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国际金融杂志 2022-06-07 15:17 发表于北京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学界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提出，当前全球已经进入高成本时代，并从五方面阐述了带来成本提升的原因。成本的上涨一方面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结合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的独特地位，本文认为，相关变化对于中国而言，很可能将带来战略机遇。当前，世界经济在高债务状态下运行，已经引发通货膨胀。如果各国通过征收通货膨胀税解决债务问题，其后货币政策的常态化过程会不会引发世界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有必要对相关问题加以研判。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停滞和随之而来的全球性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学界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一方面，以往所有宏观预测模型和方法都没有预测到当前的通货膨胀形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报告指出，本次全球通货膨胀，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具有超预期性，超越了前期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所有的宏观模型所做的价格预测。从传统的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看，经济增速、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即使在短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不处于同一条曲线上。这就暗含了一个很重要的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结构性冲击和预期性的大调整。因此，专家预测出现群体性偏误，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传统理论进行思考。对于如何解决这种预测失误，探究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和根源，学界尚未取得共识。当前，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依然强调通货膨胀冲击具有暂时性，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开始改变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与斯蒂格里茨之间，以及欧洲学者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之间存在争论，这种争论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当前通货膨胀带来的冲击是否是短期的？导致通货膨胀的核心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还是过量的刺激政策？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消除之后，通货膨胀的基本模式是否会回归过去的常态？此外，争论还体现在当前冲击会不会由结构性的冲击转换成非结构性冲击，特别是在预期上产生重大的影响。近两年，通货膨胀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在于对预期性通货膨胀进行了异质性的构造。这种构造导致了很奇特的现象——不同行为主体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存在差异，不同行为主体对于总体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也有所不同。近期数据表明，专业经济学家所预测当前全球通货膨胀率在3.7%左右，针对几千名企业家的抽样调查得出的全球通货膨胀率预期值是4.1%，针对普通居民调查得出的通货膨胀率预期是4.7%。从现实结果看，专家的预测数据最不准确，居民的预测数据最准确。这一对比凸显了几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即不同行为主体对于通货膨胀预期的作用方式，以及在通货膨胀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么？一直以来，专家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都很重要，例如，美联储的点阵图是由宏观经济学家所做出的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对于利率的判断。通过统计各央行高级经济学家的预测发现，专家的预测存在系统性偏误；但最新发现普通居民的预测和预期很准，其中，最准确的是经常购物的妇女对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原因是她们对很多经常购买的物品的价格变化非常敏感，并且对这些物品的变化较为关注。对此，经济学家存在疑惑，为什么常态下专家的预测更准确，非常态下居民的预测更准确？很多团队也在研究这个有趣的问题。上述问题引发的后果就是在常规时期制定货币政策的人对通货膨胀能够看得清楚，也不需要太多预测，因为世界就是按照常规在运转。但在非常规时期，很多专家还在墨守成规、刻舟求剑，导致认识不清；与此同时，居民特别是日常进行生活购买的居民的感受最为真切。另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叫做“通货膨胀自我实现机制”。通俗来说，人们预期将产生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有可能真的到来。根据这一理论，如果居民经常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媒体经常宣扬通货膨胀的状况，社会可能将迎来通货膨胀。因此，一些专家建议央行同居民进行沟通，说服他们相信通货膨胀不会变。这个研究成果可能会将传统经济学中“预期”的黑匣子打开，透视通货膨胀预期发生结构性变化的规律。当然，在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智慧，而不是让历史告诉未来的规则化的延续。因此，在解决未来两个变局加速期、关键期的诸多问题时，可能需要创新型的智慧，对于世界通货膨胀的认识也可能处于一个知识更新、预测范式革命的阶段。至少在这样一种变局阶段，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和专业的态度，才能够看清未来。
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2022年2月美国CPI环比上涨7.9%，欧元区CPI环比上涨5.8%，均创下近三十年的新高。历史的轮回会不会重现？我们经常说历史虽然会重现，但穿着不同的衣服、踏着不同的旋律、遵循不同的逻辑。在本轮通胀中，俄乌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与此前中东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的发达国家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好像有相似之处。需要注意的是，表面上看，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社会经济停摆是本轮通货膨胀的核心诱因。这个表象特征来源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产生的供需两端的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停摆，供给和需求出现深度下滑。在此过程中，各国纷纷采取非常规政策进行救助。这些非常规的政策，例如，欧美的大量非常规政策直接补贴家庭及中小企业，从而使很多家庭的收入没有减少，导致美国在2020年、2021年整体消费没有下降，这是所有国家中很难见到的一点。美国的消费还在持续增长，但供给出现断裂，一旦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需求就会出现井喷式增长，被疫情抑制的各种需求会大幅爆发；但由于存在供给瓶颈，以及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影响，供需两端恢复的速度完全不匹配，从而导致价格水平大幅度上涨。进一步深入探究，如果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世界经济会怎样演变？本文将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大时代，这个大时代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时代、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强的时代，同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高成本时代。本文从以下五方面阐述成本的上涨。第一，即使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实现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新冠肺炎疫情也一定会带来防护成本和健康成本的增加。上述成本类似于“9·11”恐怖袭击事件直接导致全球安保成本的急剧上涨。虽然从核算角度看，相关成本有些将推动GDP上涨，但应当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人类无需支付这些成本，无需投入大量的物资和人力从事相关领域的生产和服务。因此，这就是额外的成本。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逆全球化不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而是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产物。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多国对于传统分工体系，也就是过去30年以垂直分工为主体的供应链、价值链的构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世界必须更加注重安全而非单纯的效率。基于此，各国都在构建自身内部大循环，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制定“备胎”计划。我们一定会看到全球分工的重构，全球供应链会变短变宽，各种“备胎”计划会源源不断推出。这些举措一定会导致全球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因此，即使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消除，逆全球化的现象也不会停止，反而可能在大国博弈中加速。这一趋势会导致各国生产成本增加。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纷纷签订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绿色转型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对各种乱排放、大量排放的行业通过成本显化开展技术替代，以减少对全球气候的干扰。因此，绿色转型首先是一个成本概念，其后才是技术创新概念，最后才是绿色转型之后的收益效用分配的概念。在全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基本实现的过程中，绿色成本会大幅上涨，多国把相关指标作为重要政绩，多国绿色金融规模的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但是这表明世界经济的成本在增加。第四，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增强。过去几十年间，在战争逐步减少时，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经常态化，因此，地缘政治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虽然防务成本增长有可能在短期提振GDP，但是大量的防务成本特别是战争消耗的成本一定是人类的负担而不是进步的动力。因此，地缘政治环境恶化导致全球防务开支的急剧上涨，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和政治冲突，而没有用于生产性的活动，相关成本是难以估量的。第五，高债务时期。应对高债务必须要有解决方案，如果按照现有的产权格局承认债务的必须偿还性，则人类历史上解决债务问题有很重要的两种方法。一是大危机，通过破产来解决债务关系；二是大通货膨胀，国家通过大规模发钞票，征收通货膨胀税来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综合上述五方面因素，加上全球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一段时期，人类社会将在大变局中步入到高成本时期。这种高成本，一方面，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会转换成通货膨胀。这是必须要从根本逻辑上所看到的，而非仅仅从新冠肺炎疫情这样一个表象特征、俄乌冲突这样一个事件来研究未来通货膨胀的概念。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再来思考中国的战略定位，就会得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可能充满希望的结论。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世界的创新中心，在整个供应链上有着独特地位。在未来高成本和高通货膨胀的趋势下，中国的战略定位又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我们来讲，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从简单的数据来看，当前，俄罗斯物价上涨达到12%，欧洲物价上涨达到5.8%，美国物价上涨达到7.9%，土耳其、南非通货膨胀率更是高达两位数；而中国的CPI依然维持在2%左右。在全球竞争合作关系中，预计中国的出口仍然会维持欣欣向荣的局面，中国超大市场经济体将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这是我们战略性的思考。当然，还有很多战略性的考量，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于结构性的冲击。要考虑通货膨胀过程对于弱势群体的冲击以及如何加强对他们的保护。应当注意的是，在思考世界问题时首先要看到大趋势及其背后的推动力，要看到中国在大趋势中的战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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