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8月15日上观新闻。
在精准的疫情防控、科学的稳增长政策作用下,上海经济近来正在加速反弹。总结前一阶段的成功经验,展望下一阶段经济复苏的前景,需要深刻把握和充分发挥好三个方面优势。
第一,以汽车和电子信息为首的支柱行业回升持续加速。
物流链的恢复、“芯片荒”的解决以及各类消费政策的出台,不仅决定了上海汽车和电子生产在复工复产后快速趋于常态,也决定了下半年这两个支柱行业将持续快速增长。
上半年,集成电路产业产值增长13.3%,人工智能产业产值增长14.7%,新能源汽车产销两旺,产值同比增长57.2%;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锂离子电池、集成电路圆片等工业新产品同比分别增长1.2倍、67.0%、25.7%、14.3%,上海口岸汽车出口同比增长36.7%。
下半年,上海经济持续上扬的基础有三:一是类似四五月间的供应链断裂现象不会重演;二是欧美价格水平的高企将让上海相关成本优势进一步显现,特别是新能源汽车市场将在石油价格高企的作用下进一步增长;三是随着购置税减免、商用汽车贷款优惠、汽车直补以及限购指标放松等政策到位,上海汽车将迎来产销两旺的局面。
不过,我们也需要重点关注欧美国家是否会针对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出口政策进行反制。
第二,房地产很可能率先走出低迷状态。
从目前的各类参数来看,上海房地产反转的基础比其他地方更扎实。上海新建商品住宅在6月同比上涨3.4%,两轮土地拍卖都全部溢价中标,不存在流拍、烂尾、断供等问题。预计房地产市场开发销售下半年将逐步常态化,并将产生强劲的带动力。同时,也需要关注本市房地产企业短期流动性可持续问题。
第三,经济复苏的财政支撑相对坚实。
1月至6月,上海公共财政收入下降了19.8%(同口径为12.9%),但财政收入仅低于财政支出18亿元。下半年,随着汽车、房地产等行业的复苏,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和政府基金收入有望快速回升。相比其他陷入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地区而言,上海经济复苏的财政支撑力量将大幅度增强。
在充分认识和把握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高度关注和防范以下五方面风险:
一、疫情依然存在反复的可能,并对经济复苏带来冲击。
经验表明,疫情的反复对于社会心理和经济秩序的冲击,要远远大于一次性疫情的冲击。加之一些地区在防疫政策上存在特殊对待和差别“待遇”问题,会进一步影响上海各行各业人员在全国范围的业务开展。
有鉴于此,不仅要加大精准防控的力度,还要从多次疫情冲击的角度来进行防疫纾困与经济复苏的布局,防止政策的简单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针对其他区域在相关政策方面的说明和沟通,为人员、物资的顺畅流动创造便利。
二、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做好应对全球金融动荡冲击的准备。
上半年,上海金融业的稳定增长是全市稳定的亮点:全市金融业增加值4125.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6.1%,在全市GDP占比超过20%。
与此同时,全市金融市场成交额1362.46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8%。其中,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银行间市场成交额分别增长18.7%、22.6%。
这种状况在下半年可能面临新的冲击:一是国内金融形势变化;二是欧美货币政策的快速逆转,导致中美利差发生变异和资金逆转;三是全球新兴经济体和南欧国家可能出现债务危机,导致市场情绪发生变异;四是大国博弈存在激化的可能,导致中概股、贸易谈判以及区域安全稳定诱发金融市场波动。
三、做好应对房地产头部企业现金流问题及连锁效应的准备。
上半年,上海房地产企业虽然没有出现烂尾和断供的极端现象,但个别企业的高负债率和融资成本决定了其在票据、债券和信贷市场具有较高风险。如果相关债务重组出现问题,可能引发区域性流动性震荡。密切关注区域内各类房地产企业在经营模式和债务结构上存在的问题,对于房地产市场复苏十分重要。
同时,还必须关注房地产市场复苏的不均衡问题,以及不同区域复苏的冷热不均等问题。
四、注意避免疫情纾困政策简单延续,导致难以满足全面复苏新阶段的要求。
其一,消费修复一般按照“易耗—耐用—服务消费品”的顺序依次恢复,必须有一个动态加码的增量政策设计,否则帮扶的效果将递减。
其二,不同类型企业主体受疫情期间影响面临的问题有很多差异,如连锁企业与单独品牌企业、大型餐饮与小型餐饮、中餐与西餐等。这需要委托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深入调研与政策设计。
其三,现有政策对于继续经营的企业有很多扶持,但对于重新开张和新注册的企业帮扶相对不足。特别是,对于全市就业十分重要的中小型体验式服务业扶持力度还不够,建议积极探索开业补贴等方式。
其四,服务业“中间低迷”现象值得关注,即奢侈品市场销售率和日常刚性消费先复苏,而中间档次服务消费滞后。相关消费复苏政策必须具有精确性,根据复苏进程出台精准的增量政策,起到精准复苏与预期引领的作用。
五、注意避免和积极应对就业矛盾。
今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一共22.7万人,较去年增加2万人,增量为5年来最多。从目前的毕业去向落实率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较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全国16岁至24岁年轻人失业率已经超过10%。持续累积难免会产生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更为体系化的政策,如设计大学生就业基金、推出适合大学生的以工代赈项目,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