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人口达峰和更深度老龄化、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冲突、世界经济滞胀等复杂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面临的长期风险和近期挑战明显增多，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健康的，产业和供应链是有韧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也是充盈的，决定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仍将延续。从当前来看，我们面临最迫切的任务是应对短期冲击，稳住经济大盘，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复苏，保持实现预期目标所要求的合理增长速度。为使宏观经济政策更有针对性和效力，应该把发力点前移。本文从揭示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性质和特点出发，对政策靠前发力的方向和位置提出建议。

从三维视角认识长期增长趋势

经济增长有三个由“两分法”构成的维度，也应该成为我们判断经济形势的视角。第一是长期和短期之分，分别反映一段时期相对稳定的增长趋势和受周期波动影响的增长变化。第二是宏观和微观之分，分别展示经济总体的状况和单个的生产经营主体及消费主体。第三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之分，分别表现为潜在增长能力和实现增长潜力的需求保障。相应地，从“两分法”的对立统一着眼，在三个维度的相互组合中，观察和判断经济形势，有利于我们得出可靠的结论和对症的政策建议。

许多影响因素的长期趋势性变化，会改变经济增长的常态。当前我国面对的这样一个变化，是不期而至的人口转折点。2021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0.34‰，预计2022年人口总量将达到峰值；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到14.2%，达到了国际上公认的“老龄社会”标准。这个人口转折点的到来大大超前于此前的预测。固然，人口增长减速和老龄化加深是延续多年的趋势，所带来的供给侧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即劳动力成本提高、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投资回报率下降和生产率增长减速，导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然而，对人口最新挑战的性质做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崭新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既要依靠要素投入和配置这个供给侧源泉，也要靠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从需求侧予以保驾护航。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投资和出口因素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趋于减弱，转变发展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转向更多依靠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然而，人口变化从三个方面产生抑制消费的效应，妨碍这个拉动力的提高。第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同时也是消费者，一旦人口达峰进而转入负增长，消费增长将受到极大的抑制。第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年人受收入和保障的限制，通常具有较低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更深度的老龄化必然带来更严重的消费需求制约。第三是收入分配效应。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费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费倾向高，因而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消费扩大。因此，从人口变化趋势及其效应看，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制约。这是认识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基本着眼点。

就业、收入和消费的短期冲击

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和不确定性的影响，2022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经济显现进一步的下行趋势，劳动力市场也受到冲击。除了城镇调查失业率数字之外，还可以从以下方面认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一是持续的周期性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很长时间都稳定在5%左右这个事实，说明这个水平大体为自然失业率，主要由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造成。然而，2020年以来多数时间的失业率均超过5%，超过的部分即为周期性失业。二是经济进入下行区间。根据“萨姆法则”，即如果最近3个月失业率的平滑水平，比此前12个月中任一水平高出0.5个百分点，就标志着经济处于下行区间。2022年2月份之后，失业率水平已经达到这个基准。三是农民工就业困难加大。2022年2月份以来，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已经高于平均水平，加上很多农民工返乡或者无法外出，显示出他们面临的就业困难愈加严重。四是青年失业率高企。2022年新年伊始，16—24岁人口的失业率即达到过去两年毕业季（7—9月份）的峰值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失业、就业不足和就业困难，不可避免地影响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特别是疫情对就业的冲击具有连续的特点，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不利因素已经得到累积。在居民收入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收入预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一方面，消费行为受到收入减少的直接影响，甚至会伤害部分群体的基本民生；另一方面，消费行为还受到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增强的间接影响，消费以及社会总需求受到的这种抑制，将妨碍宏观经济的企稳复苏。

劳动力市场也好，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也好，反映的还是经济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还应该进一步观察导致上述特征的微观经济基础。认识经济活动的微观层面，最重要的表现是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以及遭受冲击时发生的分化现象。微观主体的异质性可以从以下方面观察。从作为生产经营者的市场主体来看，目前我国约有市场主体1.5亿余个，其中个体工商户1.03亿个。从作为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人口来看，目前我国有14.1亿人口，4.9亿多个家庭；在全部人口中，34.9%属于人户分离，26.6%为流动人口。在全部7.8亿劳动力中，就业人口7.5亿，其中非农产业占比76.4%，城镇就业占比61.6%。在城镇就业中，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占比大约为30%。农民工总数约为2.9亿，其中本地农民工1.21亿，外出农民工1.72亿。

这些类型和规模各异的市场主体，以及极其多样化和异质性的消费主体，在经济下行时具有不一样的调整和承受能力，实际受到的冲击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就业稳定性差的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在经济低迷时总是首当其冲。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和防控措施的特点，大量这类市场主体遭遇到难以抗拒的冲击，在这些相关领域就业的劳动者也受到更大的冲击。

政策发力点前移的方向和位置

在宏观经济不景气的时刻，宏观经济、市场主体、就业人群、个人收入和家庭消费都会受到冲击。政府也有诸多政策工具用来应对这些层面的困难，即分别实施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改善营商和创业环境的政策、积极就业政策和托底保障的社会政策等。在面对常规的宏观经济下行周期时，一般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促使实际增长回归潜在增长率。在遭遇疫情对实体经济冲击这种特殊情况下，着眼于用减税减费等纾困手段，稳定和保护市场主体，从供给侧稳住产能和产业链。鉴于疫情持续时间较长，居民消费受到抑制，并且与长期需求侧制约共同作用，可能形成对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持续障碍。因此，政策发力点应该进一步前移，落实到对于稳定收入和消费具有最直接效果的个人和家庭层面。

把政策发力点前移到个人和家庭，符合以人民为中心和民生为本这一根本发展目的要求，也契合疫情对经济和民生造成冲击的特点，切中（消费）需求成为经济增长常态制约这一现实挑战，可以实现保障民生与恢复经济良性循环两个目标的有效结合。根据普惠、通用、直接、便捷抵达家庭的原则，保消费主体的政策举措可包括：扩大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项目的给付面，甚至应该把未参保和以前未覆盖的人群纳入其中；充分并适度地提高社会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险的给付水平；提高社会保险可得性和领取方式的知情度；必要时直接向困难群体发放基本生活补贴；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基本社会保险的缴费率。

对于在特殊时期实施非常规的扶助措施，应该把传统观念暂时搁置起来，采取特别的认识视角。首先，提高给付水平、减免税收和缴费，乃至支付困难补贴，都属于特殊时刻的临时性救助，而不是也未必成为常态化的制度安排，因而不会形成不可持续的财政负担。其次，这些需要政府承担的直达个人和家庭的补贴项目，并不是非生产性的额外支出，而是促进宏观经济企稳的稳定器，以其稳定收入和消费的有效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需求拉动力，达到促进经济复苏的目的。再次，鉴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常态化需求制约的发展阶段，如何通过扩大社会保护、社会共济和社会福利支出，提升居民消费倾向、打破需求对长期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成为需要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中常规配置的政策手段。通过政策前移到个人和家庭，可以在实施短期临时应对措施中积累长期制度建设的经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