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中国的发展奇迹不是在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实现的，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

因此，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使命是基于中国发展奇迹进行理论创新，以中国实践创新发展理论，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为主线，致力于立足中国发展理论的主流化，以中国经验形成理论，以现代方法形成规范分析，推进中国发展理论主流化，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新中国成立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中国发展奇迹的取得并没有遵循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中国式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是前无古人的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史上罕见的发展奇迹，拓展了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推动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和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和独特的理论资源。

一、中国发展奇迹需要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

短短70多年，中国在从落后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奇迹。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经济在1978~2019年保持了年均超过9%的高速增长，人均GDP由220美元上升到16117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可谓前无古人，堪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同时，中国共产党自取得政权即致力于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实现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于2010年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19年的60.6%。中国仅用40年就初步完成了发达国家100年以上才能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实现了“中国结构转型奇迹”。令人称道的是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所做的卓越贡献。中国贫困人口由1981年的8.78亿降至2015年的960万人，贡献了世界减贫人数的67%。2020年，中国实现了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被称为“中国减贫奇迹”。更为关键的是，中国打破了“亨廷顿悖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避免了矛盾和冲突，保持了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不断的社会冲突、社会不稳定掣肘经济发展以及频繁出现经济收缩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中实现了经济收缩的大幅度下降，实现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无论是政治层面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变革，经济层面的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还是社会层面的消除绝对贫困和人的全面发展，中国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但是，中国的发展奇迹不是在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实现的，现有发展经济学理论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发展奇迹。从中国发展的独特性与实践引出主流发展经济学无法给出解释的问题，如中国特色的制度、政府与市场、产业政策、制度试验方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实验场，开辟了崭新的发展经济学领域。因此，中国经济学界的重大使命是基于中国发展奇迹进行理论创新，解释中国式增长和结构转型，分析中国式制度变迁，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建设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实践创新发展理论，构建中国发展经济学。

二、中国发展的典型事实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悠久灿烂的农业文明尽管避免了人地关系不断紧张的帝国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但也导致中国内卷于乡土而迟迟不能进入现代社会。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就提出了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建设目标，进而通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个现代化探索、改革开放初期的“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及“新三步走战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一步一步逼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相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开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新征程。

第二，中国式经济增长。资本、劳动力、土地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中国式增长的贡献非常独特，其中：高储蓄率带来了高投资率和高增长，较高的资本回报带来的大量外国直接投资通过拉动就业和出口、技术溢出等途径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户籍制度限制放宽使得人口持续从农村进入城市，二三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这使得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政府利用独特的土地制度谋发展，土地不仅成为拉动增长的发动机，而且成为促进结构变革的助推器，以低价土地招商引资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土地资本化加速城市化，形成了“以地谋发展”模式。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等增速的新常态，资本积累、人口红利、“以地谋发展”模式的效力减退。同时，中国利用后发优势在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和新产品出现方面保持快速增长，创新驱动成为国家持续发展战略。

第三，中国式结构转型。中国通过特殊工业化道路实现了从国家工业化到乡村工业化和园区工业化，再到世界制造工厂的飞跃。同时，中国具有鲜明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不仅城市化具有明显的双轨特征，而且城乡关系也经历了从城乡分割到城乡统筹，再到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转变。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是推进二元结构转变的重要力量，城乡关系从分割走向融合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本质要求，农业从传统农业走向农业工业化是推动城乡转型的产业基础。

第四，中国式发展格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形成了以内循环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产业和供需体系，市场力量的缺乏导致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经济陷入短缺状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对外开放弥补了经济规模增大和商品充裕后内需不足的制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国内需求水平上升，而西方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兴起，反全球化甚嚣尘上，中国外贸依存度持续下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成为历史必然。

第五，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根本追求。减贫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首要目标和重要政治任务，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大规模的减贫成就，与经济增长、区域扶贫开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居民收入快速增长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也出现了收入增长的结构性差异。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发生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转变为收入差距的高速扩张和高位徘徊，既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激励机制改变有关，也源自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必须在财产收益、财产代际传递、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等内在机制和公平合理收入再分配等外在干预机制共同作用下才能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民生事业取得飞跃式发展，不同人群、不同维度的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中国发展的独特性

第一，中国式经济增长与转型模式。中国的计划经济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手段、实现“军工最大化”发展模式，重工业与军工集团一旦形成强大的关联，往往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影响政府的决策并防止政府资源被过度转移，由此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目标。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中国因双轨制、乡镇企业发展、分权型“财政承包制”带来了中国早期阶段的成功转型。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发展模式与“东亚模式”既有相似之处，即在政府主导下通过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促进了经济高增长。在取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收入不平等加剧、社会矛盾增加、债务比例上升、资产泡沫化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重大挑战与矛盾，未来必须通过全面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来缓解这些矛盾，实现中国的伟大转型。

第二，中国式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是理解中国启动发展和增长引擎的钥匙。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重工业部门推动工业化，为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形成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并快速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但也造成资源配置扭曲、经济效率损失以及经济增长失衡等负面影响。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直接导致了城市倾向政策，城市倾向政策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起点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为加速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后，出口导向发展战略逐渐取代改革初的进口替代战略成为工业化的发动力量，这一战略与沿海率先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战略互动，通过不断的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分工体系，通过对外开放促进对内改革，使中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制造业大国。改革开放及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带来了区域差距的扩大，党和国家陆续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等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以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

第三，中国式制度变迁。独特的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发展奇迹的实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取得政权后通过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工商业合营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增强国家能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僵化、低效率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坚持问题导向、从实践中寻找解决办法、从政策试验中总结政策的渐进式制度变迁，实现了中国独特的政经互动下的权利开放改革进程和体制现代化，奠定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制度基础。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的有效治理、强有力的国家能力以及对经济的有效推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的顶层规划制度、政府层级间的纵向发包、自上而下的人才选拔机制以及中国独具特色的地方政府治理和竞争下政府和市场的互动模式，营造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

四、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方法与未来

中国发展经济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以新中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为主线，阐释中国取得经济高速增长、快速结构转型、反贫困、长期稳定四大发展奇迹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新时代发展经济学思想，集中国事实、中国案例和中国理论于一体，推动中国经济学主流化。

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方法包括：第一，以大历史观作为分析视角。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创伤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和改革开放创造的经济发展四大奇迹，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形成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二，融合发展宏观与发展微观，中国发展经济学继承国内发展经济学偏重宏观发展解释中国式增长和中国式结构变迁的宏大叙事，强化制度和政策试验对组织和不同主体的行为影响和绩效特征，尤其关注人的发展目标、发展政策、发展质量和发展绩效，真正体现“发展为了人民”的宗旨。第三，基于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提炼中国理论。中国发展经济学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事实、关键概念和范畴、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特色案例有机结合，致力于构建融合生动的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和最为系统性、学理性的经济学理论架构。

立足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不平凡历程，中国完全有能力在未来30年内实现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能够实现中国发展理论和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化。一方面，中国发展经济学应当以新时代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主轴，阐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以问题为导向瞻望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任务、战略与路径。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是通过政治、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平衡，实现一个社会从以身份规则为主的权利限制性秩序向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市场体系基础制度，坚持平等准入、公正监管、开放有序、诚信守法，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四大发展奇迹以及未来将要取得的更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以中国经验、中国故事为蓝本所形成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必将在发展经济学的主流理论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最终引领发展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中国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立足中国发展理论的主流化，以中国经验形成理论，以现代方法形成规范分析，推进中国发展理论主流化，为世界各国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主要发展方向包括：一是构建宏观经济绩效的微观基础，从更多的关注宏观问题转为更多的关注个人、家庭层面的教育、健康、养老等微观问题。二是从长期视角关注发达经济体和后发国家的历史演变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规律、经验和教训。三是构建从趋同走向相异的发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证明，不是只有一条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未来发展经济学将探索如何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走出差异化的现代化之路，提高各国人民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