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2022-08-16 18:54 发表于北京

杨虎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

摘要：新发展格局战略导向的确立，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上，经济循环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实物补偿和价值补偿；具体到不同国家，在利用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组合侧重上也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历史路径；在全球价值链缩短，数字技术重塑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的当下，适应制度-技术的发展趋势，结合“十四五”规划与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目标，合理调整内、外循环的侧重，是面向中高收入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抉择。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内、外循环的侧重变化，与发展目标、产业基础和相对禀赋结构密切相关，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两个补偿主要通过“内”还是“外”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在促进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要用好、用活市场资源，打造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尤其是抓住数字经济这一关键点，抓产业、抓创新，促进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两个补偿；数字经济；资本循环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指导方针和主要目标，同时明确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遵循原则之一。从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到目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发展战略方向的变化，有其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而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路径与具体政策，也需要建立在对这三重逻辑把握的基础上。

一、经济循环的理论逻辑

经济循环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从魁奈的经济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矩阵和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一直试图通过适当的范畴和视角，把握复杂经济体系如何持续，及其持续过程中的关键影响因素和相互依赖关系等问题，从而更好地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在众多关于经济循环的理论中，马克思从个别资本的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循环的微观和宏观规律。从微观即个别资本角度看，产业资本在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中，资本形态会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之间变换，其顺利实现的条件是空间并存、时间继起，资本循环不仅“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而且“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而要达到空间并存、时间继起，则意味着资本形态转换的每一个环节都能顺利地实现卖和买。从宏观即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过程看，循环持续进行的关键在于“两个补偿”的顺利实现：一方面，所有资本能够实现实物补偿，即全部商品在使用价值方面达到供求平衡；另一方面，所有资本能够实现价值补偿。两个补偿的核心问题在于两大部类内部和两大部类之间能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这两种循环运动的差别：第一，社会资本的运动是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的总和，即由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只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第二，与单个资本循环不考察生活消费不同的是，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必须同时考察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第三，单个资本运动同样具有社会性，折射出社会生产普遍联系的特征，因为“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循环规律的论述并没有涉及国际贸易，仅只是讨论了产业资本。在资本论的逻辑体系中，从最简单的基本形式出发，逐步放大分析范围到更复杂和更接近现实的形式，是马克思独特的分析方法。这并不影响对规律本质的揭示，也不影响理论一般性的指导意义，反而能更好地考察资本运动的本质规定和历史变化。但这同时意味着，对马克思所处时代尚未出现的经济现象，不能照搬照抄马克思的原有论述。与《资本论》论述不同的是：第一，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货物和服务均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资本不同形态的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在来源和运动过程中均有可能涉及他国，如一国同时兼有 FDI和 OFDI，商业资本来源于国内产品和国外产品的剩余价值；第二，在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下，一国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补偿”不仅必然与其他国家产生关联，而且两个补偿所对应的市场完全可以不重叠，如原材料、设备的物质补偿是一个国家，但制成品或服务的销售是另一个国家。从社会总产品这一考察社会资本运动的出发点看，在现代分工与贸易秩序下，一国的社会总产品往往同时包含了国内和国外的双重运动轨迹，其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往往是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综合结果。

现代经济活动中资本运动的这种变化，造成了判断内循环、外循环差别乃至利弊的困难。在斯密、李嘉图等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中，区分国外循环、国内循环是不必要且无意义的；但在李斯特等的国家经济学中，两个补偿过程中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差别，却对一国经济利益乃至经济安全有着巨大的影响。剩余价值的创造和实现过程可以同时兼具国内外两个市场，但剩余价值的分配却不可避免地涉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主体。同样是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实现两个补偿，但出口原材料进口制成品和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材料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效果；掌握知识产权与核心技术的分包者和利用劳动力、自然资源的承包方，在利益分配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从单个产业资本运动，以及社会总资本运动所必需的条件看，马克思的“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与“两个补偿”的判断仍然成立，但具体到不同国家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组合与侧重，则涉及国家在长期和短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以及对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正是由于存在国家利益的差别，经济循环过程中内与外的组合和侧重，就绝不仅仅是市场“无形之手”作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体现了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意图。在跨国界的经济循环过程中，对生产活动的掌控总是决定性的，因为“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 。自工业革命以来，通过具有报酬递增、技术外溢效应强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一直是所有成功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无论是水力机械和蒸汽时代的英国，还是电气化和摩托化时代的美国，乃至“雁阵”模式中的东亚诸国和地区，抓住所处时代的先进产业活动，始终是这些国家成功攀升的扶梯与增长的引擎。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获取生产活动收益的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国可以不需要通过有形的设备投入捕获产业利益，但可以通过金融资本、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控制产业活动的布局和利益分配。这对后发国家在更为复杂和紧密的国际经济活动中把握国内循环与国外循环的侧重以及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形成了更为严峻的挑战。从经济循环的内在要求出发，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总资本运动都难以完全通过本国市场来完成两个补偿，但在借助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补偿时，能否借此不断强化国内市场在两个补偿中的能力，能否在国内外两个市场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提升国内市场规模，如收入水平提高和国内产业链拓展，则成为判断循环绩效的重要依据。

尽管同样需要通过先进的产业体系来实现经济发展，需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及其在“两个补偿”的目的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经济循环的动力和目的服从于资本逻辑，无论这种循环是以满足内需为主还是以满足外需为主，无论这种循环是产业资本的循环还是虚拟资本的空转，无论这种循环是创造国外就业还是国内就业，对资本而言都没有本质差异，只要能缓解资本积累的矛盾，满足资本增殖的诉求，循环就达到了其目的。与之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不是以资本为中心，而是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以少数人的利润为目的，而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对使用价值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循环的根本动力和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经济循环的落脚点也是完全不同的。”资本支配从而以利润导向的经济循环和社会支配从而以人民需要导向的经济循环，虽然同样都要服从于经济循环的基本规律，但在“两个补偿”的目的上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循环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不仅要能够获得自主性，摆脱依附性，而且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承担应有的责任；在可变资本的补偿上，则以扩大可支配收入，满足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出发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可变资本的补偿不能使劳动者承担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应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导向。

二、历史逻辑：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对变化

虽然经济循环有其内在的普遍规律，但具体到不同起点、不同禀赋和不同规模的国家，经济循环中的内外侧重组合的政策选择和发展历程也必然存在差异，由此也形成了不同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不同历史路径。历史地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加入 WTO，从国际大循环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组合与侧重变化，不仅受特定时期的国际国内约束条件影响，而且与不同时期的发展目标密切相关。

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我国的社会总资本运动基本上是以内循环为主体，外循环为辅助。国际国内双循环的相对规模，即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之比在1955年至 1978年间平均值仅为 7.65%。从具体表现上看，在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起步时期，资本、设备和技术主要通过外部市场获得，即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然后通过货物贸易的方式进行偿还。但无论其初期来源如何，一旦投入形成产能之后，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的价值实现和实物补偿则主要依赖于国内市场。“156项”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造纸、航空、电子、航天、船舶等 14个行业。除医药、造纸业属于轻工业外，其余的 12个行业均属于重工业。“一五”时期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中，制造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占 88.8%，制造消费资料工业的投资占比 11.2%。实际投资中重工业与轻工业投资比例为 6.5∶1，重工业与轻工业加农业之和的投资比例为 2.9∶1，是典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模式的反映。从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过程看，这一时期内循环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为在两大部类不变资本的两个补偿上，工业体系内重化工、国防工业和轻工业之间存在互为需求，易于实现第一部类的内部交换以及对第二部类不变资本的补偿。第二部类整体占比较少，但需要满足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可变资本的补偿，在低成本工业化导向下，通过控制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工农业“剪刀差”、城乡差别和户籍制度、实物分配和计划工资等方式，这种补偿也可以得以实现。

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不仅受当时的国际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影响，也是由发展目标所决定的。从发展目标看，从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首先要获得国家的自主性，而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完善的国防和重化工体系。从国际条件看，在冷战格局下，外循环只能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从国内条件看，作为一个农业国，当时中国的资本形成水平极低，要保障最大程度地支持重化工和国防体系建设，不仅需要在初期引入必要的投资，而且要保障工业化的低成本。这就要求不仅是内循环，而且是计划控制下的内循环，从而满足短期内建立自主的重化工体系，实现工业体系“从无到有”的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以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也没有摒弃和隔绝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源。毛泽东主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新中国成立之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限制了中国发展，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等形式对新中国实行了禁运等一系列政策，对中国进行长期、全面的经济封锁，企图从经济上扼杀新中国政权。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新中国仍然在以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贸易关系为基础的同时，努力和新兴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以获得中国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设备和技术等重要资源。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都反复强调了外部市场、外部资源的重要性，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治政策是不可能的。”周恩来总理也提出：“我们要多想办法采取积极措施努力发展对外贸易，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中国经济技术落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同世界各国发展和扩大经济技术文化的交流。”1949年 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各国政府与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的原则，并以此形成了国家统制的对外贸易政策，全国的对外贸易活动置于国家统一的领导和管理之下。尽管就绝对比例看循环比例并不高，但单独就增长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50年我国货物进出口额仅为 11.3亿美元，其中，进口 5.8亿美元，出口 5.5亿美元，但到 1956年，中国的出口额已上升到 16.5亿美元，进口额则上升到 45.6亿美元。这一时期，中国积极利用有限的外部资源，通过出口原材料和初级品换取外汇，进口技术和机器设备，积极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在通过近 30年的内循环导向下的计划经济完成基本的工业化架构之后，随之而来的新的社会总资本运动的障碍和循环条件发生了变化。从内部而言，尽管实现了工业化的从无到有，但工业化尚处于初级阶段，产业体系的深度与广度都亟待拓展。长期维系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工农业“剪刀差”也不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低效的农业不仅需要高效的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需要工业吸纳潜在农业中的隐形失业人口。从外部而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秩序的主要议题。但从要素结构上看，1980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高达 22.4%；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仅为 1.8%，研发投入仅为 0.5%。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但资本和技术非常短缺。在此背景下，依托原有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为辅的经济循环体系已经很难达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赶超目标，不仅需要通过改革理顺经济主体关系，激发经济主体活力，也需要通过外部市场获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改革开放之后，在“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战略判断的基础上，对外开放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侧重也发生了变化。从改革开放到 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通过增量改革，释放农村农业潜在活力，培养市场主体；在存量改革部分则通过承包制、租赁制和股份制等多种方式渐进实现原有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市场化转型。在开放方面，则依次开辟“经济特区 —沿海开放城市 —沿海经济开放区 —内地”四个空间层次。在改革和开放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经济循环中的外循环占比迅速提升，但内循环仍占相当比例。总体上，20世纪 9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是乡镇企业快速发展。1978—1988年，乡镇企业数量增长了 12倍，生产总值增长了将近 14倍，占 GDP比重从 14%上升到将近 50%，其产能主要集中于轻工业尤其是低端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而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1991年为 21.34%，占 GDP比重不足 8%。从外贸依存度看，1980年中国为 12.5%，1985年为 22.9%，1990年为 29.8%，远低于 1990年世界平均水平38.63%。从全国范围看，当时经济循环中存在典型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获得了通过低成本劳动力承接国际分工，融入国际贸易秩序的机遇，在两个补偿上较为顺利；另一方面，大量传统国企则面临着设备陈旧落后，技改资金不足的问题，无法实现设备和技术升级，两个补偿的实现较为困难。在此背景下，国际大循环战略被提出。这一战略提出的初衷旨在通过沿海和乡镇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并获得外汇，然后通过外汇购买国企所需的技术设备，通过技改升级，再由第一部类的国有企业支持沿海地区和乡镇企业的不变资本更新，继续推动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创汇，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国际大循环战略提出之后，中国经济循环中的外循环比重迅速上升。截至 2001年加入WTO之前，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 39.6%，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在 2000年达到 49.91%。即使如此，从当时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各国外贸依存度均在快速提高的背景看，当时的中国仍未达到以外需为主和以外循环为主的水平，除 1994年我国由于汇率大幅度贬值使外贸依存度短暂地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外，一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末期，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 2001年中国加入 WTO之后，中国外循环比例开始加速上升，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 65.2%的峰值，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在 2005年达到 58.48%。中国迅速以加工贸易成为连接发达经济体与亚非拉欠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主要中间节点或枢纽点，形成了全球“双环流”体系。相关测算表明，1978年至 2001年，中国双循环的相对规模，即国际交易与国内交易之比，由 1955年至 1978年间平均 7.65%的水平上升到 26.72%，而 2004年至 2008年间该比重一直保持在 60%以上，国际大循环的基本格局已然形成。不可否认，国际大循环对实现中国工业体系“从小到大”起到了极为显著的效果，产业规模增长和产业多样性发展齐头并进。就赶超意义而言，国际大循环提供的大市场与中国这一时期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从小到大”这一目标是相适应的。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开始转向慢球化(slow-balisation）阶段。1980—2008年，世界出口占世界 GDP的比例从 39.5%上升为 61.1%，2008年之后则持续下降，2017年占比为 53.5%。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均步入下降通道。在全球价值链缩短和保护主义兴起的大背景下，国际大循环不仅失去了外部的需求拉动条件，而且在关键技术、先进设备的供给上也面临着价值链链主不同形式和强度的挤压与封锁；而伴随着中国贸易占比的不断上升，国际市场的扩张空间对中国已经很有限。从内部条件看，2010年之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出现负增长，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融入国际大循环的增长方式不仅已难以持续，而且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目标冲突。研究表明，2008年之前，无论是城镇职工工资指数还是农民工工资指数均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指数，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如果工资增速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必然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诱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停滞。这种内外部条件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低成本出口导向型的国际大循环已经难以继续支持中国经济发展，增长动力的切换势在必行。

三、面向中高收入阶段的新发展格局：现实逻辑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同时，也明确提出 2025年前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历史地看，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内循环、外循环的侧重变化，与发展目标、产业基础和相对禀赋结构密切相关，两个补偿主要通过“内”还是“外”进行，关键在于能否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能否在促进生产力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国民实际收入水平。在“从无到有”和“从小到大”的过程中，资本短缺和劳动力充裕的禀赋结构决定了两个补偿的着力点优先放在不变资本的补偿上，可变资本的补偿中更多地考虑的是作为成本的劳动力因素，而相对忽视了劳动者作为消费需求主体和发展主体的地位。随着产业体系的完善和经济技术实力的提升，在实现由大变强的过程中，满足美好生活需求和创造劳动者自由发展的条件，成为中国迈向中高收入阶段中“两个补偿”的重中之重。

从国内外条件的变化看，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存在可能性，而且是必要的。从可能性上看，自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外资外贸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不断降低，与此同时，内需的重要性在不断提升。从最终消费支出看，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由 1978年的 38.3%提升至 2019年的 58.6%；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的比重已经从 2010年的 48.9%提升到 2019年的 55.7%，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看，“十三五”期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长，如表 1所示。最终消费支出的增长与实际工资的提升密不可分，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城镇职工工资指数和农民工工资指数明显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劳动收入份额随之提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摘要 2021》，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1年版。

从外贸依存度看，2008年之后，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明显下降，从 2008年的 57.61%下降到 2019年的 35.68%，而外贸依存度的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对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需求内部化。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持续下降，由 2005年的 58.48%降低到 2010年的 53.81%，2015年降低到 46.41%，2018年降低到 42.57%，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的百分比也从 2010年的 4%降低到 2019年的 1.3%。

这些变化充分表明，在经历了“从无到有”和“从小到大”两个阶段之后，产业门类多样性和庞大的产业规模可以为产业间需求提供持续的来源；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1万美元之后，中国的 14亿人口已经不仅仅是劳动者数量的表征，也是强大的消费需求保障。从产业间需求看，麦肯锡研究院一份研究显示：2011年之后，全球几乎所有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贸易强度都明显下降，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国内供应链的不断拓展，使许多中间投入品可以在中国本土生产，这使得中国大幅减少了对中间产品的进口。从消费需求看，伴随着中国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国内消费需求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世界银行数据表明，按 2010年不变美元计算，中国人均GDP在2018年达到9 688美元，2019年达到10 228美元，2020年达到10 431美元，保持了持续、稳定的上升态势。按照“十四五”规划目标，中国将在“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 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由于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其内蕴的消费潜力十分可观。

从必要性上看，就制度环境的发展趋势而言，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慢球化”仍将延续。当前，反全球化、逆全球化不仅成为发达国家的主流，而且开始蔓延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等全球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将是中国未来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面临的外部环境。2021年1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会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在外部需求不再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占世界经济比重的逐年上升意味着外部市场的可拓展空间已经相对有限。与此同时，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金融危机之后为稳定国内就业、缓和社会矛盾而倡导的“再工业化”“制造业复兴”等计划，正在与抢占新技术革命技术制高点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布局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强化了产业尤其是高端产业从发展中国家回流的态势，这都对国际大循环期间形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形成了挤压。单纯从技术的变化趋势看，随着与工业 4.0相关的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需求日渐减少，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优势已经不再明显，而诸如 3D打印技术的发展又降低了远距离贸易制成品的需要，这些因素也进一步在技术上形成了缩短供应链的压力。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随着服务业制造化和制造业服务化的深入发展，服务贸易替代制造业成为发展“新引擎”的论调开始兴起。如鲍德温就认为，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服务贸易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由于服务业的发展方式，其所依赖的成功要素不同于制造业，这种转变“很可能会使中国正在走的传统制造业发展道路不再有效，而使印度正在走的服务型发展道路成为新的选择”。众所周知，在中国之前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实施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制造业融入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而在经典发展经济学中，制造业之所以成为发展中国家“跃升”的不二选择，主要在于制造业具有三个典型特征：相对服务业更容易发生技术转移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得到技术溢出的红利；可吸纳大量非熟练劳动力从而可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转移；可贸易性高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积累不足、国内市场规模有限的前提下可以获得需求规模的拉动效应。但在信息通信技术革命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前两个特点正在消失，在全球生产网络下，生产的模块化越来越细化，专利与知识产权要求越来越严格，这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难以获得技术溢出；而自动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趋于下降。相较之下，现代服务业不仅可贸易程度得到极大提高，而且就业吸纳能力明显超过制造业，这是服务业新引擎呼声日益强烈的主要原因。

服务业能否使中国继续发展国际大循环呢？答案是否定的。尽管服务业在哥斯达黎加、菲律宾以及毛里求斯、牙买加等国近年来取得了不俗的发展，但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型经济体而言，服务业无法替代制造业成为增长引擎。第一，从全球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量对比来看，服务贸易尽管增速很快，但占比一直远低于商品贸易，高收入国家不仅仍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大部分，且仍是制成品主要出口国；第二，从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业贸易看，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规模上长期只有货物贸易的 13%—15%，二者规模不可同日而语（如图 1所示）。

图 1 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对比（月度数据，2015.1—2021.11）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网站。

服务贸易不仅在规模上不能与商品贸易相比，而且从结构上看，也不足以支撑“外循环”。长期以来，中国商品贸易一直处于顺差，但服务贸易一直处于逆差，只有在少数以制造为基础的服务贸易领域长期保持了顺差，如加工服务、运输服务和建设等领域，在旅游、知识产权使用领域则长时间处于较大逆差，在新兴服务业如电信、金融等领域则基本保持平衡或少量出超。这意味着，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结构上看，中国都无法通过服务贸易达到拉动如此庞大经济体进行国际大循环的目的，在制造业价值链缩短，贸易强度降低的同时，中国也不可能在服务业中继续发展国际大循环，更无法借此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

四、新发展格局：支撑基础与构建途径

2021年 1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要着力推动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在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水平的高低是新发展格局能否顺利构建、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支撑。如果缺乏这一支撑基础，就难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就难以实现“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强大推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是市场资源，而不是市场规模。市场资源并不意味着现实的市场规模，从潜在的资源到现实的市场还存在一定差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大幅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按照 2010年美元不变价计算， 1979—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 1.2%提高到 9.3%，2015年提高到 11.9%，2017年超过 15%。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 17%。作为一个底子薄、起步晚、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以18%的世界人口占比创造了近乎同等比例的世界 GDP，已经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按世界银行数据，按 201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中国在 2020年的人均 GDP水平仅相当于日本1966年和韩国 1991年的水平。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劳动生产率尚有巨大改进空间等问题，这一方面说明在相当一段长时间里，中国仍将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市场规模尚有巨大的拓展空间。

决定市场规模大小的关键因素，并不在于地域大小和人口数量，而在于分工水平和生产率的高低。正如斯密-杨格定律的那样，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而市场规模受分工水平影响，是分工与市场间的互为决定、互相依赖的关系及其循环互动效应，决定了最终的市场规模。既有的人口、地域以及其他可投入要素的数量和结构等因素，只是市场规模的潜在可能性，而非决定因素。因此，不能认为人口众多或庞大的中产阶层就一定对应着稳定、不断增长的内需市场，更不能认为提升内需只是畅通市场流通或大上项目，陷入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误区——认为畅通经济循环就是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物流循环；认为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就是又开始搞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甚至又去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等。从根本上而言，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必须建立在持续的就业创造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要保持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的平行增长，形成积累（投资）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进而实现消费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生产率提升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工作、有钱花、愿意花，必须抓产业、抓创新，从而促进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

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进行需求侧管理。因为实际工资以及可支配收入不会自动的、必然地平行于生产率增长。在消费需求的提升方面，一是破除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障碍。要使劳动者收入尽可能地转化为消费支出，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就不能使劳动者承受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为此，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事关民生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满足不断升级变化的多样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层次，就需要着力解决消费需求供给中的结构性问题，使消费供给更好地匹配美好生活需要。二是建立健全三次分配的对应制度，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原则上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初次分配中，重点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二次分配中，充分发挥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重点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三次分配中，重点充分发挥“社会之手”的作用，改善收入和财富分配格局。三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改善区域、城乡的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一方面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充分释放不同区域的区域优势与发展潜力，缩小区域差距。通过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在抓产业、抓创新的供给侧改革过程中，要抓住数字经济这个关键点。当前，世界经济正在迎来以数字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其中数字经济是核心和基础，能源、材料的革新也都建立在数字化生产体系上，世界各国围绕着数字经济的技术高点竞争日趋激烈，在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过程中，数字经济就是形成强大有效供给能力、穿透循环堵点的主要抓手。继《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创新驱动类别中特地新增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这一新指标之后，2021年 12月 12日，国家发改委专门发布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不仅明确了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占比将由2020年的 7.9%增加到 2025年的 10%这一总体指标，而且对“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的具体行业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具体包括：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从 8.16万亿增长到 14万亿，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普及率从 14.7%提升到 45%，全国网上零售额从 11.76万亿提升到 17万亿，电子商务交易规模从 37.21万亿上升到 46万亿，千兆宽带用户数从 640万提升到 6000万等，并就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健全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规划。通过数字经济重构现有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尽可能释放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发展潜力，是形成强而有效的供给能力的关键。正如 20世纪 90年代借由模块化生产和互联网浪潮融入国际分工和贸易秩序，形成国际大循环格局一样，在经历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一代数字技术之后，当前正在兴起的以 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不仅涵盖了信息通信技术（IT），也深远地影响着制造技术（OT），技术革命的发展也要求在生产方式上作出变革，以适应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当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是对新一代数字技术重塑全球分工和贸易秩序的主动性适应。

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在经济循环和“两个补偿”中的关键作用，在用好市场资源，打造稳定的国内市场的过程中，不能单纯只看表面指标，如最终品国内最终需求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还要通过动态指标体系的建立，考察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的克服进展。黄群慧等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最终品国内最终需求率和中间品的本国供给率看，还是从全球价值链 GDP分解来看，各方面指标都表明中国国内经济的循环程度在 90%上下。从国际比较角度看，中国在依赖于国内循环的 GDP占比排名中位列第 5，这些都说明如果单纯基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的新增经济流量看，在数量上国内经济循环的主体地位基本确立。但是，并不能由此认为新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从关键技术、材料和设备上考察，当前中国经济活动中大量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高度依赖进口，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的自给率仅为 1／3，高端数控机床、芯片、光刻机、操作系统、医疗器械、发动机、高端传感器等，均存在“卡脖子”的问题。这些关键部件、技术虽然在“两个补偿”中所占的绝对比例并不高，但其供给却是关键性和垄断性的，其短、弱、断或者直接导致产业链和供应链卡顿或停滞，使经济循环过程难以持续，或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在价值链分配处于不利地位。也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更加强调自主创新。”在全篇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12次提到创新，3次提到自立自强。

结语

从计划经济时期的内循环为主，到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形成的国际大循环格局，以及当前正在建构的新发展格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总体目标始终没有改变。选择内循环为主，还是外循环为主，不仅取决于发展目标的设定、完成目标所需的基础条件，尤其是资本、劳动和技术等工业化关键投入的相对稀缺程度，更要强调以“内”或“外”的循环侧重，能否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既定目标提供所需要的支持条件。内循环与外循环的意义，不只是为了获取资金、技术等重要资源，也不只是为了解决资本运动过程中的“惊险一跳”，更在于在社会总资本运动过程中不断提升本国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能力，不断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国民收入的不断提升。作为一个超大型经济体，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形成本身也就是对世界经济稳定性的巨大贡献。　

（来源：《福建论坛》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