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裴长洪

简 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首席专家

刊  期  《财贸经济》2022年第9期

在2018年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这个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这个预言的科学价值”。站在时代高度审视世界历史，“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

习近平总书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总结论证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他指出，“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等问题。“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些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他把经济全球化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世界各国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二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世界形成两大阵营，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平行的市场。三是经济全球化阶段，随着冷战结束，两大阵营不复存在，各国相互依存大幅加强，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与之对应，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闭关锁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在列强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二是“一边倒”和封闭半封闭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向苏联“一边倒”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文革”时期基本同世界隔绝；三是全方位对外开放阶段，我们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习近平总书记的分析和总结，澄清了理论界对经济全球化认识上的误区，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发展。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2016年11月，他进而阐释“经济全球化进入阶段性调整期，质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势所趋”。2016年11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2017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地看，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同时，一分为二地分析经济全球化，它又是一把双刃剑：肯定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并不是说它一切都很美满。即便在获得经济全球化巨大收益的中国，也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许多问题。它有许多负面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也客观存在。这些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要正视并设法解决。”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2016年11月19日，他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为全球发展提供强劲动能，也带来一些新情况新挑战，需要认真面对。”“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这种经济全球化新理念进一步写进了党的十九大报告，表述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转换思路，由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引领者。2014年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只是被动适应国际经贸规则，现在则要主动参与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2016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积极引导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

经济全球化向何处去的两种历史观矛盾，体现在对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历史趋势的最终判断上。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又为全球阻隔和保持距离提供了客观条件，世界进入“逆全球化”的暂时倒退阶段。在这个历史关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新方向发展。这两种历史观深刻反映了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再一次较量。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一百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一百年来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与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阶级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判断。

第一，中国经济崛起与世界各国利益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与世界经济（世界生产力）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的关系。这一方面壮大了世界和平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中国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世界市场的矛盾。在现象上表现为中国与某些大国或发展中国家在市场、资源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增多，成为百年未遇的希望与挑战。

第二，文明单一与文明多样的矛盾。它反映了中国开放型的经济基础与世界旧有的意识形态的矛盾。现代化文明和发展道路从单一美国模式转变为包括中国道路在内的多种文明模式。美国梦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途径，这种百年未有的变化对于美国右翼政客和知识精英来说，很刺激、很震撼，也很受伤，从而激化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与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挑动了民粹主义的意识和骚乱，进一步激化了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矛盾。

第三，新一代科技优势的竞争矛盾。它反映了中国科技发展要求世界合作开放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技术的矛盾，是中国生产力与旧的世界生产关系矛盾的新形式。现在，中国的科技力量日益壮大，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参与世界竞争，走在了世界科技力量的第一方阵，与一些西方大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角逐，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奇观，同时也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打压的对象。

第四，全球治理向何处去的两种历史观的矛盾。在世界多极化趋势和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日益走近世界历史舞台中心后，美国独家霸权治理事实上已经不可能持续，转向“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模式是必然趋势。世界百年大变局最突出的时代特点是：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这些矛盾是在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已经与世界生产力融为一体，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融为一体下产生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与原有的国际关系、国际经济秩序、全球经济治理的矛盾，也是两种世界历史观的矛盾；它比以往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复杂，谈判妥协的难度更大，但它又极大地关乎世界历史的发展和人类命运的前途。因此应争取在不对抗、不冲突的前提下改革与开放型世界经济不适应的世界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就是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即当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与现行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两者紧密联系又互相矛盾，如同“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现行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各种矛盾：既有中国经济与世界不同经济体的矛盾，又有各国民族主义经济与发达国家国际垄断资本的矛盾，还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之间相互勾结利用的矛盾。而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以跨国公司布局，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服务链为纽带的世界性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生产关系之和。这个世界性的经济链条虽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但真正具有组织机体性的国际分工网络只局限于北美、欧洲和东亚。由此形成国际经济的大循环，包括各个区域内部的小循环。这是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基本面貌。俄罗斯、中东国家和南美石油输出国是这个国际分工网络的外围。

世界经济链条覆盖的局部性是世界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矛盾。在跨国垄断资本以资本为中心、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利益驱动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很难进入既有经济链条。即使发展中国家获取了分工地位，国际经济链条的分布既不平衡，也不合理。这种状态限制了世界市场的扩大，从而制约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限制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方案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它的内涵是：其一，不颠覆、不取代现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但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二，追求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包容性、开放性，承认并允许内部各种矛盾的存在，并且追求以对话、谈判、协商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其三，致力于扩大世界经济链条和国际分工网络，缩小世界经济链条覆盖面的局限性，缓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最突出矛盾。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实践与行动，它蕴含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是扩大国际分工网络和世界经济链条的覆盖面，让更多国家参与国际分工，扩大世界市场；二是缓解中国内部在融入世界经济中发展的不平衡，扩大中国和世界市场；三是主要方向为“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坚持“基于而不限于”的原则，构建第三方市场，实行不排外的区域或双边合作。

现行全球经济治理主要有以下缺陷。第一，治理面较为局限。当今世界最缺乏的是贫困治理，还缺乏金融治理、能源粮食治理、网络数据治理、公共卫生治理和地区安全治理。第二，治理民主性缺失。霸权主义作风依然盛行，美国习惯于“一言堂”的作风没有改变。第三，治理包容性不足，存在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某些区域组织的排外性。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基于何种规则进行治理。美国提出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不是指国际社会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实际上是指每个国家的“宿命”。维护世贸组织和多边贸易体制就是抓住了当下最主要的矛盾：只要世贸组织不宣布解散，它永远是一面旗帜、一个阵地。因为它的存在就代表国际社会达成的共识，即国际交易需要规则和商业交易道德。只要坚持与维护好这个阵地，就能反对全球经济治理中的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能够批判维护霸权主义的全球经济治理理论，以及弘扬国际政治中的民主理念和多边主义。世贸组织运行体现了国际公共产品“共商共建共享”的供给与消费方式，其治理理念也是各类区域组织的参照。

如何继续完善开放型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是在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新的开放型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新阶段发展的客观规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质上是提出了在开放型经济领域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以及深化改革的新目标和新任务。在这个新发展阶段，要把开放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目的就是要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从而吸收世界上符合社会化、国际化大生产规律的商业规则和制度文明，这是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这不仅是我国完善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自身需要，也是参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治理体系的需要，为此要把开放型经济更多引向服务贸易领域。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主要实施三大举措：第一，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吸引创新要素和资源；第二，把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的开放创新措施加以集成，形成开放型经济的治理体系，一方面向全国逐渐复制推广，另一方面为中国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法律、法规等制度性基础；第三，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的国际规则，提供新的国际公共品，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承担中国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大国责任。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理论观点科学回答了中国开放型经济与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基本走向和大逻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国内市场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实现的。《资本论》是以英国经济的国内大循环为研究对象的，这也是大国经济体的一般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经济发展都是以内需拉动为主的，而构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以往不同的是要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以往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建立在中低水平的质量起点上，未来需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就是要在创新驱动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达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即高水平的国内大循环。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外双方都有促进，都有好处，但由于中国国内循环的质量起点不高，所以中外双方的收益也都受到局限。未来中国在高水平国内大循环基础上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会大大提高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中国与合作伙伴双方的收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与开放型世界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因此也是当今世界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和价值观，是一种精神境界，也是一个行动口号。从当代世界范围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世界各国现实利益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当今世界性基本矛盾、处理世界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处理经济与政治矛盾的基本方法论和指导原则。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现实的人类需求相结合，提出实现远大理想的阶段性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的阶段性目标，也是崇高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它既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又是在当前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为争取全人类利益而提出的现实目标；它是中国共产党着眼于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而提出的重大构想和动员口号。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看作虚无缥缈的宗教，而看作现实的符合人类社会利益的、由一个一个行动方案的阶段性目标组成的未来方向。它是未来的，也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