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7月18日时代周报微信公众号。

时代周报：对于近日出炉的二季度数据，有何评价？数据背后有哪些亮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需要关注？

刘元春：这一轮反弹比2020年3-5月的反弹速度明显更快。这是能从二季度数据里得出的基本结论。

从数据可以看到，第一，两个短期目标，即二季度正增长和失业率下降已经达成，说明5月出台的稳增长一揽子措施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第二，也体现了目前企稳回升的态势非常明显。消费、服务业生产指数几个重要的指标转正，更重要的是大量先行参数，尤其是非制造业PMI指数从47.8%上升到54.7%、消费信心指数也明显回升，表明三季度经济持续上涨的态势已经确立。

虽然目前企稳回升的态势已经明确，三季度加速反弹的趋势也很明显，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整个经济离常态化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内生机制还没有形成，相应的基础还比较薄弱。

这集中反映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离常态化6%左右的增长速度还有较远的距离；同时，民间投资增长速度还在持续下滑，中小微企业先行参数尚未从低迷期回升到繁荣期，依旧处于下行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虽然出口增速表现良好，但进口增长速度依旧低迷，这表明我们的内需还是很薄弱。同时，房地产销售和投资同比增速也在持续下滑。

总体来说，复苏态势虽然已经确立，但是离常态化仍有距离。

时代周报：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到19.3%，创历史新高，毕业生找工作较为困难。你如何看待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问题？保就业该从什么地方发力？

刘元春：青年失业率的问题一直是国家高度关注的，也以此作为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今年确实年份特殊。大学生毕业人数首超千万，同时需要看到的是，中职和高中毕业生人数也达到了新高，因此16-24岁区间的就业人数整体达到高峰。实际上，从2019年以来，16-24岁人群的失业率问题就开始凸显，这几年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也一直在叠加，再加上今年新增的因素，最终产生累积效应。

今年疫情的持续也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供需，尤其3-5月本是大学生就业的关键点，现导致6月16-24岁大学生失业率处于新高。

对此现象，必须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号召各级部门适度扩招，或前置性地扩大一些用人选人计划。国家也可以在部分能够安置大学生的新项目上进行谋划，开具一批基础设施项目，定向招揽一批大学生。

从高校本身来讲，可以考虑适度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也可以采取开发助理研究员岗位等方式来延迟就业问题。目前这些举措正在展开，国家也在布局。7-8月，部分高校还将举办大规模招聘会来进行供需对接。

在这过程中，还要意识到时代发生了变化，大学生的就业范围也要进行适度的拓展。比如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到边远区域的制造业工厂就业，那么国家可以对这些岗位的工作环境进行提升和改造，来为大学生创造新的就业可能。要从战略角度，意识到年轻人就业是稳经济、稳社会的一个核心工作要点。

时代周报：今年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非常多的新变化，现在的宏观经济是不是仍与房地产存在深度绑定？该如何实现房地产转型的软着陆？

刘元春：房地产目前面临几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房地产进行全面转型，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从过去的高杠杆、高债务、高流转的模式，向常态化的住房生产和住房供应的服务模式进行转变。这个转变一定会使房地产行业面临业务与资产负债表的重构。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风险是很大的。一方面，要进行债务的剥离；另一方面，房地产附加的金融部门也需要剥离，整个业务盈利点需要转型。这个过程千万不能太急，如果太急就会出现流动性的问题。

重要的是，房地产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三道红线等管理举措，实际上压抑了部分需求，疫情也导致大家的需求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

于是，很多地方可能急于使房地产市场需求恢复，出台一系列刺激市场的政策，这对于目前稳增长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一些地方政府过度用劲，使房地产又回到过去“治乱循环”时代，放弃战略性的调整，从而失去这一轮大调整所带来的契机，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

因此，这其中就产生了稳增长、控风险、房地产自身转型这三者之间的冲突。

目前，政府在保障性住房方面适度发力，可能是解决冲突的一个重要方式，利用开发信贷、保障性住房基金等模式，对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提供相应的住房供给。一方面能够增加房地产投资，一方面也能提升住房内消费。比如一位外来务工人员获得了城市的廉租房，可能会考虑去购买家具，适度转变生活方式。在这过程中，就包含着消费启动。

总体来说，要想使“房住不炒”战略能够持续推行，同时又能防止短期调控过度导致房地产资金断裂从而硬着陆，并且防止房地产投资和整个宏观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从短期来看，一定要高度关注目前房地产资金链的断裂等引发的一系列金融风险问题。

时代周报：今年各地也在大力刺激汽车消费。从6月数据看，汽车消费同比增长13.9%，回到了增长通道，对6月社零数据也有明显的拉动。你认为接下来，汽车消费的利好能否延续到年底？

刘元春：汽车本身销量下滑，和疫情并不完全关联，主要和车载芯片短缺、石油价格上涨等因素相关。

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汽车销售恢复是个必然结果。尤其在目前能源价格和能源供应结构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时代已经到了。叠加此前出台的一系列力度较大的汽车消费刺激政策，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需要关注的是，汽车出口也呈现大幅度上扬态势，这对汽车行业形势的好转也会产生拉动效果。

时代周报：今年的财政面临很大压力，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10万亿元，减少了10.2%，其中留抵退税冲减收入1.8万亿元。你如何看待下半年的收支矛盾？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该如何解决？

刘元春：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留抵退税实际上是改变财政收入的期限，并没有真正减少财政收入。简单来说，留底退税的本身就是企业的钱。

另一方面，今年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导致税收基础下滑，涉及的金额或达到数千亿元，再加上今年减税本身也要达到5000亿元左右的规模。叠加政府的基金类收入下滑明显，主要是由于土地出让金的下滑，缺口可能达到上万亿元。

对于下半年的财政情况，我认为三季度财政支出应该没问题。因为前六个月在疫情影响下，财政支出的速度也明显不达标。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期增长5.9%，与原来计划的全年增长8.4%相比偏低。

在三季度，地方可能会迎来密集性财政支出的过程，包括各种稳增长项目、各类救助措施的落地。财政支出节奏在三季度加速后，四季度可能迎来支撑乏力的局面。因此，四季度可能需要进行新的增量政策布局，包括专项债的提前发行，适度放松赤字率等，这是我们目前应该重点前瞻考虑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此前提到，可以考虑发行特别国债，现在看来，下半年还会发行吗？

刘元春：之前说可以考虑发特别国债，是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在国家一揽子政策出台后，从目前6月份数据来看，我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增长的目标。只要疫情控制得住，三季度数据可能会更好，经济增速回升到6%以上。

在这个情况下，经济复苏应该是没问题的。在疫情期间没有发特别国债，在复苏相对达标的状况里，也就更加没有发行特别国债的需要了。

时代周报：近期国常会频繁提到支持基建，在6月底还提出设立30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目建设的举措。从上半年数据来看，基建也扛起了稳增长大旗。你认为，下半年基建会否继续作为主要托举项？专项债中会有多大比例用于基建？

刘元春：首先，很多基建都是中期的布局。比如新开工的铁路，建设周期都在四、五年左右，因此需要持续的资金支持，而不是单一期的资金支持。

大量基建的上马肯定会成为资金使用的加速器和投资的加速器。应该说，三季度会呈现出相对加速的状态，也会产生对资金的密集需求，这也是3000亿元开发信贷投放的很重要的原因。

下一步来看，基建依然是稳投资的很重要的举措，也是我们短期调整和中期可持续增长相契合的一种手段。

对中国来讲，当前依然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投资。不过对于投资的领域，以及基础设施的管理建设方式，需要有一些改革和创新，这是我们目前要去重点研究的。

时代周报：总体来看，你对于下半年经济走势总体是怎么判断的？你之前提到，中国经济复苏路径很可能呈现不对称的W形，该如何理解？该如何看待5.5%的全年经济目标增速？

刘元春：按照目前的态势，三季度应该是一个加速回升的过程。存量政策的前置将在三季度密集释放，增量政策的加码也会在三季度进行。

接下来，地方政府还会在5月政策精神的推动下，进一步地发力。因此，我认为三季度的增长不用担心，反而需要担心地方在三季度用力过猛，导致四季度出现腾空的状态。

预计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回落，但由于接下来政府肯定会对下一步经济进行安排，也会出台一些对中长期问题的改革举措。因此，中国经济复苏路径很可能呈现不对称的W型。

总体来说，我对于经济形势的预期不像市场那么悲观，但这其中也蕴含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个风险不在于短期的国际环境变化，而更多在于中期，由于我们内部政策的实施和政策的传导机制所致。

因此，有几个决定下半年经济复苏程度的关键点必须要把握住。

第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平稳转换，重点在于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预计7月份房地产的部分环比参数会转正，到9、10月，同比参数有望出现明显回升。

第二，需要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问题。特别是欧美政策持续收紧的态势下，如何管理我们资本向下的流动及汇率的整体水平，是需要逐一考虑的。

第三，疫情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风险还不在于疫情本身，实际上更在于治理疫情的传导机制和政策定位。目前来看，部分地区的疫情防控措施对于经济的影响仍较为明显。

对于5.5%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不宜教条地来理解，需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全年目标进行全面的理解。在这个目标里，分6大类指标，而不是简单地看增长一个数据。

就目前来看，由于疫情和国际环境超预期的变化，我们的增长目标也应该有所调整。调整重点在于经济循环要顺畅，使经济增长处于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使市场化的内生动力机制能够常态化，同时中期来看也具有可持续性。这可能是我们应该重视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