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中国：2001回顾与2002前瞻

张曙光

　　
　　（50人论坛·北京）过去的一年，在全球经济、特别是美、日和欧三大经济体同时陷入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却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全年GDP预计达到95800亿元，比上年增长7.3%。应当说，这一成绩是令人欣喜的。
　　更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在2001加入WTO，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中国足球也实现了冲出亚洲，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梦想。这些不仅促成和体现了全国上下的意见一致，而且也消除了一些重要的外部不确定性，为中国的未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看来，中国人去年的确是交了好运。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费物价的增长处于较低的水平，全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率保持在1%左右，生产物价逐月下降达一年有余，市场形势仍然是供大于求，通货紧缩的威胁尚未消除；下岗失业的人数虽然比上年有所减少，但下岗人员再就业率下降，失业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重大问题。
　　2001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增长拉动的。由于国际经济严重失速，国外需求减少，一方面，出口增速下降，大约在6%左右，净出口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负值；另一方面，促进了外资流入加快，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近20%，减弱了出口下降的影响。消费是需求中最大的一部分，虽然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增长明显快于农村居民，但增长一直比较平稳，保持在10%上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投资的增长是三大需求中最快的，超过了15%，因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最大，有可能达到60%左右。特别是国有投资的快速增长，既支撑了当前的经济增长，又由于政府集中配置资源的效率较差和挤出效应，成为阻碍经济进一步更快增长的重要因素。
　　在投资的增长中，住宅开发建设投资增长最快，全年平均保持在30%左右，且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快于施工面积和竣工面积的增长，特别是居民个人购房占住房销售的90%以上，表明住宅投资的快速增长是有市场基础的。此次房地产景气创1998年以来的最高点，与1992-1993年的房地产热有着根本的不同，一是当年房地产热与开发商获得大量银行融资有关，而此次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则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最终消费者获得银行消费信贷扶持所致；二是当年房地产泡沫与写字楼、楼堂馆所的无序膨胀有关，而这一次则是与居民对住宅的内在需求有关。这表明我国城镇居民形成了新一轮小康生活的追求，这一需求的启动有可望得到中期性维持，并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不过房地产的发展也存在着泡沫的因素，主要是房价上涨过快。以北京市为例，上半年房价上涨了11%，申奥成功后又上升了一大截，有些地段好的房价已经上涨到2万元一平方米。房地产泡沫的过快膨胀又会形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在消费需求的增长中，城市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起了重要作用。这与提高工资和三条社会保障线的政策密切相关。自1999提高公务员工资以后，今年又两次增加工资，计划明年还要继续增加工资；与此同时，国家提高了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和最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水平，并保证足额及时发放，中低收入阶层因此而增加的收入高达30%。这就稳定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预期，保证了城市居民消费倾向的稳定和增长。此外，假日经济和消费信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些政策并未惠及农村居民。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逐年下降，2000年只比上年增长了2%，去年增速虽然有所提高，达到4%，也只是一种恢复性增长，增幅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城市贫困阶层，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因而，收入差距扩大，2000年中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58。根据国际标准，已经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且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这是阻碍内需增长的重要因素。
　　自1998年中国经济出现衰退以来，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2000年出现了某些回升的迹象，但是由于基础不稳，举措有误，再加上外部环境恶化，形势发生逆转，去年又呈现下降和衰退之势。因而，对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政策的操作选择就需要认真反思，并做出相应的调整。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一方面表现为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扩张需求的政策又明显失效。为什么？关键在于，需求不足是由于受到供给的约束，政策失效是由于受到体制的限制，因此，不从供给方面和体制方面着手，单纯的政策操作和需求扩张是不会有多大效果的。
　　为了扩大内需，今年政府要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一政策已经连续实施四年，短期政策长期化了，不仅效应递减，而且负作用日益显现。但在外需不足内需不振的情况下，政府没有别的选择。然而，这一政策的操作可以而且需要做出重大调整。笔者在去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曾经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调整，即从发长期国债用于投资转向发短期国债用于税制转型；从中央一家发债转向中央和地方同时发债；增加企业债券，扩大债券市场。这些调整都是从供给和体制方面着眼的。
　　据悉，有关方面准备批准一部分城市发行基础建设债券，就是这种积极的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仍然相对滞后，北京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例证，一场不大的雪雨居然使全市交通瘫痪达10多个小时，下班的人们很多深夜才能回到家中。目前，很多城市都在计划和动手修建地铁，可见，这方面的需求是很大的。这一调整就可以满足很多城市这方面的发展需求，不仅可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而且会分散国家的债务风险，形成地方债券的运行机制，还有助于推进地方行政改革。
　　实现税制转型，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已经提及多年，目前，国家财政状好转，正是实施改革的良好时机，同时，把增发的国债用于弥补税制减少的收入，比用于扩大政府投资会取得更大的效果。这既是体制上的调整，也是从供给方面着手来扩张需求，因为通过税制的转型能够减轻企业税负，增大投资激励，比政府直接投资的效果要好得多。这样的需求扩张才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如果这一措施今年能够推出，将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极其有利的条件；如果这方面不能取得突破，今年的很多政策及其目标都将落空。看来是到了该下决心的时候了。
　　当然，还有一些重要的方面需要做出调整。如果说启动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那么，启动农村需求就是重中之重。然而，我们工作的重点似乎仍然放在城镇。不仅如此，启动农村需求的办法同样不能就政策论政策，就需求论需求。而应当着眼于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农民负担过重，既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抑制了农村消费的增长。现行的种种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包括费改税，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且会造成新的更大的混乱，到头来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更大。问题的症结在于，全国、省、地、县、乡等不同的地域范围，各有其不同的公共产品，不同的公共产品也有不同的提供方式和融资方式。这一区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重要的。它是政府财政和政府行为规范化的基础一环。我们目前的问题正在于这方面的混淆、颠倒和错位。比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计划生育等，是创造平等参与机会的重要条件和基本途径，这些都是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财政融资和提供，而我们却把担子推给了县长乡地方政府。目前，我国县乡财政的基本状况是，其支出的60%以上用于教育、卫生，而一半以上的县乡财政都是赤字。于是，各地的解决办法无非两条：一是拖欠教师工资，二是向农民摊派。可见，农民负担虽然是由下面造成的，但根子却在上面。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再加上县乡庞大的组织机构和臃肿的人员编制，农民负担是永远也减不下去的，减了还会长出来。因此，解决的办法是，由中央财政为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计划生育等公共产品融资。这不仅会施惠于农村，并通过减轻农民负担而剌激和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及其投资和消费支出，而且在增大这方面支出的同时，少上几个项目，还会促使整个财政体制真正向公共财政转变。据悉，这一信息已经传至决策层，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与此同时，如果能够与裁撤和精简县乡政府机构和人员结合进行，使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够真正落实到这些应当支持的方面，而不致被中间截留和分光吃净。这将会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有可能激发出与80年代初农村改革一样的巨大潜能。
　　当前，围绕着货币政策的松紧问题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降息。很多人主张降息，而央行明确表示没有降息的打算。从货币供应的形势来看，从前年下半年以来，M2的增长基本稳定，而M1和M0的增长则不断走低，特别是存款增长快于贷款增长，存贷差不断扩大。表明货币供应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松了，而是紧了，因而，需要增加货币供应，可以适当降息。然而，由于货币传导渠道的阻塞和全面的金融管制，使得简单的货币扩张难以发挥作用，由降息而增加的货币有可能再次流入股市，而不是流入实质经济。首先，由于货币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主要是信贷渠道，货币渠道的作用有限。然而，由于过度的金融管制，信贷渠道传导受阻。今年初国务院下达死命令，要求各商业银行把不良资产降低2-3个百分点，有的银行将此层层分解下达，再加上贷款权的上收和层层的风险审批，因此，贷款的收缩和存差的扩大就是必然的结果。其次，自从正式入世以来，外资银行进入和参股的消息接连不断，汇丰银行等已经参股上海银行，持有后者18%的股权，许多外资金融机构也加速了与国内银行合作的步伐，外资银行向居民提供外币服务已经放开，深圳和上海的外资银行已经开办人民币业务。然而，对国内的金融开放仍然丝毫未动。民营银行仍然不准进入，国内金融机构的兴办、裁撤、并购、重组，都得政府说了算，农村金融只剩下信用社一家，名为合作金融，实为官办金融，有些地方又在政府的操作下合并成农村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又差，又不向农户放款，近几年，银行和信用社只能提供农村贷款的25%，我们却将其作为农村金融的主渠道，而提供农村贷款70%的民间金融，仍然处于非法的地位。再加上利率管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及其作用的发挥，不能就政策论政策，而应以金融体制和金融结构的调整为前提，特别要加快发展货币市场。正因为如此，就利率政策而言，我们认为，与其降息，不如借此推进利率的市场化。
　　在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上，一些学者和官员存在着一些相当错误的看法。例如，有人对民间金融持不肖一顾的态度，将其贬之为“草根金融”，足见他们是什么心态。什么是金融，它是怎样产生的？简言之，信用一旦可以转让和交易，就产生了金融，它是人类合作秩序跨越亲血缘纽带的局限扩展的结果，而未经人工雕做自然生发的“草根金融”正是市场经济在人类发韧之初的当代翻版，既无卑溅之处，也无蛮荒之态。一些人满脑子的建构主义，认为一个社会经济形态要靠车钳铣刨锻铸打磨才能有效运行，不仅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而且也许连什么是金融都没有搞懂。如果说民间金融是“草根金融”，那么，由政府精心培育、百般呵护的国有金融，就其生存和竞争能力而言，岂不是“盆景金融”。一个经济社会的绿荫福祉全部托付给几个“盆景”，这是相当危险的。传统中国农村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承载过高风险的金融业，当年晋商票号在发展之初也可以说是“草根”，但它的银票可以广泛流通，西至圣彼得堡，东达神户，其信用之好，效率之高，并没有国家的庇护和照顾，今天烂帐成堆的国有金融系统怎能望其项背。
　　这里，笔者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最近，政府下令将几家民营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一家城市商业银行，笔者前去考察，主人请我题词，我特意题写了“保持民营金融本色，办成一流商业银行”。谁知，“民营”一词触犯了某些官员的神经，笔者回京后不久，主人连忙打电话给我，要我另题一联，删掉“民营”一词。我回答说，这是学者题词，不是官方文件，有何不可，难道学者题词还要官方批准不成？民营金融符合实际，且有效率，代表了一种方向，为什么要改？如果“民营”一词不准出现，那我只能撤销题词。改革开放20年后的今天，在一个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竟然发生如此怪事，实在令人哭笑不得。足见我们的很多官员，他们的身子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脑袋还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随着出口走低和日元贬值，汇率政策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去年年中，当出口出现下降时，有人就提出了使用汇率贬值的方法促进出口的问题，随着世界经济从严重失速走向衰退，而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还在升值。近来，日本政府为了挽救十年沉疴，一病不起的日本经济，不仅有意让日元贬值，近日已经贬至132.79日元兑1美元，而且放话施压，要人民币汇率升值。中国也针锋相对，对日元贬值提出警告。其实，日元贬值既救不了日本经济，也难以持续。日本经济的病根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在于日本经济的体制和结构。单就汇率政策而论，其本身就是双刃剑，贬值能促进出口，同时也会抑制进口。日本出口的比重并不算大，进口比重也不算小，贬值的利弊还很难说。就人民币汇率而论，目前是宜静而不宜动，但需要作长期考虑和安排。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全年已经突破2000亿美元，一方面超过正常所需规模，意味着资源闲置，另一方面也构成币值走强的一个因素和表征。目前的出口走低，主要是外部需求减少，贬值并不能使需求增加，只能从其他国家抢来一点生意，并会引起竞争性贬值，进而恶化整个外部环境；日元贬值的危险也在这里。人民币汇率稳定，可借日元贬值之机，一方面加快偿还日元外债，另一方面，可以在国际外汇市场进行操作，吃进部分日元，以待升值时抛出。不仅如此，人民币处于强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也有好处，有利于人民币逐渐成为区域货币，并进而走向世界，最近中国提出了与东盟以及与港澳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中国经济走强和人民币坚挺，对于促进和加速这一设想的实现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过去的一年，既是我国股市非常热闹的一年，也是股市波动和震荡比较剧烈的一年。一方面，股市大辩论席卷全国，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有关部门围绕着立法权的争夺不断，从企业会计规则到国有股减持方案；监管规则不断出台，监管力度也有所加强，从退市机制的建立到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与此同时，违规则事件也大量发生，频频曝光，从黑庄操纵到会计师造假；等等。另一方面，以上证指数为例，年初以2077点开盘，上半年可以说是在波动中不断攀升，到6月14日达到2245点的历史高位。此后一路下滑，10月22日，下降到1520.67点，下降30%左右，年终报收于1645.97点，跌幅达20.6%。股市暴跌直接导源于国有股减持政策的出台，减持价格不合理，市场反应强烈，但更深层的根源却在于上市公司质量差，股权结构不合理，国有股一股独大，握有控制权而不能流通，流通股取利而无控制权，再加上上市公司造假成风，对股民的信心造成巨大打击，发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
　　需要指出的是，原有的国有股减持方案有问题，但减持的方向是对的，应当坚持。因为，减持国有股是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途径。有关减持价格的争论虽然激烈，按照市场价和按照每股净资产定价的差距较大，但争论双方都有某些道理，解决的原则也比较清楚，即只要市场接受就行。按照中国中庸之道的传统，也许取二者的某个中间值能为双方接受。不过减持方式也许比减持价格更重要。如果说，减持价格关系到减持方案能否实施，那么，减持方式则关系到减持目标能否达到。据说，证监会征集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多达数千件，足见大家对此之关注程度相当高。最高当局也在催促新减持方案的出台和实施，以便尽快解决社会保障的燃眉之急。国有股减持事关根本制度变革，不仅要包括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也要包括非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减持的国有股不仅要用于解决社保资金的不足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国有股的退出问题和企业产权结构问题以及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问题，因此，必须与建立经理股票期权制度和职工持股计划结合进行，方能奏效。
　　过去的一年，证券市场出台的改革举措和加强监管的规定，也许是名列前茅，但落实得如何，恐怕差距不小。比如下市机制，既已出台，就应坚决实施，但两市各有一个公司下市，此后不了了之。其实该下市企业还不少。再如，股民状告造假欺诈企业，为什么不予受理；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援引，为什么不能通过审理创设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中都有惩治欺诈条款，为什么不能援引？为什么公诉人可以提起诉讼，并予以裁决，如宏光事件，而股民就没有同等权利？其实，所谓无法可依只是一个托词，真正的原因在于，背后都有既得利益使然。我们的法治建设由此可见一斑。
　　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对于中国，我国正式加入WTO是去年最重大的事件。这也许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政绩之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贸易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和交流更为密切，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也离不开世界。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界和理论界，都认为入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然而，机遇固然是好事，关键是能否抓住，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挑战却必须面对，无视和逃避的结局都可想而知。从入世二、三个月来的情况看，我们是既有比较恰当的应对，也有不少失策。前者如，从今年开始，政府进一步调减关税税率，在7316个关税税号中，调减的有5332个，调减幅度达3个百分点左右；政府及各个部门都在按照入世承诺，清理公布有关法律政策文件；有关部门依据WTO的规则，建立了反倾销司局等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机构；一些部门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开放的时间表和相应的步骤；政府也出台了一些预防对国内经济造成冲击的具体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预计到入世后可能对农业的不利影响，政府在世贸规则的范围内，制定了相应的支持和保护措施。很多企业也在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应对方略，如，实行产业和金融的联合，向跨国经营方向发展等。后者如，在对外和对内开放方面，我们仍然颠倒了其中的关系，不仅没有做到对外开放先对内开放，反而是对外大步开放，对内则有加强政府管制和国家垄断之势，特别是在传统垄断部门，颇有点“宁予友邦，不予家奴”的味道。这样做的结果，有可能使我们丧失加入WTO所带来的大好机遇。几年以后，我们将会自食其果。在金融、保险、电信、传媒等领域，我们都公布了对外开放的时间表，外资进入的速度明显加快，但是，至今仍然不准民营资本进入，企图依靠现有的几家国有垄断公司来与外资竞争，就像前述银行业的情况。这是最危险的。国有垄断公司规模虽大，但竞争力却很差，且在现有体制下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指望通过让民间资本参股国有企业（如国有银行）来改善其经营，不仅是一厢情愿，而且在国有控股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解决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现在还不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部门，不让民间资本借助资本市场而发展壮大，到头来，国有企业在竞争中败北，民营企业又没有发展的空间，其结局可想而知。如果在对外开放以前先对内开放，让外资进入以前先让内资进入，一方面，在民营经济的竞争压力下，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时也给予民营经济一个成长的时机和空间，一旦对外完全开放，究竟鹿死谁手，还有一拚，至少在一些领域内我们会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搞得好一些，就有可能做到利大于弊。
　　我们已经在喜忧参半中进入2002年。对已有成绩的宣扬目的在于鼓舞士气，决不能盲目乐观，对现有缺陷和失误的揭示和批评，有利于我们冷静地面对现实，迎接更大的挑战。
　　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民间组织，无论是政府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观点，对于新一年世界经济的预测都普遍低于去年，即使是其中的乐观派，也很少有看好今年的，主要是在复苏的时间上稍微看早一些。根据IMF最近的预测，去年和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全世界分别为4.7%和2.4%，美国为1.0%和0.7%；欧洲为1.7%和1.3%，日本为-1.4%和-1.0%。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体制、结构、规模和发展阶段的不同，中国的经济波动与世界的经济周期并不完全重合，也与小国经济有别。80年代，当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中国经济却出现了高速的增长，而当90年代世界经济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出现繁荣，中国经济却从1993年开始进入了下降的周期，就是去年的情况也是如此。这在其他方面（如股市波动、资本流动等）也表现出来。中国是个大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很大的活动余地，加之，开放程度相对而言比自己过去为大，相对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为小，无论是贸易，还是资本流动，都与小国经济不同。对此，我们应当有所认识。
　　在外部需求不会有什么改善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的贸易也不可过分悲观。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前年出口的高增长也是去年增速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而去年的低增长则使今年的增长压力相对减小；二是尽管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复苏难以预料，但俄罗斯、东欧、印度今年的增长不慢，明年的情况也不错，开拓这方面的市场仍有较大潜力；三是我国的进口产品结构和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受到的影响较小；四是今年起大幅度降低关税，进口的增长势头恐难抑制。据报导，近日有1000多辆进口汽车等待报关，有的海关的报关量成数倍以至十倍的增长。因此，今年的出口增长有可能保持去年的水平，甚至有所好转，但由于进口增长较快，净出口将会明显减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会好转。当然，由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相对不错，外资的流入还会继续，但恐难以抵消净出口减少的影响，国际收支有可能明显减少。
　　在外部经济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增长完全取决于国内经济的需求和供给状况，这才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我们对今年工作的困难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准备，但并未完全找到和抓住其中的关键和要害，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仍有很多矛盾之处，主要是还在就需求论需求，就政策谈政策，而忽视了体制的约束和供给的限制。比如，从财政和投资方面来看，今年的安排仍然在于集中财力，而且是中央集中财力，扩大财政投资；税制转型恐难推出，税收增收也不会减少。因为，去年财政增收增长近20%，有关部门仍然认为情况正常，工作有效，没有产生挤出效应，那么，为什么民间投资启而不动？看来，政府仍想主要依靠财政投资来支撑今年的经济增长，但事实上很难保持去年投资的增长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民间投资还不能真正启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势必减弱，通货紧缩的形势也难以根本改善。
　　从国内消费来看，有可能继续保持一个平稳的增长。因为，今年仍将继续增加工资和进一步完善和落实三条保障线的政策。发展消费信贷是促进消费增长的重要一环，近两年这方面的增长很快，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也不小。不仅有相关政策的不配套，而且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例如助学贷款，目前的发放率约为申请人数的1/3左右。据说是银行担心学生的信用差。为什么不能把发放助学贷款与建立学生的个人信用记录结合起来呢。这是一举数得的好事情。如果消费信贷能够有一个大的发展，对于活跃消费将会起到一定作用。最近，不断传出进一步松动户籍制度的信息，这不仅对于启动农村消费是一件利好的消息，而且对于长期发展也会有重大的作用。从浙江省的发展经验来看，“九五”时期，全国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的增长大大低城镇，而浙江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不仅大大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且超过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其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化的进展较快。不过，有些问题仍然值得研究，虽然在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少取”的方针，着意于减轻农民负担，但把“费改税”作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法宝，则是看走了眼。农民负担重的根源在于现行制度安排混淆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不同层级的公共产品以及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和融资，而费改税则在进一步混淆利润和税收、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因而，它的出台就预示着搁浅和失败的命运。
　　今年的金融形势不容乐观，问题在于金融改革严重滞后，金融业的国家垄断和政府的全面管制，以及企业的软约束和政府的隐含担保，阻抑了信用基础形成和发展，巨大的不良资产和隐形债务潜藏着很大的金融风险。更为麻烦的是我们至今对此并未完全认识和自觉，并且力图通过集中和管制来解决问题。虽然去年下半年股市下跌挤掉了一些泡沫，但由于本身基础的脆弱，过多的干预，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下，今年的股市会平稳地向前发展，不大可能出现去年上半年的牛市。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很大。据悉，党的十六大实现平稳过渡和有序交接的格局已定，这是一件大好事，有利于整个形势的稳定。当然由于种种原因，也不会有重大改革措施出台。总之，今年将是比较平稳，也相对平庸的一年。今年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既不会比去年好，也不会比去年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