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2年中期）上的发言

滞胀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最新挑战。按照世界银行、OECD以及欧美各大机构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球通货膨胀率将接近8%，比去年高3.8个百分点。预计发达国家将接近7%，到达1982年以来的新高；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接近10%，达到2008年以来的新高。在通胀高企的同时，全球增长速度出现加速性的回落，目前预计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从2021年的5.7%下降到今年的2.9%左右，下降幅度达到2.8个百分点。其中发达国家预计下降1.2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下降3.5个百分点左右。更重要的是，大家一致认为未来几年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将持续下滑，例如今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从去年5.7%下降到2022年的2.5%，2023年可能会下降到1.2%，2024年可能会达到不足1%的水平。

很多人认为全球滞胀势必全面逆转中国外部环境，必将通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出口需求下降、全球资本逆转等途径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挑战。这种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没有从全球结构和趋势角度来深入分析全球滞胀运行的规律，没有看到全球滞胀对于中国的机遇和发展的契机。我认为全球滞胀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将大于挑战，它是大变局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一个很大的契机，我们要抓住全球这一轮的变化，进行战略优化，进一步做好我们的事情。

一、全球滞胀将对资本主义体系带来重创

这一轮全球经济滞胀从表象来看是俄乌冲突与新冠疫情带来的供给端和需求端的不对称变化所导致的。但这只是滞胀全面爆发的诱因而已。全球经济低迷与停滞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出现了，那时经济学界用“长期停滞“来描绘，是2008年到2018年整个宏观经济学界讨论的核心。大量研究表明，全球经济的增长中枢在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速度的下降、全球化的逆转等种种因素作用下持续下降了两个百分点。目前我们看到的通胀问题，绝非这两年才出现，人类生存的成本在恐怖主义带来的安保成本、环保主义带来的绿色成本、地缘政治带来的防护成本以及高债务带来的利息成本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增长，只是这些成本凸显在利润下降而不是直接体现在成本和价格的上升之上，各国利用各种政府债务支出与低利率抑制了各种成本和价格的显化。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一方面带来了供求不对称的变化，另一方面直接导致各种成本全面显性化。我们一定看清楚两个事实：1）俄乌战争本身就是全球百年大变局的产物，是世界地缘政治恶化的表现。2）疫情带来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在中美大国冲突之时已经出现，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会隔离和供应链断裂只是逆全球化一种极端的演示。因此，这一轮全球经济滞胀绝对不是俄乌冲突、新冠疫情简单导致的，它实际上是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发生重大扭曲、资源配置发生重大错配所带来的一轮新危机。

如果从世界经济的长波理论看，本轮滞胀是五十年一遇的长波的低谷，它将使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受到重创。这个重创体现在：一是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硬着陆，不仅仅体现在GDP的下滑，更重要的是目前所看到的美元指数的高企、房地产价格指数的高企以及股票市场价格的高企难以持续，很可能出现一轮泡沫破灭的危机。2020年1月到现在，纳斯达克指数、道琼斯指数已经下滑了20%，导致美国资产财富缩水达到接近20万亿美元；二是美元地位在这一轮冲击中，虽然不会被取代，但是会受到重创。三是在这种高成本下，美国在中美对抗中所布局的产业回归战略、基础设施战略和创新战略可能会受阻，难以持续。这一轮滞胀中，美国这个火车头可能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四是欧盟体系以及欧元体系将在滞胀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压力下出现崩溃性下滑。目前欧洲的通货膨胀已经超过8%，特别是德国，已经达到8.7%，这必然会引起超级紧缩，这个紧缩将会带来各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扬，导致各种的财政难以持续。意大利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超过了4%的“死亡线”，德国的持续收缩很可能导致意大利出现债务违约，经济出现硬着陆。因此，欧元区在2008年后出现的欧债危机很可能再现，欧元区以及欧盟面临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挤压。

二、全球滞胀为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提供全面契机

滞胀虽然对中国会带来很多冲击，但是对中国供给能力会有一个全面的释放，对中国经济结构性转型会提供全面的契机。中国因素将成为平抑全球物价水平持续上扬的核心力量，中国超大生产能力的优势将进一步显化。

大宗商品的上涨、尤其是能源价格的上涨的确会带来中国进口成本的大幅上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确也会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但是，中国经济目前对于成本冲击的释放能力、缓解能力已经大大提升。其中最好的例证就是，本轮石油价格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虽然对中国PPI有很大的冲击，但是对CPI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基本上是由生产者消化了大宗商品原材料上涨带来的成本冲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快速提升的供给能力缓解了目前的这种成本压力。

另外，必须看到最终服务和制成品价格的上涨占到本轮物价上涨的75%，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只占20%多。汽车、芯片价格、租金以及耐用品和制成品的价格上扬是主流，这对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业中心十分有利。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中国出口价格指数一改过去非常平缓的态势，出现了一个强劲的上扬态势，从99.6上升到109.6。而与此同时进口价格指数从117.4下降到112.7，中国贸易条件指数改善了14.7个百分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欧美CPI的上扬对于中国的采购需求上扬，导致我们出口价格出现上扬，从而使我们的贸易条件在近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使大量的规模性制造供给能力得到了释放。欧美CPI的上升不仅来源于成本的上升，同时也来源于供给能力的下降，中国强大的制成品供应能力可以很好填补这个空挡。

同时，能源价格和基础产品的价格提升，将大大促进我国新能源战略和新型战略产业体系全面崛起，推动我国经济全面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的中心和新经济的中心。这些年里，我国在新能源、新技术上进行了全面提升，因此在制造业上的地位进一步夯实，在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非化石能源的生产领域基本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我们现在新能源发电量已经超过1万亿度，占整个能源发电的19%，新能源汽车已经达到330万辆，超过欧洲位据全世界销量第一位，未来五年新能源汽车增产还将超过1000万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提前对于新兴产业和新能源技术的全面布局，已经使我国相应产业开始步入可商业化的新阶段，可以发挥我们举国体制、超大经济体的潜在优势。石油价格和天然气等传统化石能源价格的提升反而成为中国新能源和新技术发展的新的助推剂。

因此，滞胀所带来的需求方的价格上涨和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对中国而言是双刃剑。我认为，在这种双刃剑中，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三、全球滞胀将阻碍欧美实施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面脱钩的战略

遏制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拜登政府围绕着民主外交和供应链联盟采取很多措施，但近期拜登政府不得不公开表态，将取消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美国在常规商品上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的。这些态度的转变很大因素来源于美国面临滞胀需要中国的合作和中国廉价商品来治理通货膨胀。因此，滞胀将严重妨碍美国战略的实施。

一方面，美国生活成本、生产成本的上扬，对中国供应、中国制造的依赖将会加剧。另一方面，这种成本的提升，对于很多产业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对冲力量，当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都急剧上扬时，一些技术水平进步相对缓慢的区域要想替代中国是很难的，美国要想将这些产业回转到美国，也必将引起工资水平的大涨，必定加剧它的滞胀压力，从而导致美国内部的民粹主义压力更加上扬。因此，我认为滞胀带来的这种局面，对美国进行供应链布局、进行对冲中国扩张的布局会形成严重的成本阻碍。

四、中国应抓住机遇，实现加速赶超

全球滞胀提供的机会需要我们对我们的战略进行优化。

一是必须对中国产能过剩进行重新审视，不能简单化。在1999年、2001年时，我们也进行了一轮大的产能调整，但是加入WTO后会看到，大量的过剩产能转换成了强大的出口能力，因此，在新一轮滞胀中，中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不能有效转换成供应能力，是我们的战略重心。不能简单通过关停并转来处理我们的过剩产能，必须前瞻性研究全球滞胀下未来需求格局和供应格局的新变化。

二是不必过度刺激欧美，我们可能需要以静制动，等待欧美滞胀中的一些恶化，静观欧美在俄乌冲突中的深度消耗。我们必须认识到，未来世界的变化、结构性的调整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时代之运在中方，不在欧美。回顾七十年代，几轮石油危机直接引起美国的衰落加剧，与此同时，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它的高点，日本经济模式在空挡中崛起，节能型汽车成就了日本模式。当前，由于传统能源危机带来的资本主义体系滞胀依然会给中华民族这种战略性契机，我们不能悲观地忽略掉，必须抓住。

三是新能源战略要进一步布局，进一步抢占战略性高点。必须加大基础技术的研发，加快新能源市场化的步伐，进一步布局未来能源体系，快速形成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匹及的能源成本优势，从而对冲这些国家在工资成本的潜在优势。

四是对冲一些成本上扬对我国的压力，企业成本控制政策要出台，特别是结构性对冲政策要继续出台。目前测算由于各种原材料价格上扬导致中国进口成本上升2-3万亿，这将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和下游中小企业带来严重的成本冲击，这需要采取相应的扶持政策，尽量缓解成本冲击带来的压力。

五是贸易政策需要再定位、再调整。世界滞胀条件下，中国贸易政策应如何进行布局？比如关税政策，再比如一些非关税的投资政策，如何彰显技术进步和成本改善对世界的贡献？

六是汲取苏联在七十年代世界长波低谷下没有抓住时代所给予的契机的教训，必须要以我为主进行全面改革。真正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使创新体制再调整，特别是对于传统产业园区，向高技术、新技术进行简单延伸的战略布局可能要进行全面审视和再定位。

总而言之，全球滞胀给予中国的挑战是小于机遇的。全球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出现不可持续性的一个严重信号。因此，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在大变局中给予中国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中国必须重新审视它的产业政策，充分发挥大市场、大制造、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进一步提升技术进步，使我们在新能源、新技术上的前期布局能够有一个加速性的赶超，产生在这样一个超级时段的赶超效应。我们需要以我为主，进行内部战略再定位、再调整，抓住契机进行全面、关键性改革政策的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