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5月25日，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和中国香港（地区）商会主办、中国国际商会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共同支持的“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二十五周年营商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国发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教授应邀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主题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共同富裕自去年提出以后，社会上的争论非常多。我看到政府在这方面仍然处于研究阶段，尚未出台比较切实的行动方案。在明确共同富裕到底应该怎么做之前，政府出台政策会比较谨慎。
我今天讲的内容仅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和解读。
如何界定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自2021年提出之后，出现了很多说法。网上有一些极端言论，例如说应该重新回到1956年那种国有化。这样的极端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比较大的思想混乱，特别是在企业家群体中。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说法显然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想法。
第二种说法认为，共同富裕应该像以前一样把蛋糕做大。改革开放40多年，我们不断做大蛋糕，大家都获益。但这次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不仅仅是做大蛋糕的问题，还有蛋糕如何分的问题。
还有一种说法，共同富裕就是要壮大中产阶级队伍。这个说法看似有很大合理性，也比较契合中产阶级的想法。但问题在于，不管中产阶级队伍多么壮大，总是会有一些人的收入增速赶不上经济增速，而且这些人的数量很大。
在我看来，共同富裕的真正含义应该是让所有民众都以同等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
什么叫“同等的方式”？不同的政治哲学会给出不同的答案。我个人认为，要在民众的收入能力和收入机会方面尽最大可能拉平。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高度相关，蕴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当中。如果我们能做到所有民众以基本相同的方式享受经济增长的成果，那结果就是民众能够以基本相同的增长速度来提高收入。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到结果，去把收入拉平，因为那会使民众的积极性大幅降低。
中国收入与财富分布的现状
关注根本，着眼于根本，核心是要关注低收入阶层，因为这部分人的收入增速跟不上全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速。
（数据来源：CFPS 2016）
上左图是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数据来源于北大“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我是这个调查的发起人之一。调查每两年做一次，这是2016年的情况，2018、2020年的数字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分配格局没有太大变化。数据显示，收入最低的10%的家户，年收入只有2217元，近50%的家庭年收入低于3.4万元。收入最低的50%人群仅占有全部收入的17%，美国的这一比例是35%；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只占有全部收入的0.5%。
上右图可以看出，财富分布的差距更大，最高的10%家庭的平均财富是333万人民币，最低的10%的家庭则是欠债，净资产为负。
所以，中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很差，主要差在最低的50%的人收入太低。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共同富裕的重点应当在低收入人群。
我们去年提出共同富裕目标，这并不是新事物，邓小平同志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他后半句话强调的正是共同富裕，而且少数人先富起来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目标。
现在我国人均GDP是12000美元，如果不出太大的意外，未来两三年之内就能达到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标准126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收入差距不能再进一步拉大。
共同富裕是中国人一贯的理想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目标，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想的预期目标之一。
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怎么定义呢？应该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憧憬——“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该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最根本目标。
“自由”是一个哲学问题，简单说包含两个方面，缺一不可。除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所提出的免于贫困、免于恐惧的自由等，还应加上“能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核心差别之一是社会主义不仅强调“免于”，而且强调“能够”做什么事。
“全面”就是要充分发掘每个人的潜力。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里所构想的社会，我们每个人清晨做渔夫、上午做农民、下午做工人、晚上做哲学家，人人得以全面发展。
我想，这样的信念，这样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没有人可以拒绝。
社会主义的目标与儒家、中华文化的根基是一致的。
很多人认为儒家是毁灭人性的，我坚决不同意。儒家非常肯定个人价值，特别是先秦儒家。孟子认为“人有四端”，每个人生来具有同等潜力，都有成圣、成贤的潜力。孔孟儒学进一步强调，每个人最后达到的高度不一样，取决于个人修行和社会环境。我们和其他有宗教国家一个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的文化肯定对个人修行的奖励。个人修行好、贡献大，在现世就应该得到更多回报和奖励。在这一点上，早期儒学和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致的。
中国文化传统有两个看似矛盾但可以统一的方面：
在微观层面，中国人特别相信贤能主义，认为聪明能干、对社会贡献大的人，理应获得财富。一个人获得的社会回报与他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这也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比例原则。因此，在中国，社会对个人努力获得的财富持肯定态度，任正非、马化腾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年轻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作为市场化发源地的欧洲，其年轻人都未必崇拜创业英雄。2021年共同富裕提出来之后，全社会对“共同富裕走向重新国有化”的担心和反对，与此有关。
在宏观层面，中国人又“患不均”。其实这是所有文化的特征，并不仅限于中国人。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哲学家阿玛蒂亚·森说，所有文化都追求平等，只是追求的侧面不同。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张力，微观层面希望奖励贤能，宏观层面则要求社会更加平均。怎么办？就需要投资每个人的能力，给予每个人同等的机会。每个人的能力都提高了，每个人的机会都相同了，每个人就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最后实现平等。这样的社会才是良性运作的社会，同时也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
如何提高每个人的能力？
那么，怎么提高每个人的能力呢？在当今社会，教育是第一要务。
以前，乡镇企业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照样可以做成一个企业，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已经进入了“智本家”时代，教育变得极其重要。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阶段，高等教育初入学率55%，在校生人数占18岁-22岁人口数的比例是55%。我们做了计算，每年高考招生人数占18岁人口数的比例超过70%，也就是70%的孩子都上了大学。
但是，我们注意到，仍然有大量农村青年没有读高中。没有读大学的年轻人中很大部分也是在农村地区，很多人甚至高中都不读，最多上职高、技校。我们做过研究，发现上职高、技校的孩子绝大多数这一生都锁定在低收入工种、低收入行业。事实上，职高教育已经成为阶层锁定的工具。我们调查发现，上职高、技校的孩子中90%是农村孩子。
中国教育构成的演进（1930-1985年出生人口）
上图是1930年-198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水平分布图。好消息是，大学生的比例从1930年的几乎可以不计，到1985年出生的人有20%有大学文凭。坏消息是，1985年出生的人中8%没有完成小学教育，70%的人仅仅完成了初中教育。1985年出生的人现在还不到40岁。情况在近些年有一些改进，但并不很明显。
当教育有这么大差距的时候，想做共同富裕的难度非常大。很多研究发现，教育回报率上升最快的阶段是高中和大学，而初中教育只能低端就业，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这种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很快会被AI、自动化替代。要想在中国未来社会立足，需要至少拥有高中或大学教育水平。
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是当务之急。今年5月1日，国家正式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法》，其中有一条，“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这意味着初中毕业不再进行普高与职高的强制分流。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学者们这一年多来的呼吁。
但是这仍不够，我认为最佳状态是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把九年义务教育改成从小学到高中的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不用“小升初”、不用中考，大家平等地都上十年学。7岁开始上小学，到17岁毕业。7岁以前可以上一年学前班，17岁毕业后根据大学专业的不同，可以再上一年大学预科。17岁毕业之后再分流，可以选择读本科、专科、技校（含中专），或就业。
现在的情况仍然是初中毕业就要对孩子们分流，孩子们还不懂事，家长们也不甘心，但17岁读完高中，孩子就会更加成熟，他们已经有能力意识到成为什么样的人是自己的责任。
这样做的好处有三个：
有利于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确保所有人都接受完整的高中教育，而不是现在的初中毕业就进入社会；
能让基础教育回归培养人才的本源，而不是选拔人才，这一点非常重要；
可以部分解除教育焦虑。现在，高考焦虑影响了中考焦虑，由于普高毕业基本能上大学，家长就拼命要让孩子上普高而不是职高。如果实行十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可以很大程度缓解这种焦虑，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极有好处，否则孩子从小只学会做题，而没有得到综合培养。我们做经济学研究需要综合素质，但我发现很多学生不具备这种素质，他也许可以解出一道题，但是没有能力创新一个理论。如果孩子们从小在无忧无虑的环境里学习，他们的综合能力会大幅提高。
今天在座的大多数来自企业，我们政府鼓励企业和职业教育技术类大学合作，但是实践效果一直不太理想。我考察过德国的技术大学，每所大学基本上都有两三家大企业支持，大企业把实验室直接建在技术大学里面。这样，企业和大学形成合力，企业节约了部分研发开支，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在企业里兼职、实习，大学则获得了宝贵的技术、教师和设备资源。因此，政府应该在这方面给予企业一些税收等方面的优惠，鼓励大企业和高职院校、技术大学合作。
优化基本经济制度
在这个基础上，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应保障我们能建设一个效率与公平兼备的社会。
一次分配应该遵循按要素分配的市场原则，这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基本经验之一。没有按要素分配，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因为就无法调动微观主体的生产积极性。以前把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分配对立起来的看法是不对的。其实，按要素分配包含按劳分配。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资本是劳动积累的成果，只不过因为积累得年长日久，表面上和劳动的距离有些远。所以，资本获得回报，从根本上也是劳动获得的回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坚持，因为这是提高效率，把“饼”做大的根本保证。
二次分配是再分配，要以社会主义目标为导向，投资每个人的能力建设，即教育、培训、基本福利等。
2021年提出的共同富裕最具争论的是“三次分配”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错误的，不应该有三次分配的说法。分配一定有主体，一次分配的主体是企业，二次分配的主体是政府，三次分配的主体是谁呢？显然是错误的。所谓三次分配是企业捐赠，那就不是“分配”问题。企业家捐赠的目的是什么？救助贫困、繁荣文化和艺术等，通过回馈社会实现个人抱负，这是企业家自愿去做的事情，不是分配。
其实，中国企业家的捐赠已经非常多。美国的个人捐赠占60%，企业捐赠占40%，中国这一比例是倒过来的。所以中国企业家实际上非常有社会责任感，我们国发院就极大地受益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溯本清源，我们可以从税收、声誉机制等各方面鼓励企业家捐赠，但一定要让公益和慈善捐赠回归到人人自愿的初心，而不是强制分配，这才是极其重要的，否则会严重打击企业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从根本上影响共同富裕的水平和节奏。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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