后，在中国市场国际化过程中，全面转变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政府应当逐步从竞争性生产领域的直接管理中退出来，在加快建立公共财政基础上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在建立和维护包括信用、公平交易在内的市场秩序，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提高宏观调控的能力，尤其是要在坚持投资、贸易自由化原则基础上加强对外经济管理的能力，包括组织企业进行反倾销和应对反倾销的事务。保障国家利益最大化，既是国民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要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政府的直接工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