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作者姚洋
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当口，如何理解党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是当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在后发国家现代化框架中考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探讨党所开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内涵及其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后发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意义。
在所有国家，现代化都包含转型和发展两个维度的内容。在转型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摒弃传统社会僵化的、压迫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代之以现代社会开放的、文明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发展方面，现代化意味着民众收入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然而，转型和发展两者并不总是同步的，而且可能相互牵制。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两者的挑战更大，因为它们要在更短的时间里完成转型和发展，一方面要尽早赶上先发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时常面对先发国家带来的冲击、干预甚至侵略。
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寻找转型和追赶的“整体”解决方案过程中诞生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实现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前30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启动了中国转型和追赶的历史步伐。改革开放之后，党在实践中汲取、弘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的经济腾飞提供了重要的哲学支撑和制度保障。由此，党领导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且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具体而言，这条道路的世界意义在于四个方面：其一，执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相对于社会保持其先进性，关注国家整体的长期发展；其二，在一个后发大国实现和平转型和追赶，开创了世界范围内现代化的先河；其三，重视人的发展，提升普通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其四，践行务实主义，脚踏实地从事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
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如果从17世纪的英国革命算起，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300多年；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西方现代化的终点，西方现代化也经历了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不会再花费那么长的时间，因为后发国家清楚地了解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可以借鉴其经验教训，制定理性的发展战略和策略，在经济发展方面实施赶超战略。先发国家发展经济基本上按照经济和社会自然发育进展，用市场的办法进行经济建设，但后发国家想赶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就要采取一些超常规的手段。不过，赶超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0多年里，能够从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状态发展到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只有11个，其中包括日本和南欧的一些国家。当然，这其中真正从贫穷的经济体变成发达经济体的，只有所谓“亚洲四小龙”。所以，经济追赶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是个小概率事件。和经济发展挑战相互平行，甚至具有更大挑战性的，则是社会和政治变革。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上层统治阶层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特权；传统社会还是一个思想僵化的社会，那些在思想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地位。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具有较高的流动性，但制度和思想却是僵化的。而现代社会重要的特征就是开放的制度和活跃的思想，这种特征必定和传统社会产生冲突。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必定是一个极其痛苦的过程。在欧洲历史上，原发性现代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都经历过革命才艰难启动现代化进程，而没有经历过革命的国家，往往经历其他的社会痛苦。譬如德国是19世纪经济追赶最成功的国家，但没有发生社会革命。有学者认为，德国演化出军国主义与此大有关系。20世纪经济追赶最成功的国家日本，也有类似情况。
中国从1860年开始现代化历程。按照李鸿章的说法，19世纪末的中国正在经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明从来没有遇到西方文明这样巨大的冲击。上一次外来文化的大冲击是佛教的引入，从汉代到宋代，我们花费了1000余年才彻底消化。西方文明的冲击比佛教的冲击更壮阔、更深入，是否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彻底消化？这是当时中国当权者和士大夫所恐惧的。
从1860年到1919年，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洋务运动。这个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重要标志是：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已经拥有了亚洲最大规模的舰队——北洋水师。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有识之士认识到，仅靠技术是不行的，实现现代化还需要改变制度。由此使得中国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此时产生了革命和变法两股力量，前者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为核心，后者以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为代表。众所周知，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辛亥革命最终以建立民国结束。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此后出现袁世凯复辟、军阀割据，加之列强的欺压。戊戌变法前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兴起，经由严复译编的《天演论》以及梁启超在日本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传播，这一主义成为主导中国知识界十几年的思潮之一。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并没有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寻求其他出路，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背景。既然发展技术、改变制度都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一定是中国旧文化有问题，为此，发起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民心和文化的改造，其中一个主题是反传统，甚至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五四运动大大深化了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引进马克思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为建立强大的中国提供整体性、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开始抱持悲观看法，这些看法也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是以西方主流文化的对立面的社会主张出现的，它符合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批判态度，而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恰恰需要一种革命的学说来统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恰恰契合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且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由此使得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指导，既有目标理性，也有工具理性，后者在实践过程中显得更为重要。阶级斗争被视为社会改造的工具，只要革命需要，党就努力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进行社会改造。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时的阶级斗争是现代化转型的手段。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代表传统社会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有产者和当权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建立现代的新秩序。
国民党之所以没有肩负起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责任，是因为国民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这样的特质和能力。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一开始是民族主义的。后来，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来统合同盟会和后来的国民党的治国目标。国共合作期间，他认为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致的，两者都是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升上去，因此，三民主义可以包容共产主义。他用这样的解释来说服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合作。不过孙中山拒绝阶级斗争学说，主张阶级调和，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试图用社会合作来求得社会进步，忽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抽象地谈论人的生存活动。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三民主义最终沦为泡影。蒋介石一开始是支持“联共”的，表面上对俄国革命抱有某种同情态度，甚至率队去俄国考察。蒋介石的思想和政治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是他因为“中山舰事件”与共产党产生罅隙；二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他的权力欲急剧膨胀；三是共产党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在城市的夺权运动触动了他作为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人物的政治底线。“四一二”政变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国民党，大规模血洗共产党。但是，从历史的长周期来看，蒋介石的行为也使得国民党反革命化，失去了中国社会先进分子和进步青年的支持。所以，到了延安时期，热血青年不是去投奔重庆，而是去投奔延安。去重庆是为了躲避战乱，投奔延安，则是投奔一个光明和全新的中国。在进步青年的眼中，国民党已经腐朽不堪。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已经失去了领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资格。
有学者认为，从1919年到1949年的历史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救亡压倒了启蒙。然而，简单地用启蒙来概括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启蒙只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而旨在发动社会转型的革命，则是更为重要的部分。
二、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践行初心使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进妇女解放，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除此之外，党还致力于普及教育和改善公共卫生条件。这些变革都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一） 土地改革
有学者用局部地区的数据说明，旧中国的土地关系没有那么紧张。然而，根据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所做的调查，全国自耕农的比例只有41.7%，南方地区更少，只有27.2%；在非自耕农当中，北方地区的雇农较多，南方地区的佃农较多。由此可见，旧中国的土地关系是非常紧张的，而通过土地改革打破旧的土地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土地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当时，有两个原因导致旧有的土地关系束缚生产力：第一，农民不掌握土地，也就不掌握自己劳动的果实，因而生产积极性逐次下降。雇农完全没有土地，靠地主给的少得可怜的工钱维持生活，生产积极性自然不高；佃农一般要把50%的收成交给地主，生产积极性也相当低下。第二，佃农拥有很少的财富，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但却不得不承担天灾的风险。特别是在固定租赁合同下，佃农要承担粮食减产的所有风险，这就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实现耕者有其田，可以完全消除第一个原因造成的效率损失，也可以大大降低第二个原因造成的效率损失。
另一方面，土地改革可以改变生产关系。旧有的土地关系造就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雇农还是佃农，他们和地主之间都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现代化的破除对象之一，就是各种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关系决定了社会的其他关系。因此，破除旧的土地关系是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关键性一步。
研究表明，土地改革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显著因素。拉丁美洲国家历史上长期受西方殖民统治，农业以大种植园经济为主，土地分配极其不均。摆脱殖民统治后，这些国家的土地改革时断时续，很不彻底，导致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并未解决，大庄园主等大土地所有者的势力仍很强大，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发展。相反，中国的土地改革深入、广阔，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提高粮食产量、推动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妇女解放
在几乎所有传统社会，妇女地位都十分低下。先发国家的妇女解放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多数国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赋予女性选举权，后发国家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妇女解放。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重视妇女解放。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动员妇女参与劳动，不仅弥补了因为男性参战造成的劳动力短缺，而且体现了党的性别平等和妇女解放的主张；在延安时期，妇女解放则以妇女识字和参政为主。研究表明，这些措施产生了长期影响，在当代，原中央苏区县相比周边其他县的性别比更加平衡，女性劳动参与率更高，而陕甘宁边区比周边地区的女性受教育水平相对于男性更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以革命的方式推进妇女解放事业。在宪法颁布之前，我国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废除了过去束缚妇女的陋习和制度，如缠足、包办婚姻、一夫多妻等，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家庭内部的男女平等权利。与此同时，女性被动员起来参与地方政治活动，大大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社会影响。1950年女性党员占比高的县，到20世纪80年代，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受教育水平更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更加平衡。在人民公社时期，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度提高，即使是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一传统也得以保留。当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保持在60%以上，远高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
（三） 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地缘和血缘社会，除士大夫之外，绝大多数人的交往范围在地缘和血缘所及的范围之内。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就如一颗石子丢进池塘泛起的涟漪，个人在中间，其他人依照地缘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像涟漪一样向周边泛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离开地缘和血缘纽带，很少有能够运转的社会组织。这一点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在西方，宗教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宗教团体的作用非常明显，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连接起来。相比于血缘和地缘，宗教信仰所触及的人群范围更大，因而更可能形成陌生人状态下的共同体意识。中国的情况是，基层的社会治理可以完全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中国”只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国家的作用只是抵御外敌入侵以及维护国内的安宁。在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是保护民众安宁的“利维坦”，民众认可国家的所作所为，但普通百姓不是把国家看作内生于社会的有机部分，而是必须服从的外部权威。
现代社会和中国传统社会恰好相反——一个国家里可能存在多种文化，人们组成国家，是因为具有相同的政治认同以及在这个认同之下的统一的政府。中国现代化的一大任务是建立中国人民的政治认同，把国家建立在民众关于政治和政府的统一理念之上。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个任务的途径是构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构建中国人的国家认同。社会主义革命所带来的制度变化，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社会主义革命这样彻底的社会改造。党通过严密的组织把触角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把每一个中国人都带入现代化的进程之中。黄仁宇在对比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深刻地指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而共产党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把中国社会由下而上地“深翻”了一遍，彻底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方式，极大地推进了中国普通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此基础上，党通过宣传、教育和文艺创作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强化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中国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同志”成为人们之间的标准称谓。“同志”的意思是志同道合，以前只在党内使用，社会成员之间使用“同志”的称谓，意味着他们之间拥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或目标，那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同志”因此成为国家政治认同落实到个人层面的一个重要表征。
三、社会主义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以重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道路。当时选择这条道路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的深刻教训。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领导人都秉持一个信念，即落后就要挨打，而要避免挨打，就必须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二是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分工。一方面西方对华实施封锁，中国经济基本上和西方隔绝，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在外交上实行“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的政策，接受了苏联在工业化建设方面的援助。三是当时国际学术界和政策界给发展中国家的流行建议，是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自己的产业。此时，发展经济学刚刚兴起，其核心议题之一是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在规模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达到最小生产规模才可能存活下来，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保护幼稚产业”的政策。与此同时，劳尔·普雷比施（Raú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假说强调了以制造业为主的中心国家和以原材料生产为主的外围国家之间的差别。按照一般原理，中心国家在制造业方面的技术进步应该可以改善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从而使外围国家受益，但普雷比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这个假说后来发展成为依附理论，即外围国家陷入原材料生产的陷阱，久而久之形成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关系。新中国处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最前沿，很容易接受这样的理论。
苏联的对华援助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化建设也起到了重要作用，“156项工程”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其中一些企业至今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中国国内的资金积累更为重要。苏联的援助多是以贷款形式给中国的，中国必须自己积累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在当时的情况下，唯一可能汲取资金的地方是农村地区。和苏联的方法一样，中国采取的是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式。这是统购统销的一个重要背景，“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有了资金之后，还要集中使用到国家认可的战略部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服务于这个目的。
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采取了一种超常的赶超战略。如何评价这个战略？笔者和郑东雅曾做过一项数量模拟研究。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重工业对其他行业具有技术外部性，重工业的技术进步可以降低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由于存在这样的外部性，政府应该对重工业进行补贴。该研究计算了最优补贴率和最优补贴时间，发现最优补贴率是33%，而由研究模型测算的实际发生的补贴率是36.7%，两者相差不大；但是，研究计算的最优补贴时间是12年，而实际发生的是25年，相差很大。所以，赶超战略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出在持续时间太长。另外，在执行赶超战略的过程中，我们也犯过像“大跃进”这样的冒进错误，值得后人吸取教训。
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党还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公共卫生的改善。研究表明，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出生的人的教育水平与他们的父辈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弱，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国家关注的重点是在一般民众中普及教育，由此增强了代际教育流动性。在公共卫生方面，以人民公社为单位的基础医疗体系使普通百姓能够享受到基础医疗服务，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爱国卫生运动和疫苗接种消灭了多种传染病，国人的预期寿命稳步提高。
表1给出了1978年中国和印度的对比，这个对比很好地显示了中国在推动现代化方面的成绩。中印两国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可比性的。印度1947年获得独立，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两国的人口几乎一样多；特别是印度也和中国一样实施进口替代政策，发展本国工业。然而，表1告诉我们，除人均收入和高等教育入学率之外，印度在识字率、婴儿死亡率、预期寿命和工业发展方面大幅度落后于中国。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印度，与中国较低的起点以及把大部分积累用到重工业上有关，而且，到199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就超过了印度。当时印度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大大高于中国，是因为时届中国刚刚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不过，这也显示出当时印度关注高等教育，而中国比较关注基础教育。在两国收入水平都很低、文盲率都很高的情况下，基础教育显然应该是国家优先考虑的事情。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发展基础教育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外向型经济起了重要作用，而印度较低的基础教育水平成为制约其工业发展的一个因素。
四、改革开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以疾风骤雨的方式改变了中国，把中国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革命为建设准备了条件——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被打破，社会和政治平等达到很高的程度，民众的国家政治认同得到提高。同时，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提高了民众的教育和健康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得以迅速发展。此时，党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传统的关系，这其中的两方面因素尤其值得关注：第一，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发生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尚未深层次触及家庭及与其相关的私人领域。在农村，家庭拥有自留地，饲养家禽和牲畜；在城市，家庭虽然没有自己的产业，但与农村一样，家庭仍然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中国的传统文化依托家庭得以延续。经济建设需要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尊重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个体行为模式，是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必要条件。第二，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需要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模式以定位党的治国目标和现代化行动。作为中国人，选择中国传统中的优秀部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党在三个方面弘扬了中国优秀传统，即务实主义、贤能主义和市场经济。党将这些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哲学和政治基础。
（一） 务实主义
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是务实主义。从民众的日常生活到政治实践，务实主义是中国古代最为显著的特征。中国产生务实主义，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华文化没有本土宗教，中国人的祖先一开始就关注现世的生活。《诗经》产生于西周初期，那时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开始歌颂爱情，而同时代的希腊还处在所谓的神话时代，特洛伊之战是为一位被诱拐的女人而发动的。当时，中国人的祖先已经建立了一种和平生活的模式，在同一片土地上，他们歌颂爱情，歌颂现世的生活。这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性之一。
在哲学层面，务实主义意味着两个基本原则：第一，目的的合意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正当性。革命的前提之一是划分阵营，因此要强调手段，所以才有“四人帮”的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只要能够实现目的，手段就可能是正当的，邓小平的“猫论”是这个原则的形象描述。这里的“合理地推断”很重要。一个人在推断手段的正当性的时候，要用自己的知识体系、道德标准和逻辑进行思考，否则就会出现不择手段的现象。第二，真理是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人不相信永恒的存在，中国传统哲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宇宙中唯一不变的规律是一切都在变动之中。中国人相信实践出真知，也只有实践才可以检验一种知识是否是真知。“实践”在英文里一般翻译成“Practice”，但不准确。因为“Practice”的意思是已经有了一个模式，按照这个模式去练习，熟练生巧。中文的“实践”不一样，它包含了“探索—构建理论—应用—探索”的循环，实际上，英语里并没有对应的词。
务实主义打开了改革的大门并推动了改革的进程。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还陷在脱离实际的空泛的精神争论之中，那么，哪一项改革能够启动？实际上，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抑或是价格改革，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产物。邓小平的“不争论”带领党走向一种结果导向的行动哲学，在这种哲学的指引下，一种制度是否合理和优越，不再是看它的属性，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否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如此，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才可能发生。
（二） 贤能主义
中国有悠久的贤能主义传统。在西周时，朝廷就有了太学，目的是培养人才。汉武帝之后，选贤任能制度化；隋代发明科举制度，给平民子弟提供了上升通道。贤能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先秦儒家的人性观。与西方单一和固化的人性观不同，先秦儒家认为人性是多样的、流变的和可塑的，一个人所能达到的贤能高度，取决于他后天的努力和环境。由于经济发展需要激励人们的付出，因此，社会的政治结构必须采纳选贤任能的原则，社会的经济结构必须奖励贤能。在实践层面，墨家对贤能主义的贡献更大。到西汉儒家独大的时期，儒家吸收了墨家的思想，最终通过董仲舒的学说，选贤任能变成中国官僚帝制的一个政治原则。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这个政治原则可以作为选举民主票决制的一个并行复合原则，它可以纠正票决制的问题，特别是票决制的民粹主义倾向以及别有用心者利用票决制对民众的煽动和蛊惑。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时期继承了选贤任能的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开始，党就重视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许多研究表明，党的干部选拔制度符合选贤任能的原则。能力较强的官员更可能获得升迁且他们的终身成就也较高；党还重视干部的培养，一个方式是把官员放到不同的岗位上去锻炼，提高他们的能力。
在今天，选贤任能作为一个干部选拔原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由人民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其遵循的原则根本上是选贤任能。党提出大政方针和立法思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党和人民凝聚共识的最高国家机关，其实际运行具体体现在审议和决定党的人事提名、大政方针，以及在党的立法思路基础上实施立法等方面。
（三） 市场经济
邓小平说过，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事实上，市场经济也不是西方所特有的。中国至迟到北宋时即已完成市场经济的建构。北宋时期，中国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完备，私人土地所有制确立，工商业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甚至发明了纸币和证券交易，有了金融的雏形。西方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机器化大生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资本的几乎无节制的积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实行市场经济，在当时似乎是向西方学习，实际上是弘扬中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市场经济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民众的文化心理高度相关。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
市场经济实施按要素分配，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效率的必要原则。这一点与中国的贤能主义传统一致，同时也符合按劳分配原则。
（四） 再论革命的意义
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书写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时，自然会提到改革开放。但是，有历史纵深感的历史学家一定会强调，他的主要贡献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等人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应运而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它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这里就涉及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中西融合这个宏大课题。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在实践经过俄国革命传入中国的革命理论，但作为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政党，党最终必然面对中西融合这个宏大课题。这个课题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框架下展开和发展的。在这其中，邓小平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从“术”的层面看，改革开放是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特别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文明成果。但从“道”的层面看，改革开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开启了回归中国传统的进程，在学习过程中，党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是中国特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依然可以尝试从“中体西用”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进程，并赋予“中体西用”以新的思想内涵和时代意义。对于一个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的民族而言，坚持自己的“体”是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是必然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中体”与100多年前的“中体”是不同的，它已经存其精华、去其糟粕，上升为与时代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行动逻辑；而在引进“西用”的过程中，中国也不可能回避它所带来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体西用”，一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传统与西方文明中有益内容的融合。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最终要回归本土，20世纪的革命是不是一条弯路？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革命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把中国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带入现代社会的门槛。其次，今天对中国传统的回归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革命荡涤了中国传统中的腐朽部分，让今天的回归能够轻装上阵，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加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再次，从国际比较中可以发现，那些没有发生过革命的后发国家，其现代化转型非常艰辛，迟滞了它们的经济赶超。
菲律宾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1980年，菲律宾的人均GDP是中国的5倍以上，到了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4倍，40年间，两个国家反转了20倍。菲律宾缘何失败？自1986年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独裁体制倒台之后，菲律宾的民主制度没有中断过，而且似乎也具有纠错能力，如对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总统的弹劾。但是，菲律宾的民主是在深层次社会结构从来没有改变的基础上运行的。如菲律宾学者所言：“由此产生了巨大的菲律宾之谜：在亘古未变的、亚洲最坏的阶级结构之上，却展现了极其生动的选举政治。”菲律宾阶级结构的基础是西班牙殖民者遗留下来的种植园经济，大种植园主是菲律宾经济和政治的主导力量。时至今日，菲律宾的政治仍然带有强烈的家族政治的痕迹：党派不重要，对政治强人的忠诚才是最重要的。1986年以来，除埃斯特拉达和另外一位总统外，其他几位总统都有很深的家族背景。2022年当选的总统费迪南德·罗慕尔德兹·马科斯（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是老马科斯的儿子，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Sara Duterte）是刚卸任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 总统的女儿。这样的政治正是福山认为的导致民主政治衰败的依附主义政治。它是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它导致经济中的裙带关系，让少数人垄断经济机会和资源。
革命可以用短期的痛苦换取未来的长治久安。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有被殖民的历史，殖民者离开时给它们留下选举政治，使得它们不得不在民主的框架下进行政治运行和社会改造。但是，民主本质上是各种势力的妥协，而社会改造意味着剥夺某些强势集团的权力和利益，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冲突的，因而，后殖民地国家的社会改造异常艰难和漫长。例如，菲律宾的土地改革从美国占领时期就开始启动，但直到21世纪头十年才完成，而且是把土地卖给无地农民，而不是无偿分配。印度的土地改革更是艰难，独立之初印度就制定了土地改革法，但70年间几乎没有执行，即使是在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西孟加拉邦，仍然有30%多的农民没有土地。现代化转型的一大悖论是：社会转型必须经由暴力革命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中国是成功的例子，而不少后殖民地国家则成为失败的例子。
五、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世界意义
回到本文开篇提出的转型与追赶（发展）课题，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道路为解决这些难题提供了答案。从转型和追赶的互动角度来看，过去200年中，世界上存在三类国家和地区：第一类是转型慢于追赶，第二类是转型与追赶同时发生，第三类是转型和追赶都没有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和日本是第一类国家的典型。德国是19世纪经济追赶较为成功的国家，日本是20世纪经济追赶较为成功的国家。但是，此后，这两个国家逐步走向军国主义，并没有成功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事实上，它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是迟滞它们实现政治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原因。德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成功，点燃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于德国人来说，俄国文化是卑劣的，法国文化是腐朽的，英国文化充满狡黠，只有德国文化代表崇高和伟大，因此德国应该成为欧洲的主宰。德国人对欧洲人对德国的“不敬”感到愤怒，德皇威廉二世尤其如此。他一方面觊觎巴黎的繁荣，另一方面痛恨他母亲的国度英国对他的蔑视，希望用战争的胜利夺取巴黎，赢得他“应得”的尊重。在本质上，日本重复了德国走过的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国力急剧增强，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从前的老师中国，在日俄战争中又击败“欧洲的轧路机”俄国，自认为可以代表黄种人与白种人进行对抗，更进一步自封为东方文化的“正朔”。最终，德、日两个国家都在战争中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究其原因，是它们虽然在经济上进入现代社会，但在思想、政治和社会层面仍然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前现代的思维和行为逻辑驾驭先进的技术，其结果一定是反现代的。
“亚洲四小龙”特别是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是第二类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日本在殖民时期有意压制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工商业精英，而两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都实施了土地改革，为政府启动经济增长提供了政治和社会条件。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加之李光耀超群的治理能力，社会结构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它们的共性是社会转型在先，为政府中性地行使权力创造了基础。
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类国家。缓慢的政治和社会转型是这些国家无法实现快速追赶的主要原因。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曾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而在成为殖民地之前，它们还处在传统社会甚或原始社会。殖民者非但没有改变它们的传统社会结构，而是为己所用，从而固化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殖民者离开时，又给这些国家留下了一套现代选举民主制度，这套民主制度极大地压缩了它们进行社会变革的空间。它们只能希冀通过市场的力量推进社会和政治变革，但这样一来，这些国家就进入一个死循环：政治和社会转型不到位，往往制约经济发展，而经济不发展，又反过来制约政治和社会转型。
在三类国家和地区中，德国和日本似乎是两个反例。究其原因，可能是德国和日本都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State），这个国家能够集聚资源，在短期内完成经济赶超，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形成这样的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和经济赶超都必须内生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两者都将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赶超同时发生。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具有世界意义。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道路具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执政党发挥社会中坚力量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671.2万名，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各个阶层。党是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凝聚共识的领导核心，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党把不同阶层、不同代表性人群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国家的大政方针。由此，党和政府可以超然于社会集团利益之上，在可能的社会利益冲突面前保持中性，不偏不倚，致力于中国整体的长期发展。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不是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就是被民粹主义所裹挟，因而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因此，有学者认为，虽然多数国家没有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强大的执政党，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能借鉴中国中性政府的经验。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即使是在选举民主下也可能构建中性政府。国家的中性，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开始强调的，中国的国家就是斯密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给自己关于世界体系的鸿篇巨著起名《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原因。
第二，以较短的时间跨越传统到现代的“峡谷”。英国革命持续了半个世纪，法国大革命以及后续的震荡持续了一个多世纪，20世纪的中国革命也持续了半个世纪。正如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把英国和法国带入现代社会一样，中国革命也把中国带入现代社会。从经济追赶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革命让中国建立起无阶级差别的平等社会，为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提供了必要保障。尽管我们不期待其他发展中国家以革命的形式完成政治和社会转型，但是，它们必须把促进平等作为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否则，很难实现长期和稳定的经济增长。
第三，重视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提高普通人的受教育水平，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对比中国和印度不同的经济表现时，特别强调中国在人的发展方面比印度准备得更好。人是第一生产力，而教育和健康水平是人作为生产力的主要衡量指标，提升教育和健康水平，就是提升人的生产力。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加重视提高普通人的教育和健康水平，这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和平等理念，也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提高多数人的能力比提高少数人的能力更可能促进经济增长。
第四，把务实主义作为行动哲学。民族自豪感可以增强民族凝聚力，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把它推向极端。在经济发展方面，这表现为拒绝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味追求“高大上”产业，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体面，受人剥削，发展“高大上”产业才能使自己的国家与发达国家平起平坐。在制度建设方面，这表现为不顾国情，一味坚持所谓的“最佳”西化制度，尽管这些制度在这些国家实际失灵。中国则不同。在经济腾飞的早期阶段，中国欣然接受发达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厚积薄发，最终建成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坚韧的制造业体系，并在多个技术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从本国实际出发，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同时，采取渐进方法，先建立“有用”的体制机制，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由此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和制度转型之路，为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务实主义态度和成功经验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
中国仍然行进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未来30年将是中国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如果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并赶上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不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将成就一条属于中国但又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化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的高潮时期没有对外扩张的大国。未来，中国也会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继续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文刊发：《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2022年第3期，注释从略。
姚洋，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国发院院长、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6年）、北大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执行院长。姚洋教授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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