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多次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要贯彻落实好这个要求，必须树立风险整体观。比如在数字经济治理方面，就要把短期风险、长期风险、局部风险和整体风险统筹把握。

从风险整体观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安全与发展不能割裂。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按照适度包容的原则，给发展留下空间。实践中，我们对数字经济的治理依然存在条块分割的现象。一方面，从局部的部门职责看，通过行政性的强规范、强监管，数字经济的安全风险小了；另一方面，从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风险有可能在上升，需要整体评估。

辩证地看，安全寓于发展之中，只有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升级，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在数字领域中的国家安全博弈才能“技高一筹”，安全风险才能持续得到有效防控。历史和现实教训都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发展慢了，落后于人，也是重大风险。

二是实体企业和数字平台企业不能对立。从本质上看，数字技术是虚拟化技术，让受到物理时空限制的经济活动，通过虚拟时空实现效率提升。数字化在我国是从商业、服务业起步的，逐步走向数字生活。接下来，我国走向数字制造的进程中，同样也要实现虚拟化、无人化和智能化。可以说，数字化与工业化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顺序，要顺势而为。

要正确理解平台企业与实体企业，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中，作为工业化产物的实体经济，需要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通过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体企业、实体经济都会趋向数字化，催生虚拟制造、虚拟训练、虚拟现实、虚拟空间、虚拟人……等等。数字革命的对象恰恰就是工业革命形成的各类“实体企业”“实体经济”，实体要素融入“数字要素”之中、实体企业融入“数据中台”之中、实体经济融入“数字经济”之中，而不是相反，让新的经济形态去适应旧的经济形态。数字化才是方向、是趋势，如果将两者关系对立，数字经济、数字平台企业发展受限，意味着我们有可能面临重大的发展风险。

三是资本和研发创新不能孤立看待。资本和研发创新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没有资本的跟进，就难有研发创新。种子基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等不同资本形态，对应着研发创新的不同阶段，资本是研发创新的孵化器和产业生态形成的助推器。

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要控制资本的非法逐利行为。规范资本行为，要依法实施，既不让“大资本”滥用市场地位，又要保护“小资本”，充分发挥资本承担风险，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功能。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也不是退回到行政审批的老路上去，而是要让资本遵循市场规则，不逾越法律底线，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资本是生产要素和研发创新的催发剂，在研发创新的产品化、市场化、产业化阶段，应该大力鼓励资本进入，承担风险，推进创新。在这些阶段，监管部门不能缺席，但主要应以研究分析、监测预防、保护消费者权益等工作为主。当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监管部门应当及时出台新的标准和行为准则，对各种并购、收购行为进行评估和把控风险。要建立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消费者主权”制度，防止资本凌驾于消费者主权之上，损害消费者权益，并以此为基准来遏制资本的野蛮生长。对于垄断、不正当竞争、暴利、天价等资本的消极作用，都应当通过构建适应数字化的国家标准体系来衡量和识别，依法遏制，避免简单套用工业化的标准体系。

我们只有鼓励资本去催生研发创新，促进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安全风险防控才有保障。要推动把安全风险防范寓于数字经济发展之中，寓于更快的技术迭代升级之中。

可以说，这些数字经济治理中的难题，都涉及到风险的识别、判断和权衡。要进一步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必须统筹发展与安全，强化风险整体观，把发展放在优先地位来全面权衡不同的风险和监管模式。既要防范安全风险，更要防范发展受阻的风险，进一步完善法治化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