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涛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访问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高通胀在诸多发达经济体重现，不仅让各国央行感到意外，而且迅速成为人们对经济的首要担忧。虽然紧缩的货币政策难以避免，但结构性因素在目前通胀抬头情况下的作用也值得关注。具体而言，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俄乌冲突加剧能源价格和食品价格冲击等因素外，决策者还必须更明确地认识到逆全球化会带来的通胀后果。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全球化趋势似乎势不可挡。全球贸易量的增速是全球GDP增速的两倍[1]。由于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和东欧诸多国家的改革与开放，其中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最为突出，使得许多产品的生产在全世界重新布局。
这一时期的高速全球化，特别是中国融入世界贸易和投资，不仅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商品供应的多样性，也大大降低了许多国家商品的价格和家庭消费的成本。例如，过去几年里，当美国的全年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徘徊时，商品通货膨胀率通常会在-1%左右。1990年至2008年间，美国从工业化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价格上涨了33%，而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产品价格仅上涨了3.4%[2]。对于某些商品，如果中国的出口占美国进口比重较高的话，其价格的上升程度就会低一些，甚至会出现价格下降的现象[3]。世界市场上也有一种“中国价格效应”的讲法（The China Price Effect）:对于某一商品，只要是中国企业成为全球的主要生产者，其价格往往会出现下降。
中国之所以能帮助各国控制价格上升是因为其持续的经济改革及随之而来的跨国企业投资。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将其平均关税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40%以上降至15%左右，随后几年又降至8%左右[4]。市场化改革和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让中国企业迅速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中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了跨国企业，推动中国成为最大的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和“世界工厂”。在过去30年大多数的时间里，外资企业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
发达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低成本进口产品取代更昂贵的国内产品，除了直接享受到低价进口商品的好处，也以全球化为理由间接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从而让国内生产的商品也能保持相对较低的价格。
虽然反全球化的声音一直存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挑起的对多国的贸易争端，特别是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对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的行动，给全球化带来了沉重打击。
特朗普的行为直接或间接地推高了美国物价。直接影响是，美国家庭现在必须为中国制造的商品支付更多的费用。间接后果包括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因竞争减少出现价格上涨。
拜登政府由于担心被指责对华软弱，迄今未取消特朗普在任期间的关税。相反，由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和地缘政治局势变得更加紧张，过去几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逆全球化压力有所增加。
受到美国种种措施的启发或影响，许多其他国家近年也引入了进口关税或其他贸易壁垒，从而导致类似美国的价格上涨压力。美国和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一些国家计划通过补贴激励企业将生产搬回国内或将供应链转向“友岸”，这也将可能导致其国内商品价格上涨。
同样，中国长期以来也强调“自力更生”的产业政策。为应对国际上可能的“掐脖子”而强调高端制造和科技行业自给自足的政策，也可能会带来相关产品价格的上涨。
尽管“逆全球化”的说法现在已转化为实际政策，但其推升通胀的后果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2019年，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福布斯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之前的全球化带来反通胀效应，使得全球主要央行更容易追求和维持低通胀，那么目前日益加剧的逆全球化是否会产生背道而驰的效果？
如果逆全球化势头不受控制地继续下去，各国央行可能需要更严格地收紧货币政策。一个国家的逆全球化措施可能会促使其他国家效仿，扭曲全球生产和贸易模式，使每个国家的情况都变得更糟。因此，世界需要一些全球性规则，来规范这些措施，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通过WTO和G20来承担规范工作。
WTO的规则改革或G20层面的合作，通过限制逆全球化的泛滥可以降低由逆全球化带来的通胀影响，从而降低各国央行猛踩刹车以治理通胀的必要性，进而有助于减少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或者至少使最终的衰退得以减轻。
□视觉 | 葛雯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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