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多年，中国农村经济实现了较快的转型，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农村经济转型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转型和农村劳动力就业转型。1978年以来，在粮食生产实现稳步增长的基础上，经济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生产实现了快速增长，显著提高了农业增加值(或农业GDP),1978—2020年农业GDP年均增速达4.4%,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或农民收入。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不断增长(Li等，2021),非农就业增长进一步地提升了农民非农收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单位劳动力拥有了更多的水土等农业生产资源)。

然而，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断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间和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从1978年的0.32提高到2020年的0.47(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2021),城乡居民间和农村居民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是全国居民收入不均程度扩大的重要来源(李实等，2022)。收入和公共服务等不均现象不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Benjamin等，2011),而且也通过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甚至社会的和谐发展。

确保广大农民收入更快增长是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但农民增收还面临诸多挑战。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工作。“十四五”规划提出于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为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远目标奠定基础。然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长远目标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民。

未来农村经济转型路径和政策取向将影响中国农业发展方向和农民增收，决定农民能否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目的是在理清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居民增收关系的基础上，展望未来中国农业发展愿景和农民增收与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

(一)粮食稳步增长与高值农业快速发展，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增长

过去40多年粮食产量稳定增长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产量增长主要来自单产提高。1978—2020年，基于国家统计局(2021)数据，全国粮食产量从3.048亿吨增加到6.695亿吨，产量增长(120%)是同期人口增长(46.7%)的2.6倍；实际上从20世纪末开始就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过去42年的粮食产量增长是在粮食播种面积下降(-3.2%)的情况下实现的，单产提高是过去粮食产量增长的唯一来源；其中，谷物增长更为显著，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

在基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蔬菜水果等园艺作物和畜产品及水产品等高值农业快速发展。过去40多年，我国蔬果等园艺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生产大幅增加。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蔬菜种植面积2148.5万公顷，是1978年(333.1万公顷)的6.45倍；水果产量更从1978年的657万吨提高到2020年的2.87亿吨，年均增长10.3%;同期，奶产品、水产品、肉类产量也分别以年均8.4%、5.8%和4.2%的速度增长。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粮食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仅从1978年80%下降到2020年70%,但粮食生产释放出的少量耕地却能大幅促进其他农产品大幅增长。例如，非粮棉油糖农产品(简称高值农业)占农牧渔总产值的比例更从1978年的51%提高到2018年的86%(Huang等，2021a)。

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在满足城乡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同时，显著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了农民的农业增收。农业生产增长和结构调整，使广大城乡居民从吃饱向吃好和更有营养的食物消费转变。伴随粮食生产力增长以及逐步形成以高价值农作物、畜产品和水产品为主的农业生产格局，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的农业收入也得到稳步增长。

(二)经济结构转型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农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

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产品需求市场的扩展，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工业化进程显著提升了农业生产资料的质量和供给能力，为化肥、农药、农机、水利设施等现代投入品在农业中得到广泛应用提供了技术和物质支撑，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业生产力。同时，城镇人口的扩展提高了城镇居民对高价值农产品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农业发展和生产结构的优化，进而也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

工业化和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结构转型，更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并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据测算，1978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仅为7.6%,2020年该比例已提升到41.3%,工资性收入已成为目前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为剩余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拥有更多耕地、灌溉用水和其他农业资源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而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

(三)实践经验表明农村经济转型越快的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也越高

从全国来看，以高值农业发展和非农就业增长为主要特征的农村经济转型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来源。这里定义高值农业为单位耕地面积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农产品(例如蔬菜水果、花卉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业与水产业等产品，即非粮棉油糖的农产品，简称高值农业)。高值农业发展无疑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例如农业增加值/农业劳动力)的分子价值；同时，非农就业增加减少了劳动生产率的分母数量。按2020年不变价计算，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的2,123元增长到2020年的38,382元(年均增长7.1%);同期，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从1978年的900元提高到2020年的17,132元，年均增长7.3%(国家统计局，2021)。然而，不同地区农村经济转型水平和速度存在明显差异(Huang等，2021b)。

从跨省的分析看，农村经济转型和农村居民收入也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这里选择改革开放初期种植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24个农区省份作为分析对象，这些省改革开放之前农业都是以粮棉油糖(特别是粮食)生产为主。过去40年，虽然农村经济转型水平和转型速度在各省间存在差异，但除了东北的1个省份(该省在过去10年显著扩大玉米生产)外其他所有省份都存在高值农业发展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显著正相关的关系(见图1)。同样，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越高的省份，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也越高，无一例外(见图1)。

根据2016—2018年各省高值农业、农村非农就业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进行分组，发现如下有意思的现象。首先，农村经济转型两个指标(高值农业占比和非农就业占比)都较高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可能出现较低的结果(表1的右上角是空的)。其次，农村经济转型两个指标都较低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可能出现较高的结果(表1的左下角是空的)。第三，农村经济转型两个指标只有一个较高的省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要么属于中等、要么属于较低。将农村经济转型速度(年均变化百分点)作为分析指标，也发现农村经济转型越快的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速也越快(Huang等，2021b)。

(一)经济结构转型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趋势与未来发展愿景

过去40多年，经济结构转型逐渐缩小了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异。经济结构转型是经济逐渐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变的过程，即农业在增长的同时，工业和服务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21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导致农业GDP和农业就业占比都显著下降的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异出现了收缩趋势(见图2)。农业GDP占比从1980年的29.6%下降到2020年的7.7%;同期农业就业占比也从68.7%下降到23.6%。由图2可知，虽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工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21世纪初以来),这使得农业GDP占比与就业占比之差呈现缩小趋势，从1980年的39.1%下降到2020年的15.9%(见图2最下面的一条线)。

未来30年，经济结构转型必须也必然会加快农业GDP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的趋同，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要求和愿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只有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农业GDP占比和农业就业占比的差异才能更快地缩小，并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Timmer, 2009;黄季焜，2020)。中国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和2050年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全民共同富裕，也必须要求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间的趋同(见图2)。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农业收入加上非农收入)才能赶得上城市居民和农村非农居民的收入，从而消除城乡收入和工农收入差异。基于结构转型趋势分析和未来农业发展愿景，农业GDP占比和就业占比可能于2035年分别下降到4.9%和11.0%(见表2),这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1977年分别为5.1%和10.8%)和90年代中的韩国(1996年分别为5.0%和11.1%)。到2050年农业GDP占比和就业占比将进一步分别下降到3.2%和4.3%(见表2),在农业就业占比上，相当于2000年的日本(4.4%)和近年来的韩国发展阶段。

即使到了2035年和2050年，趋向职业化的农民还需有相当高的非农收入才能弥补他们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例如，至2035年即使经济结构转型能大幅度减少农业劳动力，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2.2倍(见表2),农民还需要有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非农工作和其他收入，才能消除工农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到了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2050年，预计非农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还将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1.3倍(见表2),即农民非农收入占其收入到达30%以上的时候，他们才能与城镇居民(约占人口的85%)或农村非农居民(预计农村居民中有2/3左右完全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相当。这意味着非农兼业或非农收入还将是未来农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从事种植业生产的小农户。

(二)未来农业生产结构转型和粮食及食物安全变动趋势与发展愿景

基于中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变化趋势和国情，未来中国农业必须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情况下，继续向高效优质绿色的高值农业的方向转型和发展。一方面，中国是人多地少且水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粮棉油糖等土地和水资源较密集的大宗农产品(每单位产值或增加值需要更多的耕地和水资源)的比较优势较低；但中国又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必须保障粮食特别是口粮的安全。另一方面，未来中国农业必须发展、农民必须增收并期望与全体国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发展中国有相对比较优势、能加快农民增收速度的高值农业是必须也是必然的选择。过去40多年呈现在图1(Panel A)中的高值农业发展趋势在未来必然会得到延续和发展。所以，在有限的耕地和水资源情况下，只能通过夯实“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技”战略，在保障口粮安全的情况下，实现高值农业的快速发展。

对未来我国农产品供给与需求的预测表明，中国能够实现口粮绝对安全和高值农业的持续发展。因为人均大米和小麦消费已经出现下降趋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可能很快就达峰，加上人口老年化等因素，口粮需求将逐渐下降。即使播种面积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单产，到2035年我国大米和小麦完全能够自给，少量的进出口是品种调剂需要，与粮食安全无关，中国食物的总体自给率也有望保持在90%左右(黄季焜等，2022a)。进口的主要是饲料粮和其他缺乏比较优势的大宗农产品，而高价值农产品(例如蔬菜、水果、茶叶、畜产品和水产品等)产量稳定增长，部分高值农产品还将保持出口的比较优势，这些高值农产品生产增长在提高土地生产率、水资源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将产生重要影响，也是农民从每亩地、每滴水和每天劳动中获得更高收入的重要保障。

(三)未来农业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和发展愿景

过去40年农业劳动力数量经历了增长到显著下降的变动趋势(见图3)。全国农业劳动力数量从1980年的29808万增加到1991年最高时的34186万；之后，得益于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工农劳动生产率的显著差异，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与服务业，进而又促进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数量逐渐下降，并于2020年减少到17715万人，从1991年至2020年的30年间，累计减少了近1.65亿农业劳动力，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未来农业劳动力数量还需大幅减少，促进劳动生产率在农业和工业服务业间的趋同。基于图2和表2对未来经济结构转型下的农业就业占比和国内外权威机构对我国未来人口与劳动力数量的预测，本文也对未来中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做了初步的估计(见图3)。主要结果如下，在较理想的状况下，到2035年全国农业劳动力数量将减少到8760万左右，并进一步下降至2050年的3260万左右，未来30年需减少农业劳动力总数达1.45亿。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快速增长，为实现农民和城镇居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

在农村经济转型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民人力资本也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与劳动生产率紧密相关并需同步增长，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要成为有竞争的产业和农民要过上体面的生活，都必须逐渐提升农民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农业就业人员教育水平还相当低，2019年具有高中或中职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还不到8%,而日本、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一比例在2016年分别达到94%、86%、75%和66%(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21)。

(四)养殖业和种植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劳动生产率变动趋势和发展愿景

主要养殖业将逐渐被养殖大户和企业等新型主体替代，率先实现现代化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根据中国畜牧兽医统计数据，生猪规模大于50头养殖场的猪肉产量占全国的比例已从2010年的不到65%提高到2019年的近80%;同期，大于500头生猪养殖场的猪肉产量占比也从35%提高到53%(农业农村部，2021)。2018—2021年因受非洲猪瘟和生猪价格上涨的影响，生猪的规模化生产更出现超常规的发展。规模化的养鸡场和奶牛场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年出栏超过10万只和5万只的养鸡场生产的鸡肉，分别从2010年的22%和33%提高到2019年的50%和62%,年出栏超过1百万只的养鸡场生产的鸡肉也从2010年的不到9%提高到2019年的25%。拥有奶牛500头以上和200头以上的奶牛场生产的牛奶占全国生产比例也分别从2010年的20%和27%,提高到2019年的53%和61%;其中，超大规模的奶牛场(超过1000头)增长更快，其生产的牛奶占全国比例从2010年的11%提高到2019年42%。随着养殖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融合发展，未来生猪、家禽、牛羊肉与牛奶生产预计会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规模化和现代化，这必将显著提升养殖业的劳动生产率。虽然水产品生产的规模化和现代化进程较大程度受到自然环境的约束，但过去20多年也呈现向规模化生产的演变态势，预计未来其规模化和现代化进展也将加速。

中国国情决定了种植业不可能走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化道路，大农小农将长期并存。基于对未来全国人口、劳动力数量和农业就业占比的预测，如果到2050年农业就业占比能下降到4.3%,还将有3260万左右的农业劳动力，其中约90%(或2930万左右)从事种植业生产，即使到2050年能守住18亿亩的耕地红线，种植业的劳均耕地也只有61亩(见表3),部分规模化经营的大农将同众多的小农一起长期共存。在这样耕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共同富裕，需要新的发展思路。

中国的国情决定必须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的基础上，推进高值农业发展以实现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保障粮食安全不但要依靠提高农业生产力，而且也要有充足的耕地保障。但就是到了2035年(或2050年)仅仅依靠平均每劳动力只有24亩(或60亩左右)的耕地生产粮食，是不可能实现大幅度的农民增收和共同富裕的中国梦。粮食等大宗农产品是土地相对密集型的低价值农产品，蔬菜水果花卉等经济作物是劳动与资本相对密集型的高价值农产品，种植业生产必须通过大宗农产品和高值农产品的生产分工来大幅提升这两类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并为农民提供在当地可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机会，为大农和小农实现共同富裕创造更有利条件。

为此，本文提出种植业必须逐渐地向“二八格局”转变，即20%的大农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80%的小农生产高值农产品。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到2050年是否要形成“二八格局”或者形成其他比例的格局(例如“三七格局”或“一九格局”等)并不重要，这里强调的是未来种植业向“二八格局”方向转变的重要性。在种植业逐渐向“二八格局”转变情况下，大农通过扩大耕地经营规模来提高农业收入，主要生产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产品，保障粮食安全；小农在较小的耕地规模上通过更加密集的资本、劳动和技术生产更高价值的农产品，实现最大限度的增收。

基于上述展望的农业发展趋势，表4刻画了至2050年种植业趋向“二八格局”转型的理想愿景。这里也需要说明的是，未来30年是否出现如表中所示的具体数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未来发展方向与生产分工格局。假设到2050年种植业劳动力能够减少到3000万以下并达到“二八格局”的发展愿景(见表4),理想中的大农小农刻画如下：大农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有385亩(还不到26公顷),这在欧美国家只能算是中小规模农场；而小农的平均耕地经营规模只有74亩(接近5公顷)。大小农户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实现共同富裕；占农场总数80%的小农将使用73%的种植业劳动力(2150/2930)和44%的耕地，通过发展高值农业也将创造73%的农业增加值(或收入);占农场总数20%的大农将使用27%的劳动力(780/2930)和56%的耕地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也将创造27%的农业增加值(或收入)(见表4)。

(一)实现未来发展愿景的任务艰巨

首先，目前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非农部门的三分之一，实现农业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趋同的任务将极其艰巨。2020年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3.1倍，这差距到2035年和2050年要分别下降到2.2倍和1.3倍(见表2),这需要未来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显著地高于工业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值得一提的是2000—2020年的20年间，在农业劳动力大幅减少(见图2和3)和农业增加值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工农劳动生产率比率也仅从3.3下降到3.1(见表2)。

其次，目前农村居民收入仅为城镇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二，农村低收入群体还生活在贫困边缘，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任务将任重道远。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司(2021)的数据显示，2020年农村居民收入只有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39%(或近2/5)。换言之，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2.56倍，分省的收入比指标介于1.86(天津)和3.27(甘肃)之间。更为严重的是，农村低收入家庭(20%)人均收入仅有4681.5元(略高于当年国家贫困线，4000元/人),仅相当于城镇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15597.7元)的30%、是全国居民人均收入(32188.8元)的15.5%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43833.8元)的10.7%。在农村内部，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仅有高收入组(20%人口，38520.3元)的12.2%。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低收入家庭除“五保户”外，多为缺少非农就业机会和(或)从事粮食生产的小农户。

实现未来农村经济转型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不但任务艰巨，而且还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近期和中长期面临的挑战。

(二)近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首先，高值农业发展面临新挑战，农村经济转型在农业内部的转型速度近期出现减缓的局面。农民在发展高值农业上不但面临市场风险，现在还面临政策风险。2020年11月中央关于治理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的通知，是既要保障粮食安全也要确保其他农产品的稳定供给；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地提出“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花、油料、糖料、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但在实施过程中常常出现“一刀切”现象，把原来政府为促进农民增收与减贫而支持农民发展特色高效的高值农业的耕地恢复粮食生产，严重影响了各地农民增收和情绪。

其次，在世界经济复苏脆弱等新形势下，近期国内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加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速已出现减缓局面。基于国家统计局(2020)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速从2016年的1.5%下降到2018年的0.6%;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农民工总量(28560万)较2019年又减少了517万人，下降1.8%。从分行业看，2020年从事制造业、建筑业和住宿餐饮业的农民工占比分别为27.3%、18.3%和6.5%,较2019年分别下降0.4、0.1和0.4个百分点。2021年虽然国内经济出现恢复性的8.1%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但近期的俄乌冲突使世界经济复苏更加脆弱。在新形势下，国内经济增长下滑压力加大，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前景更加渺茫。

第三，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方面，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任务还相当艰巨。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实现全民共同富裕作为新的奋斗目标，2022年“一号文件”提出要促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但在许多地方(包括不少欠发达地区)因高值农业发展受到近期相关政策影响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增速出现下降的背景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促进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正面临严峻挑战。

(三)中长期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首先，未来在各行各业都在推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增加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和大幅减少农业劳动力将面临巨大挑战。基于本文前面的分析，从2020—2050年的30年内，农业劳动力还需减少1.45亿左右，年均减少数量几乎同过去几十年相当。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增长，工业和服务业为降低劳动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十四五”规划也提出促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未来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自动化的过程，全社会就业增长的压力将与日俱增。相比早期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和经济与新增就业保持高位增长的情况而言，未来30年要大规模地减少农业劳动力将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其次，近年来种植业适度规模化进程已经出现了减缓趋势，这种格局不但影响粮食安全保障，而且更难以形成未来理想的“二八格局”。过去10多年，虽然在种植业出现一些耕地经营规模较大的种田大户和其他新型主体，但并没有改变小农占据种植业生产主体地位的局面(见表5)。例如，从2011年以来全国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占比变化来看，小于10亩的农户占比一直保持在85%～86%,而2011—2020年耕地经营规模介于10～30亩的农户占比也几乎没有变化(见表4)。经营规模小的农户生产粮食难以支撑家庭足够收入，出去打工并兼种粮食的农户难免影响粮食单产提高。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在农产品价格出现较大波动和缺乏种粮收益保障的情况下，也难以避免出现耕地的非粮化现象。

第三，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必须大幅提升农民人力资本，但这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农村人才振兴事业。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21)数据，2019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只有1%,而这些高素质的农业从业人员主要是在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涉农企业工作，真正在村庄从事农业生产的少之又少；而只有初中及以下(初中、小学或文盲)学历的比例则高达92%,这与农业现代化对农民素质的要求相差甚远。例如，2016年德国、英国和美国农业就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就分别达到24%、26%和34%(黄季焜等，2022b)。通过提高农民教育水平提升农民人力资本将是未来任重道远且涉及政府和广大农民的一项重大人才振兴工程。

(一)发展思路

加快城镇化速度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为大量减少农业劳动力和实现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部门的趋同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农民与城镇居民平均收入的趋同；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本自给条件下，加快以高值农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经济转型；养殖业通过规模化与现代化提升劳动生产率并率先消除工农收入差距，种植业逐渐向大农和小农生产分工的“二八格局”转变，大农主要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并通过耕地规模扩大和种粮收益保障机制实现增收，小农主要发展高值农业并通过价值链延伸和政策支持实现增收，最终实现大农小农的共同富裕。

(二)战略重点

首先，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以实现农民与城镇居民共同富裕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发展战略。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持续不断地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和农村创造大量的非农就业机会，使有限的水土资源向不断减少的农业生产者集中，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消除城乡和工农间劳动收入差异的进程，使未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闲季节的非农工作持续提升收入，最终实现农民与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

其次，加快养殖业现代化进展和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的粮食安全保障与大农小农共同富裕的转型发展战略。通过规模化、智能化和生态化，大幅提高养殖业的劳动生产率，养殖业率先实现共同富裕和现代化。种植业通过土地制度和生产组织创新，并建立适合大农小农分工生产和向“二八格局”转型的政策支持体系。大农在夯实“藏粮于地”与“藏粮于技”战略和种粮收益保障体制机制下，通过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生产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确保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的增收；小农在国家稳定政策的支持下，提高土地、资本和技术的集约经营水平与延伸特色农产品的价值链来发展高值农业，实现收入的持续增长，最终实现小农与大农的共同富裕。

第三，加快农村经济转型和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农村人才振兴发展战略。重构农业高等教育体系，为未来培育大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就业和创业等高素质的、复合型的人才，满足农村经济转型过程中对从事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高效高值绿色的高值农业生产、现代化的畜牧与水产品生产、非农就业与创业等的人才需求；建立高素质农民培育制度，探索构建农民终身学习体系，提升小农和大农的生产、技术与经营管理等能力。

(三)政策保障

首先，加快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除个别特大城市外，进一步放开大中小城市的准入门槛，加快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村居民进城工作和定居的市民化；促进县域农村的城镇化发展，给予农村劳动力更多的创业和就业的发展机会和增收渠道，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民收入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次，构建大农小农共同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推进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型。建立专门支持大农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支持体系，通过创新土地制度促进家庭农场规模扩大和发展，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和农业信息化服务与应用，探索大户农业生产资料信贷支持体制机制，完善粮食生产和收入保险等种粮收益保障体系。建立专门支持小农发展高值农业的政策支持体系，创造稳定支持小农安心/专心发展高值农业的政策环境，发展设施农业的信贷业务，支持小农组建营销合作社，发展全产业链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通过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不断升级高值农业发展业态，通过区块链等技术促进地方特色品牌建设，帮助小农发展高值农产品的电商和延伸产品价值链实现更大幅度的增收。

第三，建立适应种植业向“二八格局”转变的制度保障体系。建议农业农村部种植业司、种子司和科技司以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机构主管和支持大户生产与营销，经管司和乡村振兴局等机构主管和支持小农高值农业发展；促进土地制度创新，提升土地流转平台功能，稳步推进大农和小农的生产分工；出台农业教育与农民教育培训的法律法规，探索支持大农和小农共同发展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体系，促进农村人才振兴。

【参考文献略】

黄季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