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100年前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为了民富国强、民族复兴。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取得了年均9.2%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中国人民富起来了！201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在此期间8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2020年底，中国胜利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中国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成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自2020年起，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要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就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门槛。1960年，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只有13个进入了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国家本来就与西欧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很小，或者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以，从过去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长期以来一直难以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而且中国现在也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问题。在这种状况之下，如何实现到2049年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就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征程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以下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谈谈推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如何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形成区域和全国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0.1  遵循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成功的“药方”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表面看来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背后的道理实际上是现有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以及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不断变迁和完善的过程。具体而言，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规模经济的扩大，产品的市场范围从地区扩展到全国甚至到全球。要让这样的市场能够实现，必须不断改善交通设施等来降低交易费用。同时，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生产条件不断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去改善这些硬的基础设施，如道路、电力，以及软的制度安排，如金融、法律等。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后来者优势。收入水平低，代表其现有技术与世界前沿的技术还有差距，现有产业的附加值与前沿产业的附加值也有差距。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可以采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来实现，这样发展的成本会更低、风险会更小，理论上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200多个经济体中，到现在只有两个从低收入进入了高收入行列，一个是韩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台湾。虽然拥有后来者优势，但是绝大多数国家或者地区并没有利用这个优势来加快经济增长。怎样让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更快速的增长？我们可以从一些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去了解相关经验，总结它背后的道理。

为了解开上述谜题，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组织成立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于2008年发布了具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增长报告：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以下简称《增长报告》）（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这份报告基于世界银行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发起的其他一些实证研究的发现，重新评估过去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理论，并重新思考了它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建议。[2]该项目于2006年4月启动，增长与发展委员会召集了22位来自政府、商界和政策制定领域的领导者，他们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领衔，世界银行副行长丹尼·利浦泽格（Danny Leipziger）主持。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该委员会试图“汇集支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减少贫困的政策和战略的最佳理解”。该报告的结论是令人感到乐观的：快速、持续的增长并不局限于世界部分地区的奇迹，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实现。《增长报告》归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个经济体[3]实现每年7%或更高的增长率并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的经济增长现象（参见表0.1），一个经济体按如此高的增长率增长，差不多每十年GDP就可以翻一番。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耳他、新加坡和中国台湾这6个经济体就持续增长并进入了高收入行列。日本和新加坡成功实现了对世界前沿（美国）的赶超。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也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相对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情况而言，这些发展典范在反贫困上的表现也极为成功。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几乎所有的人（按国际标准1981年贫困人口为97%）都处于贫困境地，但报告发布之时三分之二的人都已经脱贫（2009年贫困人口为27%）。尽管1979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使巴西的高速经济增长戛然而止，至报告发布之时仍未恢复元气，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依然不失为一个从低收入国家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典范。这13个发展典范之间的差异显著。人们熟悉的亚洲经济体占据了名单中的大部分，但其他发展中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也都有各自的代表。有的经济体（如博茨瓦纳、巴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曼和泰国）自然资源丰富，而有的经济体则资源匮乏。其中既包括人口在10亿人以上的国家（中国），也包括人口不足50万人的国家（马耳他）。这13个发展典范的差异性能够很好地蕴含发展规律的一般性。仔细观察发现，上述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参见图0.1），分别为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世界经济（特征事实1）、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特征事实2）、保持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特征事实3）、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特征事实4），以及拥有坚定的、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特征事实5）（Growth Commission， 2008）。

表0.1  13个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体

注：*已经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经济体；**GDP每年增长率达到或超过7%的时期；***以2000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Growth Commission (2008)。

图0.1 发展典范的特征事实

资料来源：Growth Commission (2008)。

这份《增长报告》发布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关注。尤其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希望自己国家能发展得好，所以就邀请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迈克尔·斯宾塞进行咨询、报告。在此期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问斯宾塞教授：我们需要怎么做才能够实现报告里面所讲的13个经济体那样的高速发展？斯宾塞教授的回复是，他找到了这五个规律，即开放、宏观稳定、高储蓄与高投资、市场、政府，它们是成功的药材，但不是成功的药方。中国人很清楚地了解，单有药材是不行的，必须有药方，因为一个药材到底是补药还是毒药，需要看情况而定。也就是说，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组织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个经济体成功的规律，但还是找不出药方。

围绕着上述五个药材，出现了一些外生性和内生性问题。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其实上述五个药材暗含了药方（Lin， 2011）。这个药方就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讲的，根据每个地区在发展的每个阶段按照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发展，那么上述五个特征中的前三项就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时的合理结果，后面两项即市场和政府则是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具体而言，第一，如果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中[4]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是对外开放的，生产那些与现有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相一致的产品和服务并出口至国际市场[5]，进口那些不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产品和服务。这个经济体的贸易依存度内生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将会大于其他任何情况下的贸易依存度。这个经济体将达到最有竞争力的状态，它的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将以可能的最快速度升级。在产业升级过程中，这个国家能够通过向发达国家借鉴技术和产业，充分挖掘自身的后来者优势，并实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因为它的创新成本将小于那些已经处于全球技术前沿的国家。因而，这个经济体将能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收敛。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对外开放利用世界市场（特征事实1）是按照由一个国家的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推动产业升级的增长战略的结果。对外开放这一特征事实的启示是清楚的，一是依靠比较优势（即，出口世界其他地方之所需，并为保持经济竞争力，按照禀赋结构的改变一步步升级其产业结构），二是利用后来者优势的潜力（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从世界其他地区引进创意、技术和专业技能）。第二，宏观经济稳定（特征事实2）也是一个国家在发展战略中遵循比较优势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产业也能够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有自生能力，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就能生存，内生的危机会少（Lin， 2009）。政府也将会有健康的财政状况。[6]因此，在全球性危机对该国经济产生外来冲击时，政府在采取反周期政策方面也将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所以，宏观经济会较为稳定。第三，发展与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的另外一个逻辑结果是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特征事实3）。这样的一种发展战略使得发展中经济体达到最强的竞争力并生产出可能的最大经济剩余（利润），这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高的储蓄水平。有竞争力的产业同时也意味着高投资回报，这反过来又为储蓄和投资提供了额外的激励。第四，采取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特征事实4）是经济在发展当中遵循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大多数企业是为追求利润而生的。如果相对价格能够反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企业在技术和产业选择上就会遵循经济的比较优势。而这个条件仅能在竞争性市场经济中成立（Lin, 2009；Lin and Chang, 2009）。所以，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经济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要制度安排。第五，拥有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特征事实5），即创造一个拥有因势利导作用的政府，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的一个条件。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在市场中具有竞争优势，还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克服信息、协调和外部性等问题以降低交易费用。因此，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也是一个经济体具有竞争力、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前提。然而，有能力的政府也可以看成是这一发展战略的一个结果：如果政府的目标是促进与国家比较优势一致的发展过程，那么它对于经济的干预将更容易实施且更加成功，而这将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因此，一个坚定、可信赖和有能力的政府也被看作一个国家遵循其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结果。总之，发展典范的这五个特征事实蕴含了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逻辑：发展中国家要根据自身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最适宜的产业结构——这样其禀赋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才可能最快；然而，要使得发展战略在每一阶段按照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选择最适宜产业结构，有效市场产生的相对价格信息和激励约束机制是战略路径不发生严重偏离的保证；由于基础设施这样的公共品也是禀赋要素，以及产业升级中的协调、信息、外部性、风险等原因，因而就要求政府在禀赋升级和产业升级中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所以，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所观察到的13个成功经济体的五个特征，三个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两个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如果经济要持续、包容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必须有有效市场，另一方面必须有有为政府来推动经济，按照各地的比较优势来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都要硬，同时也要配合好。这种思想现在也已经反映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了。

0.2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竞争优势的基础

波特（Porter， 1990）使得“竞争优势”这一名词流行起来。基于其研究，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符合如下四个条件（参见图0.2），这个国家或地区将会在全球经济中获得竞争优势：第一，发展的产业在生产中，密集地使用该国丰富的、相对便宜的要素。如果劳动力丰富，发展的产业就要多用劳动力；如果资本相对充沛，发展的产业要多用资本，即要多利用当地相对丰富的要素。第二，发展的产业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第三，每个产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第四，每个产业的国内市场是竞争的，而非封闭或垄断的。他把这个称为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模型。其中，第一个条件实际上意味着这些发展的产业应符合由该国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如果劳动力相对多，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资本相对多，其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第三和第四个条件，其实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因为只有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具有自生能力，能够盈利，才会有更多企业进入，才能形成产业集群或集聚。所以，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如果不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不赚钱，即使有政府保护补贴也不能长久，形成不了产业集聚。第四个条件是市场竞争，如果这个产业符合比较优势，有很多企业进入，不需要政府保护补贴，市场当然一定是竞争的。反过来讲，如果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要国家保护补贴才能存在，而国家能保护补贴的企业一定是少数，既然是少数，就不可能形成竞争。为此，上述四个条件可以归结为两个相互独立的条件：第一，发展的时候必须充分利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第二，发展的时候，产品应该有很大的国内市场。但是这两个独立的条件哪个更重要呢？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更重要。如果符合比较优势，该产品在国内市场可以和外国产品竞争，而且也可以进入全球市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大得多（林毅夫、任若恩，2007）。

图0.2 Porter的“钻石体系”

资料来源：Porter（1995）。

201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17%。相比于新加坡和越南，中国是大市场。但是全世界还有83%的市场，将近中国的5倍。所以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拥有国内大市场，即便没有也没关系，因为世界上收入水平最高的国家通常是小型经济体，而非大的经济体（林毅夫、任若恩，2007）。因为在低收入发展阶段，符合比较优势且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具有分工相对少，每个环节的规模经济也比较小的特点，就有可能在一乡、一县、一市、至多一省形成一个非常有效的产业集群。在浙江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乡一品”如大唐镇生产的袜子，在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的70%、全世界的40%。“一县一品”如绍兴纺织业，它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纺织业集群。但是，一旦进入高收入阶段，资本和技术越来越密集，这种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分工会越来越细，规模经济也会非常大。例如，波音747大飞机总共有450万个零部件，不可能全部在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一个国家完成，实际上是由6个国家的1500家大公司、1.5万家中小企业共同生产的。

因此，对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我们认为，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钻石体系”中的四种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或者说，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国家创造和维持产业竞争优势的基础。其原因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产要素方面。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理论都强调生产要素在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力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一个企业在其产品、技术和产业选择中，必须充分利用该经济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才能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不同之处在于，围绕“创新”活动这一核心，竞争优势理论更加强调所谓“高级”生产要素（比如高级的人力资本、大学和研究机构等方面）的重要性。波特（Porter， 1990）正确地指出，“高级生产要素是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其创造的途径则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方面进行持续的投资。但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必然需要大量的投资。投资的来源只能是企业和整个经济通过过去的生产活动所创造的经济剩余。只有按照经济的比较优势来组织生产活动，企业和整个经济才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林毅夫，2002；林毅夫等，1999；林毅夫等，2012）。相反，如果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该企业就不可能创造足够的利润，甚至经营亏损或者失败。此时，整个经济积累剩余的能力就受到损害，其用于创造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数量也必然会减少。而且，人力资本的作用和物质资本的作用是互补的，单方面提高人力资本，而没有一定的物质资本和其配合，高人力资本无法发挥其作用，结果将使拥有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大量向有高物质资本的国家流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脑力外流”的原因就在于此。反之，只有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没有人力资本的相应提高与其配合，新投资的机器设备也将无法发挥其最大的生产力，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最新的技术设备时，无法充分发挥这些机器、设备设计能力的原因之一。因此，遵循比较优势，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生产活动，是企业和国家具有竞争力的前提，也是不断积累更为“高级”的生产要素的必要条件。

第二，需求条件方面。需求条件包括多种内容。一些内容更多地属于外生性条件，因此不必进行深入的讨论。比如，对于国家来说，市场规模在短期内是一个难以改变的外生变量。企业只能根据自己所处国家的具体条件来选择能够利用这些外生变量的竞争战略。需求条件中的另一些内容则有可能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整。波特（Porter， 1990）将“内行而挑剔的客户”列为需求条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内容，他认为，这些客户的存在能够推动企业进行持续的创新活动。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客户会“内行而挑剔”，有些国家的客户则不会。实际上，他似乎更多地将该因素看作一个纯属外生性的条件。不过，我们则可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否定该因素的外生性。设想一个行业属于“赶超”型行业，那么这种产品在国内原来不生产，能从国外购买来消费的客户很少，客户没有经验，就很难去挑剔该行业的产品。同时，赶超通常意味着能在政府保护补贴下生产的企业很少，在求大于供的情况下，客户也难以“挑剔”企业。另一方面，赶超又总是与垄断纠缠在一起。在垄断的情形下，客户进行选择的余地会明显地缩小。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难以出现“内行而挑剔”的客户了。

第三，相关与支持性产业。竞争优势理论非常强调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或产业集群）对于企业和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必须指出的是，产业集群的出现以及产业集群内部的企业之间发生相互联系的性质都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有关。在违背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战略下，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首先，如果一个产业不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完全的民间投资就难以持续赢利，也就不会出现足够的民间投资进入该产业。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政府选择某个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产业或者在某个产业选择违背经济比较优势的生产技术，它就需要利用财政资金直接在该行业建立国有企业或者通过向民间资本提供足够的补贴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由于国家能够建立的或是能够得到国家补贴的企业总是有限的，因而赶超企业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相关和支持性企业来支持。另一方面，政府的直接进入或者扶持又必然涉及相关企业的计划协调问题。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计划协调的成本可能会相当高。其结果是政府宁肯将主要的生产过程都置于同一个或者为数很少的几个企业之内。这也正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赶超企业经常是一些“大而全”或者“小而全”企业的直接原因。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或者一个产业集群是很难出现的。相反，在那些符合经济比较优势的产业，获利的可能性高，投资的企业会很多，分工也就可以比较细，新的相关或者支持性企业将不断出现。产业集群的出现就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第四，同业竞争方面。波特（Porter， 1990）认为，激烈的同业竞争能够给企业提供足够的压力来增加对高级生产要素的投资和对研究发展活动的投资，从而有利于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是，对一个特定的行业来说，只有当该行业符合经济的比较优势时，同业间的激烈市场竞争才有可能实现。一旦政府决定推动该行业违背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投资的企业需要政府的保护补贴，市场竞争就不可能实现。这是因为：（1）进入的企业少，可能只有一个或几个，并且外国产品不能进口，市场需求会大于供给，企业间不会存在产品竞争。（2）赶超企业很难在短期内取得技术方面的优势，又不能利用经济的比较优势来形成成本方面的优势，因此也无法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投资于技术创新以获得新的优势。所以，该行业不可能出现波特意义上的激烈竞争。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表明，赶超的结果必然是行业的垄断。显然，与通过创新来增加竞争力、改进经营绩效相比，垄断使得企业更容易取得利润。因此，在垄断的条件下，行业中的企业所热衷的是通过寻租活动来保护垄断，而不是积极创新。所以，一个国家只有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同业之间才会有最大的市场竞争压力。

上述四种因素都说明，只有充分地发挥经济的比较优势，企业和产业的竞争优势才有可能形成。或者说，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与必要性条件。波特在“钻石体系”的第一项中特别强调高级人力资本和研发的重要性，这和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有关。发达国家都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存在的产业必然符合比较优势，并且拥有相对丰富的物质资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处于新技术前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或各个产业中的新产品研发区段。在这些产业和产业区段中的生产和研发活动，需要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才能较好地克服新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市场的不确定性。所以，具有高物质资本水平国家的企业，必须雇用具有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强调研发和新产品开发的重要性，这是这些企业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必然要求和表现。

0.3  实现区域一体化，将比较优势更好转化成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的追随者往往将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两个范畴对立起来，或者干脆使用竞争优势理论来否定比较优势理论。对两种理论相互关系的这种理解基本上是错误的。与这种理解相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够建立自己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自己的经济发展。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对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具有潜在的危害性。该认识可能引导国家或地区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选择违背自己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其结果是，一个以提高自己的产业竞争力为目的的决策反而产生危害自己的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经济整体竞争力的提高和发展的前景。

按照波特（Porter， 1990）的研究，对国家竞争优势进行分析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能够达到非常高的人均收入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不能，即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要讨论的最终目标是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两种理论的自然延伸又都构成一种经济发展理论。

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比较优势理论是一种动态的比较优势理论。[7]在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过程中，核心的因素是资本积累。一般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生产要素，主要是资本的积累；第二，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可能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引进，也可能是一种需要大量资金的自主研究和开发活动，两者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因此，技术进步往往也要受到资本积累程度的局限。正因如此，国家资本积累的能力成为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关键动力。给定劳动力资源的增长路径，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也就是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的过程。因此，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经济比较优势发展的动态过程。只有遵循自己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企业和产业才能够在国内国际市场中拥有最大的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国家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积累资本，进而使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与发达国家不断接近，最终达到获得高层次竞争优势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目的。

对于一个地区或者国家而言，随着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和不断变化，产业结构会持续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不断攀升。如果有的国家或地区处于发展早期，重点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那么劳动力分工程度就不会很高，这样一个狭小的区域就可以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例如，20世纪80年代，国内出现了“一乡一品”“一县一品”或“一省一品”的现象。但是，随着中国收入水平的提高，资本的积累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资本密集、分工细化的时代，要形成有效的产业集群，往往就不是一个狭小区域（例如一个乡镇或者一个县城）就能够做到的，而是需要在更大的经济范围或区域内进行优势互补。这就需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才能将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好地转变为竞争优势。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一乡一品”“一县一品”“一市一品”，而是跨地域的，按照各地区的比较优势，组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效的产业集群，变成全国或是全世界的竞争优势。因此，要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分工足够细化的产业集群，这样才能将各地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好地转变为区域的竞争优势。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产业的竞争优势取决于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构成的总成本，一个地区若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则其产品的生产成本会低，此时如果交易成本过高，那么总成本就高，从而不利于该地区将自身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不同区域之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的产业分工会造成交易成本增加，分工越细，产业链越长，交易成本就越高。区域一体化是降低由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同时降低交易成本是区域一体化的根本目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与交易成本降低可谓“一枚硬币的两面”。推进区域一体化，降低交易成本，就是要完善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实现人、物、资金、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不同生产环节有机配合，全产业链条高效运转。这一过程需要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坚持市场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发挥决定性作用，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另一方面，政府要推动交通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更要主动深化改革，消除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各种体制机制。

0.4  结语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设想，希望到2035年的时候，中国的GDP或城乡居民收入要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从2021年到2030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要达到4.7%。如果实现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到2025年，中国的人均GDP可以超过14535美元，中国变成高收入国家。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现在，能够从低收入经济体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目前只有两个，一个是韩国，另外一个是中国台湾。到2025年，中国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而且目前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只占全世界的18%。中国14亿人口占全世界的比重为18.5%，那么到2025年，全世界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比重就能翻一番，达到36.5%。这当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成绩。到2035年，全国人均GDP应该会达到22000美元至23000美元（以2020年的美元购买力计算）。因为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14535美元，我们达到22000—23000美元，比高收入门槛还高30%以上，所以，中国就会是一个中等的高收入国家。那时资本就会更为丰富，会进入资本、技术相对更为密集的产业，分工会更细，规模经济会更大。这就更需要区域一体化，来形成更大范围的产业集群，将比较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竞争优势。

总之，在新征程上，必须根据发展阶段的特性，各地区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从而进入新的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产业发展既要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也必须借用其他地区的比较优势进行互补，通过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有效率、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更好地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1] 林毅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2] 类似的如World Bank， 2005，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90s: Learning from a Decade of Reform， Washington D. C.。

[3] 这些经济体包括博兹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

[4] 该处对发展战略的定义与Rodrik（2005）一样，是指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和制度安排，目的是实现向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趋近。

[5] 可出口的制造业产品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它们使得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后来者能够选择跟发达国家相比具有低工资和其他竞争优势的产业。

[6] 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它将从有力的经济增长中获益；第二，政府将没有必要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第三，经济将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较少。同时，这个国家将较少出现由于产业缺乏竞争力、货币错配或者财政危机而导致的内源性危机。由于该经济体的对外竞争力较强，经济增长对资本流入的依赖度不高，该国的对外收支状况也可能更好。

[7] 在讨论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对企业的支持时，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概念。动态比较优势指企业或者国家由于专业化生产和“干中学”效应而获得或者加强自己的成本优势。常讨论的是，应该按照现有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还是通过政府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建立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业，即进入那些当前不具有比较优势，但是通过生产力的提升在未来可能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后者也被用来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以及政府对企业实施的扶持（Redding， 1999；林毅夫等，2021）。

[1] 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期。

[2] 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3]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2012年版。

[4] 林毅夫、任若恩：《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相关争论的再探讨》，《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5] 林毅夫、王勇、赵秋运：《新结构经济学研习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6] Growth Commission,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1.

[7] Lin， J. Y., 2011,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 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Policy Research”,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26（2）：193—221.

[8] Lin， J. Y., 2009, Economics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 Lin， J. Y. and Chang H., 2009, “DPR Debate: Should Industrial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orm to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Defy It?”,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7（5）：488—502.

[10] Porter， M. E., 1990,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11] Rodrik, D., 2005, “Growth Strategies”, in P. Aghion and S. Durlauf eds.,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1, chapter 14：976—1014， Elsevi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