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中国经济评论 2022-08-01 17:00 发表于北京
在种种不确定性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客观上存在的一系列和“成长性”概念相关的有利因素。
贾康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长短结合观大势，既要看当下，注重短期的问题，也要注意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客观规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取势”即是要看大势，意思实际上是要洞察事物发展规律，面对错综复杂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困扰，努力把握确定性。取势以后的明道、优术、择时，是顺理成章展开的。多措并举谋大局，内涵就是指向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和平崛起，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满足整个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之所在，是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心中的发展大局。从短期的视野看，国民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形势。短期感受的经济下行受到的不利因素影响，至少有4个方面。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下行过程的起源，要追溯到2010年。在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中国经济的年度表现又站在了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上，那一年度，经济增速是10.6%，和之前改革开放30年总计平均增速9.8%是一脉相承的，更是和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1992年到2010年共十九年的年均增长速度⸺10%以上高度一致的。但也就是在那一年接近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决策层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个带有哲理意味的指导方针，“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到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左右。这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很低的水平⸺全球将近200个经济体中位于190位之后的极低水平⸺一路提升上来的。尽管当时人均4000美元在全世界仍然排在100位以后，但是对于中国本身来说却已经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依照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看，到了这个阶段，势必要告别原来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特征，而转入一个新阶段。中央的指导方针就是要在这个阶段转换中，稳住我们的基本运行态势，追求高质量发展。后来在引领新常态的具体指导方针中又特别强调：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以结构优化支撑高质量发展。所以，经济运行特征从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调，和经济发展质量从低中水平向中高水平的上升，势在必行。主客观因素综合在一起，中央认为这个阶段转换的过程中，应该实现一个“L型”，它的一竖是表示经济下行，尾巴拉出来后，就应该转入一个中高速的平台状态，而且这个平台持续的时间段越长越好，即所谓“由新而入常”。引领新常态在使企业、地方经历一些阵痛之中，国民经济在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进步。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6.7%到6.9%，波动区间很窄，已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但此时另一个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出现⸺中美关系交恶。美国对中国施压，一开始称为贸易战，很快地，外交战、科技战、金融战，乃至人们已担心擦枪走火的局部热战风险，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市场预期明显下调，经济增速击穿了原6.7%的下限，到2019年，全年只有6.1%，2019年第四季度则为6.0%。经济下行到2020年，又加入了新的不利因素⸺新冠肺炎。疫情造成了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降，出现几十年从未有过的负增长。二季度，以4月8日武汉解封为标志，复工复产相对顺利，2020全年实现了2.3%的增长，成为当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正增长国度。2021年的上半年复工复产继续相对顺利，全年同比增长8.1%，但下半年又有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中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的“三重压力”交织叠加的问题。从经济阶段转换到中美关系交恶，再到疫情冲击，到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综合而成的三重压力叠加，是中国经济运行下行所受到的4个方面的不利因素。当前在这四重因素叠加的惯性作用下，迫切需要扩大内需，消化外部的供给冲击，弱化并稳住预期，让它转好。这些努力正在全国实施开展。贯彻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使我们的经济运行状态能够维护在合理区间。今年两会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给出了年度增长指标5.5%左右的引导性目标。当下，我们要高度重视国务院领导已经表述的“超预期”的压力问题，两会以后以上海为代表的局部疫情冲击，和原来已有的珠三角、东北以及后来北京等地的疫情交织在一起，对于国民经济的损害程度不可低估。国务院新近布置了33项刻不容缓的稳经济大盘措施，要抓紧落实。实际运行中，短期来看，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承受住这一轮突起疫情的不良冲击，化解下行压力，在稳住经济大盘后，如何对接原来要实现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贯彻党中央国务院指导精神，在抗疫清零的技术路线已经形成一定路径依赖的情况之下，要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对一些措施组合，作出应有的积极优化，要在权衡抗疫和复工复产两方任务的过程中，以更加科学的精神处理好一些挑战性问题，争取在二季度至少不能落入负增长，而且增速能表现得有一定的正值。即使二季度能够达到一季度4.8%的增长水平，全年要达到5.5%左右这样一个速度目标，也意味着下半年的三四季度，经济增速要翻到6%以上。因此，今年稳经济大盘的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别无选择。短期来看，必须扛过疫情的冲击，稳住经济大盘，促使经济回暖，继续克服经济下行因素，再对接到明后年，对接到中长期视野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期的“2035远景目标”，达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在“十四五”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力求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进一步推进到2035年中国经济的总量折为人均之后，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要实现这一目标，根据一些学者测算，在2020到2035年，要达到年均增长速度5%或者接近5%。而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现在我们“十四五”期间的增速重心可能是15年中最高的，“十五五”、“十六五”经济增速有可能继续下调。所以“十四五”期间，合理的速度应该是年均增速争取在5.5%到6%之间。“十五五”要准备增速落到5%到5.5%的区间，而“十六五”要准备继续落到5%以下，这样十五年期间年均增速才能够接近5%或在5%左右。这就是一个从短期衔接到未来，面对稳经济大盘和追求进一步推进现代化的一个“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基本认识。把视野放到更长期，以新的“两步走”到2049年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梦想成真，则2035年是第一个目标，后面衔接递进目标，需要打好扎实的基础。在当前的种种不利因素困扰之下，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俄乌冲突之后，对于中国不利的一些因素不可忽视，挑战十分严峻。目前企业界的预期，还没有稳下来并形成清晰的向好调整趋势。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经济大盘和促使经济回升举措的同时，有必要在当下处理好“观大势谋大局”，必须尽量有一个理性前瞻⸺中国如果能够如愿推进伟大民族复兴，所依靠的客观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主观上应该做的努力是什么？如果理论联系实际地思考这样一个观大势谋大局的问题，我愿意首先强调：在种种不确定性中，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客观上存在的一系列和“成长性”概念相关的有利因素，或者说，是我们可以调动潜力、进一步发挥活力的客观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顺应全世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主潮流，这一潮流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概念：第一是工业化。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过程看，就是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后，中国这个唯一的一个古老文明没中断的国度严重落伍了，鸦片战争后我们已经被工业革命大潮远远甩在后面。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终于可以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有望在现代化之路上越走越宽。那么工业化现在在中国走到了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我不同意有的学者援引一些国外学者的量化指标和自己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中国工业化已经走到了后期。我们要注意，“十九大”的政治报告非常清楚地表述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我们的这个国际地位没有变⸺发展中经济体所对应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不能认为是到了后期，直观上，中国沿海的某些高地确实有工业化后期的一定特征，但是沿海的洼地，更广袤的中部、西部区域，放眼看去，总体来说，工业化只是中期或者中期向中后期的转变，在某些地方甚至只是初期的特征。整个中国大体上是从工业化的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我们制造业规模已全球第一，被称为世界工厂；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大而不强，我们主要的产能是中等水平的“大路货”。现在中国总体的工业化进程，必须向升级发展的轨道上继续推进，完成工业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工业化后面的空间，实际上紧密关联着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未来的后劲⸺我们的回旋余地、进一步的成长性，都是从这个概念引出的认识。全球经验证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明进步指标，是与工业化紧密伴随的城镇化。中国现在的真实城镇化水平，不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左右，而首先是要看只有45%左右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里面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城市户口、还没有市民身份，改革开放过程中已经进城的差不多3亿在城市长期生活、工作的这些人，被约定俗成地称为“农民工和他们的家属”，他们还没有享受到和市民一视同仁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待遇。因为我们现在实际的发展程度、我们的有效供给，还不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视同仁的市民化身份。我们必须继续提升发展水平，同时还要准备，未来几十年安排迎接从农村区域继续转入城镇的不仅常住、而且要取得户籍、取得市民化待遇的将近4亿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紧密结合，还要对接上另外两大发展潮流，就是“改革开放”四个大字所表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再有，到了新经济时代、信息革命时代，还必须结合信息化或者叫做高科技化。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之外，按照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还要加上政治建设概念之下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些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顺应的大潮流。在推进这些发展的过程中，从中长期来看，中国未来一定还有要不断推进的城乡接合部的外移，各种各样新区的建设，大量的社会成员要越来越多聚居到中心城镇区域，所以要有一轮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设施升级，一轮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各种各样生产力布局发展过程中要素配置的优化重构，人力资本一轮一轮的培养和提升，这个过程，是只有以“巨国模型”才能够讨论和描述的⸺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将不断地在现代化过程中释放极其巨大的需求。以本土内循环为主体，同时使内外循环相互促进构建的新发展格局中，我们既要从本土进一步形成有效供给，回应需求，同时又要更积极地和全世界做生意，得到全球有效供给，形成对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回应。这样一个客观上存在的“成长性”，就是从当下看中长期时，在不确定性中十分重要的确定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客观的成长空间会一步一步继续打开。中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已经共享一个全球产业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在生产力最基本层面上所形成的连带关系，从根本上决定着人际关系。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样的生产力基本盘决定的生产关系、和各个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争取即使和美国也是“守住底线斗而不破”，继续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这个视角上来看中长期，我们没有理由悲观，要全力争取在继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把所有可能打开的潜力空间充分打开。我认为，党的基本路线贯彻过程中，我们要掌握好三层次的创新。首先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改革在深水区，要攻坚克难，首先在大方向上，就是要在争取一切有利于中国继续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环境条件的同时，在自己可以把握的“生产关系自我革命”路径上啃硬骨头。应对当下经济形势严峻的挑战，4月上旬，党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指导文件，要求加快构建统一大市场。统一大市场的“统一”，绝对不是有的评论错误表述的统一指挥企业行为，而是要统一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上，统一在保护产权、所有合法产权一视同仁得到有效的保障上。对所有的市场主体，应当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得到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市场环境。那些有违于此的过度垄断、条块分割、区域保护，都必须在改革攻坚克难中去除。通过改革的深化啃硬骨头，构建一个最有利于我们所有市场主体发挥聪明才智和创造力潜能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实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以生产要素无壁垒流动形成的新旧动能的进一步转换，实现高质量升级发展。这个制度创新后，必然带出科技创新潜力空间的打开，以及管理创新潜力空间的打开。在一定意义上，信息化这样的科技创新，以及企业界、企业家们发挥自己能动性的管理创新，又在呼唤和倒逼制度创新。这三层次的创新合在一起，也就是我们在看中国中长期怎么对接“新的两步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时应该具有的、所谓大思路上的基本认识。这个大思路的贯彻，要面临各种矛盾因素的困扰和一系列不利条件的挑战。中国当下处在实现现代化过程的关键时期。“十四五”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发展质量，达到三层次创新有机结合，对接到2035年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理论创新支持实践创新方面，我们在这个路径上的努力，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的认识框架，主张在中国进一步追求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要有以创新为第一动力的“守正出奇”，即中央文件已经表述的“守正创新”。简要地说，就是在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市场主体⸺企业关系的处理上，必须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两个方面，实现高水平的结合。“守正”就是首先要守市场在整个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之正。市场在总体上的决定性作用，也决定了政府不可能在总体资源配置中唱主角。政府需要出“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之奇，则既要有为，又要防止有为变成乱作为、不当作为，所以要有限，把公共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实际生活中，我们既要借鉴和顺应市场经济的一般发展规律，又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力求实现守正出奇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的探索一定会给人类文明发展做出对应的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整个统一大市场建设，首先是守正，然后必须进一步去迎接挑战，处理好政策性融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等一系列创新而“出奇制胜”的问题。比如说在经济学界有激烈争议的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上，我基本的认识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必然涉及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问题。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共通的认识，中国已经提出“双碳”目标，这是典型的一个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导向，但是难度在于，方向容易判断，但它相关的贯彻机制必须有实质性创新。产业政策在好的愿望之下，非常容易出现扭曲和偏差，怎么避免这样“碳冲锋”一类的扭曲和偏差？就在于机制一定要创新。又比如说财政贴息优惠贷款支持小微企业抗疫，这种财政资金为后盾的政策性融资支持，未来怎么样可持续发展？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这个概念之下，怎么样让它如愿地发挥出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大于3”的绩效提升机制？这些都是现实的考验。要经受这样的考验，我们就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之下做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再加上改革的决心和应有的魄力，形成高水平的实施方案不断优化推进。中国总体的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就是在改革深水区掌握好“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的系统工程。我们要千方百计、众志成城，交出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合格答卷。本文为作者在“光华思想力2022夏季论坛”上的演讲实录，经论坛主办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授权刊发。
本文首发于《中国经济评论》杂志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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