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 凭澜观涛 2022-07-04 21:59 发表于北京

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政策。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六稳”基础上首提“六保”，并将就业摆在“六稳”与“六保”之首。本文拟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年度就业数据分析过去两年来我国的就业状况，并探讨其政策启示。

• 过去两年我国三次产业部门就业的基本情况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2020和2021年，我国就业状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一是第一产业就业人数继续减少，但降幅放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我国一产劳动力持续对外转移。到2019年底，一产就业占比24.7%，较1977年底回落45.6个百分点。新冠疫情没有中断这一进程。2020和2021年，一产就业分别减少937万和643万人。与2015～2019年年均减少623万人相比，2020年一产就业降幅明显高于趋势值，2021年又恢复到趋势值附近。到2021年底，一产就业占比22.9%，较2019年底回落1.8个百分点（见图1和图2）。

二是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扭转2013年以来持续下滑势头，但增势逐渐放缓。改革开放以来，二产是我国吸收一产劳动力转移和创造新就业的重要部门。到2012年底，二产就业占比30.4%，较1977年底高出15.6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一产就业占比总降幅的38.0%。自2013年起，二产就业新增和占比均持续下降，2015～2019年二产就业年均减少304万人；到2019年底，二产就业占比较2012年底回落2.2个百分点。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令二产就业出现反转。2020年，二产就业增加309万人，扭转了长期下滑趋势；2021年增加169万人，较上年少增140万人。到2021年底，二产就业占比29.1%，较2019年底上升0.9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一产就业占比总降幅的50.0%（见图1和图2）。

三是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继续增加，但就业新增快速下滑。改革开放以来，三产是我国吸收一产劳动力转移和创造新就业的另一重要部门。1994年起，三产就业占比超过二产，2011年起再超过一产，跃居第一大就业创造的产业部门。到2019年底，三产就业占比47.1%，较1977年底上升36.4个百分点，贡献了同期一产就业总降幅的73.1%。然而，疫情肆虐的两年来，三产就业扩张势头严重受损。2020年，三产就业增加245万人，远低于2015～2019年年均增加774万人的趋势值；2021年增加62万人，较上年进一步少增183万人。到2021年底，三产就业占比48.0%，较2019年底上升了0.9个百分点，小于同期二产就业占比的升幅（见图1和图2）。

四是就业总人数加速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自2015年起，就业人数见顶回落，到2019年底就业总人数7.54亿人，较2014年底减少902万人。这部分反映了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影响。2016年起，我国经济活动人口持续减少，到2019年底为7.90亿人，较2015年底减少1106万人。疫情大流行的两年时间，我国就业总人数分别减少383万和412万人，明显超过2015~2019年年均减少180万的趋势值，且缺口扩大。由此可见，虽然疫情暴发以来，二产就业状况有所好转，但不足以抵消三产就业大幅少增，以致难以完全吸收一产劳动力转移，更不要说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见图2和图3）。分母下降比分子快，则是三产就业占比近两年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

• 就业形势变化反映了疫情对不同产业的非对称影响

世纪疫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冲击。但这种冲击是不均衡的，疫后经济复苏分化，即所谓“K型复苏”。在我国表现为，供给好于需求、外需好于内需、制造业好于服务业、大型企业好于中小微。从产业层面看，我国这两年就业状况的变化与疫情持续冲击下各产业的表现差异高度相关。

首先来看第一产业的情况。2020年，一产增加值不变价同比增长3.1%，较2015～2019年年均增长3.5%低0.4个百分点；2021年增长7.1%，两年复合平均增长5.1%，较2015～2019年趋势值高1.5个百分点（见图4）。可见，新冠疫情对一产的负面影响集中体现在2020年，2021年影响消退甚至两年复合平均增速还略好于趋势，这与前述对一产就业的影响基本对应上了。

接着来看第二产业的表现。2020年，二产增加值不变价同比增长2.5%，较2015～2019年年均增长5.7%低3.2个百分点；2021年增长8.2%，两年复合平均增长5.3%，较2015～2019年趋势值低0.4个百分点（见图4）。从二产细分的子行业看，工业两年复合平均增长5.9%，较2015~2019年趋势值高出0.3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两年复合平均增长6.1%，较趋势值也高出0.2个百分点；建筑业两年复合平均增长2.4%，较趋势值低了3.4个百分点，反映了疫情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是二产两年复合平均增速低于趋势值的主要拖累（见图5）。

制造业的强劲复苏反映了我国疫情防控优先，率先复工复产带来的出口强劲增长。然而，由于制造业生产的是可贸易品，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故该行业越来越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而非劳动密集型，导致近年来二产就业创造能力下降。对二产就业人数与增加值不变价取自然对数后做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1年二者为高度正相关0.937，2012~2021年转为高度负相关0.883（见表1）。因此，当前外需恢复好于内需，制造业恢复好于服务业，对于二产就业新增的刺激作用快速衰减也就情有可原了。

最后再来看第三产业。202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不变价同比增长1.9%，较2015～2019年年均增长8.1%低了6.2个百分点；2021年增长8.2%，两年复合平均增长5.0%，较2015～2019年趋势值依然低了3.1个百分点（见图4）。显然，三产是遭受世纪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部门。从两年复合平均增速看，三产的八个子行业增加值不变价相对2015～2019年趋势值均为负偏离，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其他”的负缺口超过了三产负偏离的平均水平，“住宿和餐饮业”更是两年复合平均下降2.4%（见图6）。这反映了疫情及疫情防控对接触性、聚焦性服务和消费的负面影响。

• 就业形势事关经济复苏基础的稳固性

今年3、4月份，受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国内疫情冲击明显的超预期影响，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5月份以来，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总体向好，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措施逐步落地生效，生产需求开始修复，主要经济金融指标边际改善。然而，就业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5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6.1%，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同期，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6.9%，环比上升0.2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在6%以上；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18.4%，创有数据以来新高（见图7）。前5个月，累计城镇新增就业529万人，同比少增45万人，较2015~2019年同期均值少增64万人。

通过稳住市场主体，保住居民就业和收入，进而拉动居民消费，是我国疫情应对的重要政策思路。即便去年初稳增长压力较小之时，我国还在强调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稳定和扩大就业。然而，如前所述，不论是从年度还是月度数据看，我国就业形势较为严峻，这是导致疫后我国经济恢复不均衡、基础不稳固的重要原因。

从支出法看，2020和2021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29.3%，较2015~2019年平均贡献率低33.4个百分点；投资的贡献率平均为47.6%，上升11.6个百分点；外需的贡献率平均为23.1%，上升21.7个百分点。这显示疫情暴发两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重新由消费驱动转向投资和外需驱动，且消费与投资合计的内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总体减弱（见图8）。今年一季度，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为96.3%，较2015～2019年同期的趋势值仍然低3.2个百分点。

受海外货币紧缩、俄乌冲突扩散、新冠疫情蔓延等影响，未来我国外需发展面临较多不确定不稳定因素。适度超前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扩大有效投资，但房地产投资趋势性下滑，制造业投资与外贸景气高度相关，预计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恐难再现辉煌。2008年危机应对，我国出台了两年四万亿元的一揽子投资计划。2009～2010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74.2%，较2004～2008年平均贡献率高出27.1个百分点；消费平均贡献率52.3%，上升5.5个百分点；外需平均负贡献26.5%，回落32.6个百分点（见图8）。

更重要的是，不论扩大出口还是投资，均总体利好第二产业。但如前所述，当前第二产业对就业拉动作用减弱。就业形势不好、收入预期转弱，将进一步抑制消费修复。如此，海外市场需求波动将增加我国经济脆弱性。试想，若再现世界经济衰退，我国外贸出口负增长，农民工大量返乡，当何以自处？当年，我们可是用投资、消费“两条腿”走路，才率先走出危机的。

综上，当务之急，要在坚持动态清零前提下，优化防疫措施，保持人流物流畅通，辅之以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联动，加大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文化旅游等行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帮扶力度，推动第三产业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化。这有助于稳定和扩大就业，有助于提振消费，夯实经济平稳增长的基础。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