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严峻，叠加俄乌冲突持续升温，给全球格局带来巨大影响，经济的组织形态、运行方式以及原有的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联和逻辑关系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整个经济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这种不确定性不是偶然性的，也不是短期性变化，而是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发展的逻辑、运行的逻辑以及治理的逻辑，都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新形势下，传统经济学理论，包括金融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当前现实，更无法指导未来实践，亟待转换思维方式、逻辑方法和分析框架。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金融风险研究，显然不能只是凭借若干数据进行分析，而是应针对经济运行、经济发展、金融稳定以及金融风险防控等问题，深入探讨其内在的新逻辑。这是制定新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基本前提。否则，可能会出现严重偏差。

针对这一问题的深究，涉及哲学问题，即应该如何认识这个世界？如何认识人类的经济活动？如何认识金融？这是认识论的问题。这些都与经济运行逻辑以及金融稳定逻辑存在内在关联，因为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是建立在新的认识论基础上的。如果新的认识论没有突破，就很难构建出新的逻辑方法，更加难以提出有效的对策。所以，研究对策不能只是对相关数据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以判断短期形势，那样对于决策的意义不大。比如，我国当前的宏观数据表现稳中向好，在全球范围内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如果用传统的分析框架和标准进行判断，我国的经济增长、投资、消费、进出口等常规指标均表现良好。经济增速往上走，大家觉得好，经济增速往下跌，可能就觉得不好。然而，好与不好，涉及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这一标准内置于每个人心中，需要自己去琢磨。形成一个结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其逻辑依据又是什么？看待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观点，不同于自然科学、数学结论的唯一性。因此，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同分析框架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分析经济形势时，基于过去与事实的传统分析框架表现出越来越大的不匹配性，亟待构建一种基于预期与行为的新的分析框架。预期指向未来，所有的经济活动、金融活动，都是观念和预期的一种结果。我们需要把现在的行动与未来关联起来，而不是与过去关联。“过去”被视为一种沉没成本。

在现实情景中，每一位个体、每一家机构，都在努力寻求与未来的关联。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更多强调与过去的关联，试图收集更长时间跨度内的历史数据，从所谓的长周期、长趋势进行分析，一百年有一条趋势线，五十年有一条趋势线，二十年可能又有另一条趋势线，这种分析方法有其历史价值，但在当前快速变化、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越来越缺乏应用价值。因此，需要构建新的分析框架去认识这个世界，将经济形势当作我们构建的一种结果。按照这个新认知、新逻辑，经济形势会发生什么变化，取决于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和政策措施。从国家层面来讲，有什么改革举措，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形势，它不能脱离于人的活动。因此，我们不要把宏观政策、改革措施，视作我们在适应客观规律，而是应该主动去构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某种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规律是我们构建的结果，而不是先天存在的。

这种新的分析框架的基本认知是世界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世界的确定性只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存在，是我们构建的结果，而不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观点看似不可思议，但现在的自然科学发展以及中国的具体实践，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现阶段的主要经济形态可称为新经济，或者说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并不是特指某个行业、某个产业，就像工业经济不是特指某几个行业，而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农业经济不等于没有手工业，工业经济也不等于没有农业，只是在工业经济时代，农业变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我们讲数字经济也并不是否定工业，而是强调进入数字经济阶段后，工业和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新增长点及发展的内在潜力在数字经济，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趋势。

新经济的本质就是在数字经济中嵌入金融要素。经济的金融化，导致经济学与金融学的深度融合。首先是微观上的融合，比如公司财务和公司金融在相互融合。以前没有公司金融这一概念，但现在公司财务逐渐被公司金融所取代。微观金融学就是过去的企业财务学与公司财务学。金融自身过去是货币银行学，现在取名金融学。货币学和银行学过去是分开的，而现在两者统称为金融学，不再叫货币银行学。货币是央行管的，和金融机构、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金融和经济在宏观上也开始融合，经济运行的逻辑越来越被金融所主导。

经济运行的逻辑，从大的方面看跟过去存在明显不同。特别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运行新逻辑的关键点，其实是货币问题，而货币的基本问题，是看货币是否中性。这一问题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逻辑。比如美国1.9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是前所未有的财政货币政策。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是认知发生了改变，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如果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这么做就没有意义。因为按照传统逻辑，这样做只会造成通货膨胀，不会有任何正面作用。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实际上是改变了假设前提，认为货币是非中性的，货币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如果没有这些效果，美国就不会通过财政方式来增发货币。当然还有现实的观察，就是2008年以来，几乎没有通货膨胀，也就是说货币和通胀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所以，整个经济运行的大逻辑在货币这个支点上发生了变化。货币到底是中性的还是非中性的？是短期中性的还是长期中性的？抑或都是非中性的？这成为经济运行逻辑的分水岭。国外越来越趋向于认为货币不仅短期内是非中性的，而且长期内也是非中性的。因此，在现代货币理论出现以后，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学术阵容。

我们应当怎么选择呢？这实际上涉及对经济运行逻辑的判断。数字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是完全不同的背景条件，过去是基于货币中性、货币数量论的一套观点，建立了独立的中央银行制度和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形成了一整套理论，在此基础上还有财政政策。所谓总供给、总需求之间的均衡等宏观调控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如今，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业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物，需要依靠资源要素的投入，人是被动的、依附的；然而在新经济，也就是数字经济叠加金融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的大逻辑从物变成了人，也就是人的知识、人的创新、人的技能以及人的主体性的释放，形成了新经济的基本逻辑。这与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因此，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新发展理念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我们将其转换成学术观点，就是发展要依靠人的创新、人的知识，依靠人的素质提高和能力的提升。总之，发展的大逻辑已经发生了明显改变。

从治理的角度来看，过去讲宏观调控，现在讲经济治理。治理的大逻辑变成风险。风险是指向未来的，是一种虚拟状态，不能按照实验科学的方式去证伪。实验科学需在实体的物理空间内进行，而风险则是进入了虚拟空间，这是一种虚拟理性、虚拟分析、虚拟逻辑，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遵循的是二值逻辑——是与非，要么是，要么不是；而虚拟逻辑，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是。类似于量子力学里谈到的量子的两种状态，大量实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人观察的时候是一种状态，不观察的时候又是一种状态，这不是仪器的问题，而是事物的本来面目与人的观察相关联。我们看到的世界，本质上来说都是“构建”出来的。从哲学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都是构建的，构建了什么，就决定了我们能看见什么。物理学家们说，你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就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样的世界。所以，经济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就是风险治理的问题。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我们通常会担心发展太慢。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经济运行的逻辑、经济治理的逻辑，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改变。其中，发展的逻辑指的是可以构建的一种长期趋势，运行的逻辑指的是当前的状态，治理的逻辑就是宏观政策，如制度、体制、机制如何改进等，都属于治理的范畴。治理的核心逻辑是风险。按照经济治理的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需要从风险的转化和演变来看待经济指标的变化及其内涵。

金融发展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在数字经济的加持下，金融化的速度越来越快。金融化一定程度上就是虚拟化。微观层面的实体交易、金融交易在融合，宏观层面也在融合。经济学、金融学相互融合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发生重构。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发展阶段，同时也进入了全球发展的新阶段，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再沿着西方的现有话语体系和基本逻辑走下去，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也无法指导中国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要跳出原有体系，进行许多“破坏性创造”和原始创新，这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当然也是最大的难点。

当前世界经济的新特点是高度不确定性，中国同样面临经济下行的严峻挑战。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在快速恢复，但尚未真正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这里讲“恢复”，只是从增长速度来看，很多东西用“恢复”概念去描述、去论证，可能还存在偏差。既然到了新发展阶段，为什么还要往前恢复？这显然还是一种物理学思维。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导致经济增速掉了下去，砸了一个“坑”，现在要把这个“坑”填起来，填平之后再有所增长。其实现在的低增长，是按照传统统计方法得出的结论。GDP的统计可能有水分，也可能有漏统，包括对一些新经济、数字经济的统计，但总的来看，我国经济呈现低增长态势，已经不是以前的高速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自2000年以来差不多翻了10倍，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值在世界上也处于前列，但通胀水平仍处在相对合理区间，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曾经因猪肉价格而发生较大波动，但整体上没有出现通胀。

针对2021年以来的原材料大幅涨价，有人归因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全球供需不匹配。这是个抽象概念。疫情冲击导致全球供需不匹配，带来铝、铜、钢铁等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但内需仍然不足，需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人说这是输入型的，是美国放水造成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无论哪种观点，都是基于传统理论的分析结论。按照传统理论，美国放水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其假设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多了物价肯定上涨，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逻辑推论：货币超发，物价上涨。

问题是美国超发的货币给谁了？是谁拿到货币并形成需求导致价格上涨？事实上，需求没有增加，内需仍然不足，仅仅是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上涨。我国产业中游、下游的需求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投资需求乏力，为什么上游价格会上涨？这更多是由于预期因素引发的风险判断，使风险情景发生了很大变化。“3060”双碳目标是当前的热点话题，而这些上涨的产品都是高碳产品，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意味着高碳产品供给能力和产量下降，从而预计价格会上涨。“价格会涨”最先不会表现在实体领域，而是表现在虚拟领域，就是期货。我们分析这些领域内期货与现货的价格关系发现，两者价格曲线是高度吻合的，而且往往是期货价格领先。进一步研究发现，期货价格在引领现货的价格，传统的供求关系决定产品价格的结论已经不完全成立。以前讲的供求关系是实体的，供应与需求决定价格，是指实体空间的价格。然而期货就是在虚拟空间里，价格是虚拟的需求和虚拟的供给，即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是按照传统经济学供应与需求决定价格，还是有新的力量在左右价格？实际上，当前的定价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要素市场的定价机制越来越体现出金融化特征。

金融市场的定价金融化不难理解，大宗商品市场的定价机制也越来越金融化，这反映了经济金融化程度在加深。经济从货币化到金融化，再到数字虚拟化。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既是高储蓄率国家，又是高利率国家，而许多西方国家既是低储蓄率国家，又是低利率甚至零利率、负利率国家。按照过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没法解释这一现象。高储蓄率说明资金很充裕，资本过剩并向外输出，说明我们不差钱。那么不差钱为什么利率还那么高？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储蓄率低说明资金少，为什么利率还很低？其实，这就涉及一个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扯不清的问题，就是资金到底是由货币供应决定的，还是由储蓄决定的。从储蓄的角度来看，资本积累必须要有一定的储蓄率。收入减掉消费就是储蓄，储蓄越多，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

过去判断流动性是否充裕，往往只看货币政策和货币供应，与储蓄率高低没有关联，那么货币还是原来假设为中性的货币吗？实际上，情景已经发生了改变。如果货币不是中性的，为什么还要讨论杠杆率呢？现在很多问题是难以解释的，但中国确实存在资金很充裕、储蓄率很高的现象。这只能说明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偏低、成本偏高，导致利率高。因为金融机构追求盈利，需要依靠更高的贷款利率才能消化掉这些资金成本。以前把一些通道、影子银行的高利率说成是环节太多，造成高成本。有正规金融在，为什么又衍生出影子银行？深入思考后可以发现，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偏低，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还有相对浓厚的行政色彩，金融机构尤其是大型国有控股金融机构的自主性、独立性仍需通过改革去提升。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的新特点，比如高储蓄率、高利率，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很难轻易得出结论，也出现了很多传统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如果再运用传统理论、传统分析框架来解释当前的经济形势从而制定宏观政策，可能不合时宜。

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其实涉及货币是不是中性的问题。如果货币是中性的，货币多了就会出现通胀；如果是非中性的，货币多了可能会带来供给的增加，不一定形成通胀。如果货币本身作为一种资产，不仅仅是企业意义上的货币，像现金作为一种资产，而且在宏观意义上作为资产存在，那么货币存在的逻辑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应该如何去定义货币，成为了一个新问题。另外，比如零利率、负利率、负价格，这些在过去的经济学、金融学中是难以想象的。交易价格顶多为零，怎么能出现负数呢？用供求关系显然是无法解释的，但用风险定价便能够解释。因为交易是双方的行为，有一方之所以愿意倒贴钱把商品卖出，实际上是基于风险的判断。中国发行40亿欧元的境外债，其中5年期债券的发行收益率为-0.152%，这意味着作为主权债务，我们不但不用支付利息，投资者还要倒给钱。这是因为在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公共风险水平急剧上升的条件下，中国提供的产品是无风险的，投资者与其投资收益高但风险也更高的产品，不如持有中国的无风险资产，即便倒贴也愿意，这就叫风险定价。

风险定价非常复杂，其中还涉及货币与赤字问题、货币与政府债务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基本实行了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欧盟虽然货币统一了，但财政没统一，谈不上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英国也是财政货币政策一体化。央行的独立性在逐渐弱化，所谓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过去是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条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但这种协调逐渐已经不存在了。我们现在坚守的这套理论和政策体系与一些国家已有明显区别。当然，现在还很难判断其未来的风险及后果，就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实施量化宽松，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超常规的货币政策，肯定会带来全球的恶性通胀，甚至带来美元的崩溃，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美元越放水越有吸引力，一有风吹草动很多资金就流向美国兑换成美元资产。因为从世界货币体系来看，美元仍是无可替代的；从经济地位来看，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完全替代美国。顺着这一逻辑分析，可能只有美国能这么做，这被认为是一种特殊情况。再看日本，该国最早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始终在追求通货膨胀，但通胀一直起不来。相比美元，日元还称不上是世界货币，只是“一篮子”货币的组成部分。为什么日元大放水却没有出现理论所预见的通货膨胀？这些问题实际上都需要重新去解释。过去说财政不能透支，现在财政能不能透支？这涉及增发的货币是不是人民银行负债的问题。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里，发行的货币就是负债。问题是这种负债需要归还吗？什么时候需要还清或者减少这种负债？实际上它不但不会减少，也不用偿还，还会越来越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央行资产负债表会萎缩吗？事实上，只要央行存在，其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就会越来越多，这意味着教科书写的“央行发行货币是对全体人民的负债”这句话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并不符合债务的定义。如果不是负债又是什么？有学者认为这是国家资本。货币是基于国家信用发行的，货币发行收益叫铸币税，当然是国家收入。那怎么交给国家使用呢？这些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央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财政与金融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行的体制机制问题。

在新发展阶段，财政和金融的关系，尤其是财政和央行的关系、财政和货币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需要构建新体制去厘清财政和金融、财政和央行以及财政和货币发行的关系。从数字化趋势来看，观察当前经济形势，必须更多从数字经济来看，因为这才是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而不是传统的工业经济。如果工业经济通过“互联网+”形成了工业经济基础上的虚拟和实体的叠加，那么工业经济就升级为数字经济的范畴了。

总之，我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潜力必将是超越物理空间，主要来源于不受时间限制的虚拟空间。制造业中的虚拟制造、智能制造会越来越重要，并决定制造业的竞争力。因为虚拟制造可以大大降低实体制造的成本，提高效率。另外，未来的经济、金融也将越来越数字化，经济本身在逐渐金融化，组织形态逐渐平台化，而工业经济原有的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正在向相反方向演变，更加注重小型化、分散化和个性化。在此背景下，需要对金融有全新的定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将对越来越多的财富存量发挥激活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说，开发性金融就是要把这些不可交易的变成可交易，把原来的存量转化成新的流量，就是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利用。因此，在存量上做文章变得越来越重要。由于现在的经济学是建立在流量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的分析是流量分析，对存量的分析极少。比如，GDP就是一个流量，其实从存量来看，GDP只是财富存量的增量而已，但我们习惯于把它当成独立的指标来看待。以后需要从流量与存量相互转化的视角去看待当前的发展问题、分配问题、共同富裕问题。事实上，这些都与财富存量的规模、结构、形态、占有和使用等直接相关。比如，收入分配只是从流量的角度去谈贫富差距，如果从存量角度去看，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其实从物的角度去看是一个结论，从人的角度去看可能又是另一个结论。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基于国民财富和国民收入的消费；对国家来说，保障社会公平最重要的是基本消费，也就是基本营养、基本住房、基本教育、基本医疗等方面的消费，从而形成人力资本积累。

金融风险防控的关键，是把金融风险划分为微观金融风险和宏观金融风险两个层次，不能笼而统之。微观金融风险由微观主体承担；宏观金融风险就是公共风险，由政府承担防范化解的公共责任，当然离不开央行的参与。当前，我国面临的最大的金融风险不在于金融本身，而是在于金融化过程中各类资产负债表状态和经济行为，以及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经济金融化，意味着金融与经济在不断融合，但在监管上需要把金融和实体经济切割开来。两者越来越融合，说明边界越来越模糊，就越来越难以定义金融业。 

现在，金融风险的监测与管理遇到了新难题。微观审慎监管开始失效，按照现行的资本充足率、一级二级核心资本等指标对金融机构进行风险监测，即使达标了，金融危机照样可能发生，因为管住了微观，不一定能管住宏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微观审慎监管已经逐渐失效，之后提出了宏观审慎监管，但目前似乎仍找不着有效抓手，所以又回到微观。当前的微观监管应不仅仅满足于设置很多指标，而应要求达到这些指标，并且对行为进行监控，但也很难说能够真正管住宏观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

当前，地方投融资平台到底是什么？与现有的带有公共职能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尚未明确，以至于对地方隐性债务的会计基础是什么也存在模糊认识。目前来看，政府债务，尤其隐性债务的会计基础是有待完善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和地方政府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地方投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表能否并入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一方面，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负债通常不需要并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但地方投融资平台能否像西方国家的公共企业，并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另一方面，投融资平台是独立的法人主体，怎么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实行合并？在公有制条件下，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和国家的资产负债表怎么编制？其实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大量国有企业，以及为政府提供服务、负责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的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是什么关系？全国人大要监督所有的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在我国，国有资产包括企业国有资产、非企业国有资产（即行政事业单位资产）、资源性资产，以及金融企业国有资产，这是从所有者角度进行分类。当然，大量的资产资源是分布在市场主体中的，所以既不能把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简单并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也不能把企业的负债当成政府负债，但它们之间又有关联，这种关联如何界定或者如何捋清逻辑关系？目前，由于缺乏明确的界定，一些地方投融资平台的风险问题，要么推给企业，这是现在的普遍做法；要么就是问题大了，由政府揽过去。这种“钟摆式”的责任推诿，导致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时，也面临许多不确定性问题。

另外，由于地方投融资平台有多层属性，因而其风险也是多层的。一方面，它受政府委托，是一个受托主体。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民事主体，但又承担一些公共责任。公共主体的法律关系和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是不一样的，而政府也有双重职责，作为公共主体，承担公共责任；作为民事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承担民事责任义务。作为民事主体，政府和企业等市场主体是平起平坐的；作为公共主体、行政主体，政府又承担公共责任，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是一种不平等关系。所以，在一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里，政府既作为民事主体与社会资本平等签订合同，双方是民事契约关系；又以履行公共责任的名义，作为公共主体出面废除与社会资本签订的合同。这种行为应归类于行政官司还是民事官司？这在法律界也争得不可开交，尚没有定论。 

这些都是新问题，实际上都是一些不确定性问题，导致企业投融资过程中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中国具备一定的制度优势，就是由政府承担公共风险。一旦变成公共风险、公共危机，政府就会出面兜底。政府有防控金融风险的职责，但不是简单地去“买单”，当然也可以由央行直接用基础货币“买单”。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的“买单”行为是否可以用国家治理的要求来衡量？央行“买单”用的是什么钱？基础货币是不是货币发行收益？货币发行收益是否属于国家收入？国家收入按照法律规定是否应当全部进入国库纳入预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政府所有的开支、收入都必须进入预算。这些问题实际上都没有结论。中国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的企业、政府以及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其会计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需要推动国内会计准则包括政府会计准则作出相应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