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经济有可能增长7.5％左右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陈东琪

　　（50人论坛·北京）“9.11”事件后，世界经济不景气，衰退之声不绝于耳，欧美等国不少大公司裁员不断，股市大幅振荡，美国工业生产出现了第13个月下降，这是自20世纪大萧条以来工业生产萧条时间最长的一次。此间，我国对外贸易增长也明显减速。这种经济不景气形势将持续多长时间？明年会不会出现进一步的衰退？
　　我认为，世界经济在今年的衰退惯性影响下，明年上半年继续调整，但是，下半年将会好转；我国经济将在加大扩大内需政策力度的刺激下，努力克服外部衰退的负面影响，促使经济再次由低估转向回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1993年到1999年达到低谷，为7.1％，去年为8％，今年再次触底，下降到7.3％左右，形成第二个低点，明年估计可以达到7.5左右。因此，近几年的国民经济增长有可能形成一个“W”。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的预测指标是7％左右，这是因为在政策操作上留有一定的余地，主要是考虑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如果从经济运行中的最新动态和政策取向来看，增长速度达到7.5％左右不是不可能。
　　一、调整后的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
　　我国经济近20年保持每年9％以上的增长，这在世界上是很高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有所下降，但保持了“7上8下”的速度。就是说，降到7％时，转向上升；达到8％时，转向下降，在上下一个百分点区间内波动。1997年降到9％以下，为8.8％，之后3年分别为7.8％、7.1％和8％，今年估计为7.3％左右，超过年初计划预测的7％。明年呢？我国经济学家和统计界预测为7％左右，低于今年，有的国际机构调低到6.5％甚至更低。
　　据我看，明年和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不会降低6.5％这样的悲观预期值，6.5％是个底线。我国潜在增长速度应为10％左右，未来几年的实际增长虽然很难达到这个水平，在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的政策环境下，也没有必要追求这个只能短期实现的速度，但争取7％以上的速度既有可能，又有必要，因为如果再低就会引起很高的实际失业率，也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我国经济这一轮向下调整时间比较长，已经有8年，减速力度很大，中间没有什么象样的反弹，从周期趋势看，今年应该再次止跌回升（第一次是1999－2000年，从7.1％上升到8％，构筑一个“W”增长轨迹），只是由于“9.11”这个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个回升暂时中断了，但这个中断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调整后的回升趋势正在逐渐形成。
　　1、社会投资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之中
　　几年前，我国经济中的需求不足，在生产上表现为投资需求严重不足。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14％左右的增长速度，但1999年降到了5.1％，2000年好一点，但也还是只有9.3％，不到10％，如果政府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增发国债以扩大公共投资，速度还会低一些。今年不同，国债投资增长的速度和前两年差不多，但是非政府投资增长有所加快。今年1－10月，不含集体和个体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7.4％，比去年全年的9.3％明显加快。特别是FDI的增长速度加速了。1－10月，实际利用外资3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6％，比1998－1999年的负增长明显好转。而且在申办2008奥运和入世成功的利好刺激下，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很高，合同利用外资最近一年多来一直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速度。除了外资外，国内民间投资的意愿也在提高，集体、个体投资保持在8％以上的增长速度，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私人投资市场更是活跃。就投资方向而言，1－10月的基本建设投资为中速增长，约11％，而技改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应当说实现了高速增长，二者分别达到22％和31％，如果这还不算高，那么多高才算高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这么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可以认为是出现“投资过热”或“投资需求膨胀”了，只是因为现在的背景不同，投资品不是短缺而是相对过剩，而且目前的投资结构还比较合理，没有出现以前那样的“过热”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前两年单一的政府推动向政府和非政府投资主体协同推动的阶段转变，社会投资增长机制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这是明年和未来中国经济形势向好的先行因素。
　　当然，1998年以来开工的26000亿元国债投资项目政府计划在明年年底前完成，这样的话，明年还要增发国债。这些国债项目完成以后，是不是从后年开始就再也不搞国债投资项目？是不是就再也不新开工国债项目呢？根据我个人最近几个月调查得到的认识，政府运用财政资金支持公共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建设投资任务并没有完成。目前，至少农村地区的公共品供给还是明显短缺的，比如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业综合抗灾能力还很低，旱涝保收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比重还在30％左右，刚刚达到农业现代化“起步阶段标准”，只有“基本实现标准”（60％）的一半。另外，农村属于“社保”范畴的基础性公共医疗设施越来越差，和城市医疗福利形成强烈反差。其三是农村用于基础教育的学校设施水平很低，供给不足。最后，随着全国进入小康，农民的生活质量也应当随之有所提高，包括通路、通电、通讯、通水（农村家庭的上下水）等设施的改善。这些方面一定要有政府投资，它们属于公共项目。因此，我建议，即使是在完成了已开工的国债投资项目后，每年至少要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国债投资项目；还有，明年以后还有一些必须由政府来承担责任的公共投资项目，如南水北调和生态环境改善等项目；最后，政府要花钱改善国民需要的基础教育设施；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集中在几年内搞突击式的投入，可以作为常规性国债投资项目，每年拿出几百亿元或略多一些来做这些事情。比如，我国北部地区缺水问题日益突出，这对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巨大障碍。政府计划启动总耗资约1800亿元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工程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估计要到2010年完工。为这个工程而发行的国债就应当是一个专项性国债，每年都要发，中间不能中止。有人说再发国债没有好项目，不能发了，其实，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国债项目还有。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经济，公共品生产也还处在“发展中”，还未达到“发达”水平。我认为，竞争项目可以完全竞争，由市场解决，但是公共项目特别是大型公共项目要靠财政支持，这是政府的责任。如果这个设想不错的话，今后我国投资增长还会有一个较大部分是来自国债项目，这是一些常规性的、符合长期发展需要的公共投资。将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加起来，明年和未来几年内有可能保持10％以上的投资增长速度，投资率维持在35％以上（1998年36.2％，1999年36.3％，2000年36.8％，2001年预计38％左右），其中，FDI在10－15％左右，集体和个体投资增长大约在8－10％左右。如果加上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及外资并购带来的资本设备大规模替换，都会促进我国投资增长。
　　2、城乡居民消费明显增长，消费市场活络
　　两年前，我国经济增长乏力在需求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消费市场低弥，老百姓的消费意愿很低。1998、1999年这两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均只有6.8％，最低的季度只有5.5％。1998年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包括：多次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增加工资，给离退休人员提高养老金，给下岗人员和低收入家庭提高三条保障线水平；同时通过债转股、提高出口退税率、发放各种贴息贷款等措施激活国有企业，达到三年脱困的目标，提高企业效益；最近又将收入分配政策重点放到增加农民收入、搞活“三农”方面，尽管目前这方面的政策效果还不明显，但是抑制了农民收入特别是主产粮区农民收入急剧下降的趋势。
　　除了增加收入的政策外，最近几年政府还在刺激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方面作了许多的努力。比如，本币和外币减息，放松消费信贷限制，给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品减费降税，扩大招生以增加居民的教育消费，延长节假日以增加旅游消费，放开垄断行业价格等等。这些措施都对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2000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9.7％，比1998年和1999年高差不多3个百分点。今年，1－10月累计比去年前10个月增长10.1％，10月份达到10.5％，扣除通货紧缩因素后实际增长11.3％。“入世”前后，居民的消费热情不减。如果政府坚持加速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在提高农民收入基础上刺激农村、农民消费，预计明年和今后几年的消费形势仍然比较乐观。有了较为旺盛的消费需求，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就会有保证。
　　之所以对我国未来几年的消费需求比较看好，主要考虑了三个重要效应。第一个是“政策效应”，第二个是“人口效应”，第三个是“制度效应”。“政策效应”是指这几年政府采取一系列刺激政策，有的已经产生了短期效果，有的将在未来几年中产生效果，如减息减费、增加工资、外贸放松等。“人口效应”是指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出生潮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在2.5％以上）出生的人口今后几年将进入消费高潮。据美国投资战略家哈里.登特研究发现，人们在45－49岁之间的消费数额很大，这是消费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我国逐渐扩大消费信贷，对45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消费欲望刺激将非常明显。“体制效应”是指放松消费体制方面的限制会减少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成本，增加消费数量。如果考虑到入世使消费者受惠，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我国未来几年将形成消费潮。
　　3、出口方面，存在不确定因素，但仍能保持增长势头
　　在三大需求中，出口形势较为困难一些，这主要是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今年1－10月，我国的出口增长为6.1％，和前年的增长率持平，明显低于去年27.8%的水平，估计这个下降还有一段时间的惯性，明年第一季度可能出现接近于零的增长。但是，明年年中可能出现出口回升势头。
　　其原因首先是，今年6月份开始，出口增长明显下降，明年的“基数”低。这几年中国的出口波动很大，当年大幅度增长，次年将明显下调；当年大幅度下调，次年可能恢复增长。这种短期波动机制还不可能很快改变。
　　其次是，入世后随着进口增加，出口应会相应增加。不仅以非国有企业推动的出口扩张能力还在提升过程之中，出口多元化的积极效应会逐步得以显示，而且我国目前的出口产品有一部分不是和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品直接竞争的，许多与生存性必需品有关，即使发达国家的新经济调整，生存性必需品的消费还是会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因此，我国产品仍有出口优势和空间。
　　其三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在急剧下降后会出现稳定势头，这对我国出口有利。以美国为领头羊的“新经济”刚开始起步，IT产业发展和信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有很大空间，这在人口较多的经济体（美国、中国和印度等）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以信息生产和消费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经济”增长不会因短期事件的冲击而突然中止。今后5－7年的世界经济将出现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真正繁荣，出现“中波”过程中的繁荣阶段，这个繁荣阶段的最大特征是出现“新消费潮”。
　　美国“9.11事件”对中国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且可能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要复杂一些，这一点要充分估计到。但据我看，这个影响没有媒体宣传的那么大，没有那么可怕。美国经济没有“9.11”也要下调，持续高速增长110多个月进行“短暂调整”是很正常的，IT泡沫和股市升值过度，不调反而不正常，实际上“9.11”前美国经济就开始下调了，“9.11”只是加速和强化了这种调整。有人担心这种调整会步1929－1933年大萧条的后尘，如果这样，我国经济也会陷入这个危机的漩涡之中，甚至可能出现2－3年衰退。但从各种迹象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
　　美国、印度和中国等大国经济的劳动生产率仍保持比较好的增长水平，美国股市下跌和挤IT泡沫并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趋势，最近的资料显示，这个指标还保持在2％以上这样的较高水平。我国这几个月也在有意识地挤IT和股市泡沫，从6月底到10月底，深沪两市股票流通市值缩水9900亿元，从5.36亿元缩到4.37亿元，缩水20％还多。这次“股市主动性缩水”，就其短时期内的力度看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从市场平均价看，也是近11年来第二次出现“10元以下平均价”（10月底两市股票平均价格为9.72元，历史上最低时为9.74元），这一次调整有利于今后的回升和繁荣。同时，我们要看到，随着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未来几年内我国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会逐步提高，这是经济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源泉。
　　对未来经济前景可以看好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各国政府干预的作用。今年年中以来，在世界经济出现明显减速时，各国政府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协同政策行动，包括全球性减息行动，最近，美国推出减税计划后，亚洲和欧洲一些国家也在相继考虑减税。中国呢？一些学者也在建议减税。我国的“税”概念中还有“费”的内容，虽然政府至今还未直接提出减税计划，但是近来正在努力推进减费的工作，包括给农民减费、减负，给消费者减少各种行政收费，所得税问题也在研究。我估计，这会刺激未来的投资和消费，提高市场的人气。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等人口规模较大的经济体开放步伐加快，将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依我看，目前美国和世界经济处在痛苦时期，这种痛苦来自“双重阵痛”，除了挤IT和股市泡沫外，还有经济系统“外部事件”的影响。这两个导致阵痛的事件并不会影响新经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带来的增长机制变化的长期趋势。我国也是这样。
　　二、近期针对四大问题，宏观政策进一步放松
　　我国经济整体看好，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存在再次出现通货紧缩的压力。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到－0.8％和－1.4％以后，去年转到0.4％，今年1－10月0.9％，但是最近两个月在零上下波动。生产资料价格去年改变了前3年连续负增长的格局，达到3.1％，今年第一季度为4.1％，但最近又出现了连续6个月的负增长。这说明，市场上还是存在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现象。10月份出现存款增长比贷款增长快5.4个百分点的情形，存贷款分别增长16.8％和11.4％，这是投资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信号。人民币比去年升值13个基本点，目前在1美元兑换8.2768元人民币的水平，外汇存款10月末超过800亿元，人民币总存款达到14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居民存款7.5万亿元，老百姓的储蓄意愿非常高。如果明年农副产品等方面的进口增长加快，国内市场将面临很大的通货紧缩压力。
　　第二个问题是“三农”问题仍很突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有的地区的收入依然是绝对下降，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太多，农民就业非常困难。另外，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农村金融渠道不畅，农村大大小小的投资项目找不到合法融资渠道，没有资金支持，农村投资环境较差。再一个是农村市场流通体制不顺，粮价下降。最后是农民税费负担很重，社会分摊成本很高，农民收入增长赶不上支出增长。我国经济中的短期和长期问题交织在一起最为突出的是农民问题。
　　第三个是失业问题愈益突出。最近几个月，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掀起了裁员风，我国没有直接受到这股风的袭击。但也存在两个非常突出的失业问题。一个是公有企业的下岗压力还在继续增大，另一个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要求转移的压力也在增大。在强调结构转换、升级的大背景下，这两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失业的压力要比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大，物价涨了，可以少买东西，没有工作了，生活就会面临困境。
　　第四个是入世后将有可能加快进口增长，在出口增长难以跟进的情况下，贸易盈余进一步减少。这是近几年连续保持出口盈余后出现的新问题。前几年，我国一直保持较大规模的顺差。1998、1999、2000、2001年的贸易顺差分别为436、292、241、200（预计）亿美元，尽管总量规模逐年减少，但仍能保持200亿美元以上的业绩，这对GDP的增长是有比较大的贡献的。如果明年开始出现逆差，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和困难。
　　除了这四个问题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
　　如何缓解这些突出问题呢？政府继续强调扩大内需，特别是打算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就是想努力扩大发展因素，进一步改善投资和消费环境，激活市场。我认为这个政策取向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在具体的政策操作上，政府正在努力作一些改善。
　　在财政政策方面，从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实施有利于扩大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因此财政政策仍然是“积极”的。其措施主要包括：
　　一是继续增发国债，稳定国债投资的增长；
　　二是进一步降低税费，减少农民、企业和消费者的支出负担；
　　三是继续采取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政策。不仅要在适当时候给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员工增加工资，同时提高离退休人员的工作水平，提高弱势群体的三条保障线水平；
　　四是增加基础教育经费，适当扩大国防预算规模。
　　进一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操作，可能会增加短期赤字。但作为短期政策，经济还是有承受能力的，不会引发财政危机的风险。目前的赤字率还在3％这个国际平均上限标准以内；债务负担率在15％左右，离世界警戒线的45－60％还有空间。当然，这只是一个短期政策，一旦通货紧缩压力消除，实际失业率明显降低，民间投资特别是农民投资需求上来了，这个政策就可以作出调整。
　　在货币、信贷政策方面，货币、金融政策更为放松一些。最近几个月，M0的增长在7－8％之间徘徊，10月末只有6.6％，是近几年增长最低的月份，明显低于1998、1999年的10％和20％的增长水平，市场中的货币流通量明显不足。这是通货紧缩压力增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为了保障经济增长，货币、信贷政策宜适当放松。其措施选择可以考虑：
　　一是适当增加货币投放，保证货币供应量正常增长；
　　二是进一步提高利率弹性，发挥利率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三是改善农村的信贷环境，拓宽农村融资渠道，用新的金融制度填补目前农村的融资机制“真空”；
　　四是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改善资本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对目前偏紧的资本市场管理政策进行微调，加快间接金融为主向直接金融为主转变的进程，在稳定中发展证券市场。
　　除了财政、货币政策外，在体制改革上也可以有更多的政策考虑。在目前形势下讨论政策取向，不能仅仅考虑财政、货币政策的选择，体制方面的政策放松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经济发展最有效的动力。重点是：
　　一是放松各种有碍投资和消费的制度门槛，比如通过改革城镇户籍制度加快城镇化进程，刺激城乡居民的消费增长；
　　二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包括建立和拓宽农村融资机机制，降低或取消部分产业、行业的准入壁垒，为民间投资和外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全社会投资增长；
　　三是加快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大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改善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企业行为逐步与世贸规则接轨。
这里，尤其要强调加快城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本月7日发生在北京的交通大瘫痪，实际上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说明目前我国的城市政府管理体制中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缺乏应变能力，部门间协调能力差，对应急问题反映迟钝，管理效率低。这个格局如不迅速改变，即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了，经济的有效增长也会受到很大的挑战，因为“入世”后经济要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关键是提高政府的行为效率。竞争促使企业效率提高了，而城市政府还象过去那样惰性、迟钝、反映慢，会使国民经济增长造成巨大的潜在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