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土地是典型的很难形成统一大市场的生产要素，这是其属性所致。土地在空间上不可移动、时间上不可转换，而其他的生产要素，尤其是生产性资本在空间上是可以移动的，比如某地汽车不足可以从其他地方进口，中国的汽车不足可以从国际进口，全球的汽车不足时，可以增加生产产能。但是土地无法进口，比如北京土地不足，河南尽管土地较多也无法将土地移到北京来。所以，土地是一个典型的不能形成大型经济体统一市场的生产要素。

近几年，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讨论，包括关于地票的交易转换，从技术层面看，在某些方面的交易转换能发挥一定作用，但从宏观逻辑来讲，它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土地的特殊角色。基于土地空间上不可移动、时间上不可转换的特殊属性，强调土地市场实际上存在问题，这也是过去二十年我国宏观经济累积的问题的一个症结所在，和地方财政结合起来讲就是“土地财政”。实际上，过去这些年不是土地财政，而是土地金融。基于土地不可交易的地方特殊属性，真正的土地财政是房地产税。这些年，我们过度强调房地产市场，土地财政表面上看是地方政府卖地的财政，但实际上是金融。卖地的资金哪里来？基本上是从银行或者其他类似的金融路径获取资金，包括个人购房按揭贷款、开发企业的开发贷款。延伸到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如果称其为金融，没有违约问题，如果称其为财政，又不能享受政府信用的低融资成本。解决这个老问题的思路就是引进房地产税，降低卖地收入的重要性。另外两个新问题与此相关。

第二个是绿色转型，比如环境方面的转移支付。实际上，转移支付是从支出视角，如果从税收视角，我们如何通过税收制度促进碳减排、促进碳中和？这是地方财政或者说财政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通过碳税还是碳交易市场增加碳排放成本？现在全球主要关注碳交易市场。去年4月，我国建立了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从宏观角度讲，能否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从目前的碳交易来看，碳排放成本并非由消费者直接负担。实际上，该成本最终由高能耗相关地区、省份的消费者负担，这是因为在生产环节，尤其在上游发电环节导致的高能耗会提升当地的生产成本。有些地方如北京市、上海市以服务业为主，从消费视角看，碳排放量较大，但是目前碳交易市场主要在生产端，而非消费端，这就存在公平问题，以及最后是否能够落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思考碳税，因为碳税能使引致碳排放更高的消费者付出更多的代价。当然，任何环境之下征税都有社会层面的阻力，应该要把环境的征税、碳排放的征税和其他方面的减税结合起来，使总体的税收负担不增加，但是税制结构变化，这是个新的问题，也是在思考未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包括财政问题时，将面临的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