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础性概念，发展潜力（增长潜力或潜在增长率）对一国（地区）中长期经济发展规划和公共政策制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020年我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创造了改革开放以来年均增长9.2%的经济奇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进一步提出GDP规模或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在2020年基础上翻一番的宏伟目标，客观上要求我国在2021-2035年实现年均4.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伴随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的节节下滑，国内不少学者通过各种测算后对我国未来的增长潜力持悲观态度，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在2021-2035年的潜在增长率仅为约5%（Eichengreen et al.，2011；陆旸、蔡昉，2016；白重恩、张琼，2017；徐忠、贾彦东，2019；刘世锦，2020）。国外一些著名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不可能长期偏离世界“均值”并将快速“回归”至3%-4%的区间（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Barro，2016）。在如此低的增长潜力下，当面临中美摩擦和竞争、高质量发展以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一系列挑战时能否如期完成2035年远景目标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处于世界最前沿，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自己发明，由于发明的投入大、风险高，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有限，其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率约为2%（Maddison，2006）。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水平处于前沿内部，客观上存在以低成本和低风险的途径引进成熟技术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即后来者优势。历史经验表明，成功利用后来者优势的经济体能够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率。二战后的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就是成功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经济追赶的典型代表。
中国过去四十年创造增长奇迹的根本原因也是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林毅夫等，1994）。在改革开放前，由于受“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执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违反了自身的比较优势，因此尽管当时的后来者优势更大，但经济表现不尽如人意。改革开放后，我国进行了渐进双轨的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战略符合比较优势，同时国内经济逐步与世界接轨，后来者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在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和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的背景下，后来者优势在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仍将发挥关键作用。
基于我国当前的后来者优势，林毅夫（2021）认为我国在2035年之前仍有约8%的增长潜力。他认为，2019年我国人均GDP按以2017年为基期的美元购买力约为14129美元，仅占同期美国人均GDP的22.6%，表明我国当前的技术和产业水平距离世界前沿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由于德国、日本和韩国在同一差距下利用后来者优势在此后16年分别实现了年均8.6%（德国1947-1962）、8.5%（日本1957-1972）和8.2%（韩国1986-2001）的人均GDP增长，因此在理论上依靠后来者优势，我国人均GDP在未来16年（2020-2035年）也有实现年均约8%的潜力。即便考虑到我国未来人口零增长的情况，我国在2020-2035年仍有约8%的经济增长潜力。基于类似分析，我国在2036-2049还有约6%的增长潜力。本文力图为这一论断提供实证依据。
首先，本文基于二战后的德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5个成功追赶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增长绩效的差异，揭示后来者优势在成功追赶经济体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其次，通过深入剖析既有研究关于潜在增长率的概念，本文认为其暗含前提－－经济达到稳态、技术产业水平处于世界最前沿－－不适用于存在巨大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其思想应用于预测我国增长潜力时存在很大局限性；进一步地，本文通过比较国际经验类比法中绝对收入对标法和相对收入对标法的结果差异，发现绝对收入对标法由于未考虑后来者优势对潜在增长率存在严重低估且结果不收敛，而相对收入对标法能很好地捕捉后来者优势且结果比较稳定。最后，本文基于后来者优势的思想构建计量模型并利用上述5个成功追赶经济体的样本考察后来者优势与经济增长潜力的关系，其中因变量为未来16年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值，自变量为后来者优势，使用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作为反向度量指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文章发现线性模型能够很好地捕捉后来者优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揭示出“后来者优势越大、未来人均GDP增长率越高”这一存在于成功追赶经济体中的普遍规律。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也是成功利用后来者优势的典范，上述国际经验对于预测我国增长潜力具有重要参考意义。将2019年我国人均GDP占美国比重（22.6%）代入线性拟合方程后可以得出，依靠由劳动生产率差距产生的后来者优势，我国人均GDP在未来16年约有7.7%的增长潜力。结合未来16年我国人口年均仅增长0.1%的特殊国情，可以进一步得出我国在未来16年（2020-2035年）有7.8%的经济增长潜力。这一结果在不考虑小型经济体（新加坡）样本、用劳均GDP占美国比重度量后来者优势、考虑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以及采用非线性模型时均保持稳健，不同情形下的估计结果均在8%左右。基于类似思路对我国2035-2050年的增长潜力进行预测可以发现，如果我国在2020-2035年的人均GDP增长率年均高于美国2.5个百分点，那么依靠后来者优势，我国在2035-2050年还有约6%的增长潜力，由此基本证实了林毅夫（2021）的论断。
本文研究有助于拓展已有文献关于潜在增长率的讨论。已有文献着重从潜在增长率的概念出发，基于增长核算法等直接法测算我国潜在增长率，本文则强调后来者优势的作用，二者各有侧重。本文认为，潜在增长率的概念主要适用于技术和产业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前沿的发达国家，而将此概念直接应用于具有巨大后来者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产生较大误差。对于成功利用后来者优势的经济体，由于对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远大于自主研发投入，资本积累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贡献，因此利用增长核算法测算潜在增长率时应着重刻画资本积累过程，而不应过分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本文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人口因素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已有文献着重强调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本文则强调人口质量的作用。与前述成功追赶经济体相比，我国当前具有人力资本优势，在新经济革命方面存在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优势，劳动力素质的改善能够抵消劳动力数量下滑的影响。
本文研究有助于厘清增长潜力和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关系。已有文献认为实际经济增长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二者不会严重背离，本文则认为潜在增长率是在其他合理条件基本满足时经济所能实现的最大增长率，当面临严重约束条件时，潜在增长率未必能够完全实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增长潜力是从供给侧而言的，能够发挥多少还取决于需求侧。在中美摩擦和竞争下，美国可能继续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对美国可能卡我国脖子的技术，有赖于靠举国体制来自主研发。同时，在国内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环境问题、地区及城乡差距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都需要得到解决。在这些挑战下，我们认为，一方面必须建立有效市场，形成能够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引导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必须以有为政府来帮助企业克服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各种市场失灵，并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积极应对周期波动和外部冲击。这样一来，在8%的增长潜力下实现每年4.7%以上的增长率从而到2035年实现在2020年基础上收入翻倍的目标是很有希望的，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类似地，在2036-2049年每年约6%的增长潜力下，如果能够实现4%的增长率，那么到2049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一半左右，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可以驾驭百年未有之变局，为世界重新构建一个新的、稳定的、共享繁荣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文永恒（通讯作者），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顾艳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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