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高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进［1］。习近平总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场的重要性，他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形成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雄厚支撑。”［1］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水平的高低是新发展格局能否顺利构建、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支撑。如果缺乏这一支撑基础，就难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就难以实现“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强大推动力”［1］。强大的国内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也是新时代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发展可依赖的重大战略资源。

为什么市场资源如此宝贵？中国市场资源的独特优势是什么？从市场资源到市场规模，转换的关键是什么？在国内、国际两个循环体系中，如何充分发挥市场资源的支撑作用，使内外循环相互促进？这是本文力图阐释的问题。基于此，全文安排如下：首先，对市场资源、市场规模的内在含义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把握市场资源的重要性；其次，对中国市场资源的独特性进行分析，如因地域广袤、人口众多而产生的技术适宜性、区域差异性与互补性等；再次，对如何实现市场资源到市场规模转换的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最后，就构建新发展格局过程中如何用好、用活市场资源进行讨论。

二、市场资源及其重要性

什么是市场资源？从需求的意义而言，市场就是需求，而经济成长的直接动力就来自需求端的扩张。市场越大，潜在的需求层次越丰富，需求总量越大，就能孕育更为复杂多样的经济活动，产生多种多样商品、服务的生产和交易，形成强大的生产力。与农业社会普遍的人口—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不一样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经济成长更多地表现为高水平均衡的不断跃迁，随着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张，需求显得更为重要，供给端如果缺乏持续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不能提供更多样的使用价值或更有效率地提供同类型的使用价值，就往往面临着需求的边际衰减、供给能力的快速增长与需求能力相对滞后的矛盾累积，就会导致危机的产生。工业革命以来，通过贸易、直接投资等形式不断寻求新的市场资源，为经济增长寻求赖以支持的需求，一直是各国寻求的普遍目标。市场规模的不断增长，需求的不断成长，就是现代经济不断成长的过程。

对于市场资源的重要性，经济学家早有认识。库兹涅茨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文中就强调了国家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大国经济比小国经济更加稳定，因为大国比小国更少依赖国际贸易，大国的研发可以获得更大的成果。钱纳里等人进一步将人口在 5 000 万以上的国家划归为大国，并根据100 个国家的经济数据，提出国家规模与外贸依存度成反比的一般规律。钱纳里的研究也表明，拥有众多人口，同时也拥有更加多样化自然资源的大国，往往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因此，大国比同等水平的小国更突出地享有规模经济，更容易建立起各类行业，从而形成更大、更为多样化的工业结构。欧阳峣根据人口面积、国土面积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等因素，将大国定义为世界范围内具有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资源丰富等条件，或者具有其中比较突出的条件，以至能成为国际市场上某些产品价格的制定者并享有主权利益的国家［2］。

尽管在人数、面积等具体指标数值上有所差异，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是市场资源丰裕程度的两个主要指标。这是因为：首先，地域辽阔往往意味着经济产出具有差异性，而异质性商品是交换的前提；其次，由于大国的地域间连接需要更大规模和更多样的交通基础设施，这本身就对应着极大的投资需求；最后，不仅制造业，服务业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也密切相关，尽管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往往具有同时同地的特征，但更大的人口规模往往可以伴随更大的人口流动性，从而带来更为多样化的服务活动，而一定的人口密度则可以使服务业易于跨越最低有效规模限制，得以快速发展，这一点在现代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如外卖、电商物流等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就与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密切相关。

市场资源之所以备受经济学家青睐，是因为市场资源对应着市场规模，尽管市场资源并不等于市场规模，但却是转换成市场规模时所必须的基础条件，而一旦形成市场规模，将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第一，通过庞大的需求为企业和行业创造规模经济的条件，庞大的市场需求是促使其规模增长的关键因素；第二，通过更大的规模，引致更为完整的产业门类和更为复杂的经济结构，而规模与结构之间可以产生一种正回馈循环，从技术进步的角度而言，更大的市场规模更容易产生更为复杂的产业结构和更高的分工水平，形成更为复杂的产业间需求关系，从而对技术创新产生更为强烈的需求引致拉力，技术进步则进一步深化分工水平，拓展市场规模；第三，在地域意义上，更大的规模也往往对应着差异化、更大的资源禀赋和地域经济结构，因差异化带来的要素流动、商品流动和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增强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内需增长机会。从这几个方面因素来看，第一点是规模经济在企业和行业的典型表现，第二和第三点则是通过结构与规模之间的作用来发挥规模优势，而这三者往往密不可分。例如，更复杂的分工水平之所以产生并孕育出新的企业和行业，就是因为庞大的需求成为他们成长的关键外部因素，而这些新的企业和行业一旦产生，也更容易形成新的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

“规模”与“结构”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因为规模往往内蕴着多样性，也可以容纳多样性，并且要求多样性。某一个特定环节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张，会引发上下游环节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张，典型如福特制，在流水线使生产规模急剧扩张之后，为了进一步获得整个产品的规模经济效应，就需要再进行高度的垂直一体化，并在每个环节上尽可能保障规模。为确保原材料供给的可得，福特投资煤矿、铁矿石、钢材制造、森林、玻璃厂、油漆生产；为确保运输经济性，福特投资铁路和远洋船舶，建立了多家制造、服务和装配厂组成的网络运输。而反过来，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又使得规模扩张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在互为需求、互相依赖的经济活动中，结构复杂性本身就是分工的表现，而结构的复杂性又更容易形成多样化的匹配市场，由结构引致的规模增长可能性也越大。以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为例，英国煤炭工业、蒸汽机、纺织机械和焦炉冶铁行业之间的互为依赖关系，为催生工具机、动力机的发明与变革提供了持久的动力。煤炭工业快速发展所需解决的矿井排水问题催生了蒸汽机的发明，棉纺纱业的巨大海外市场为纺纱机械的革新提供了需求引致创新的拉力，煤炭资源则为焦炉冶铁行业提供了廉价原料，为降低煤炭资源成本，蒸汽机的投入是值得的，而焦炉冶铁技术提高了生铁的产量和质量，使更好更廉价的蒸汽机、纺织机械、运输设备成为可能，这又进一步扩大了棉纺业和蒸汽机的市场空间。正是这种基于规模的结构多样性，使技术研发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发挥，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不断深化分工水平［3］。

对于规模的经济意义以及规模与结构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也有大量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提出，生产力的发展，以大规模生产和协作为前提。在论述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时，马克思也指出，产业资本运动中的三种形态独立执行各自不同的职能，这是不同资本可以分工的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货币资本和商业资本逐渐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在这种逐步分离与独立的过程中，市场规模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分工的发展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商品资本独立化，从而使商业资本成为必要和可能，产业资本随着市场范围和规模的扩大而被迫不断延长在流通领域的停留时间，直接影响了资金周转效率。在规模扩张的前提下，分工由专业化的商业资本承担资金回笼和利润实现功能成为可能和必须，独立的、专业化的商业资本在对接多个产业资本的过程中获得规模效应，与此同时也节约了产业资本的流通时间，提高了资本效率。

经济史的研究也表明，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多样化的产业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之所以能够抓住并引领第三次和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并替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政治、军事强国，其充裕的市场资源及所对应的潜在而庞大的市场规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以铁路、钢铁和电气化为主要内容，而美国庞大的国土面积，尤其是东西海岸的漫长距离，需要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实现国内市场的连接，铁路建设不仅实现了国内不同地域的市场连接，而且也拉动了钢铁、重型装备制造、电气动力等产业的发展。从19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铁路在美国中部各州的扩张，到1870—1940 年城际铁路、地铁的发展，规模一直都是美国铁路发展的重要支撑。以纽约为例，1940 年纽约地铁和高架铁路年乘客就超过30 亿［4］。同样是因为美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不均衡的能源分布（如水电资源主要集中于五大湖地区），也使集中分布式的电力能源分配较单独的电力能源配给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效应，而集中分布式电力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能源产业本身，而且也深刻影响制造业的地理范围选择和分工发展。

1879—1919 年的40 年时间里，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仅提高 86%，但在集中分布式电力得以大规模应用之后的1919—1953 年的34 年内，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则大幅提升近两倍，能源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5］。在第四次以汽车、家电、石化产品为代表的技术浪潮里，同样是美国基于国土和人口分布的郊区化政策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郊区化不仅直接拉动了石化能源、汽车制造、房屋建筑和新型材料等产业的发展，而且催生了美国超大型商场、物流、仓储等商业新模式的发展，还间接而持久地拉动了美国家用电器行业、野营装备等多个行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众多的人口这些宝贵的市场资源，美国很难在第三、第四连续两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持续独领风骚。

尽管第五次技术革命浪潮通过模块化、信息化改变了全球分工和贸易的内容与方式，但市场资源的重要性以及规模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依存逻辑并未发生改变。市场资源丰富的大国仍然可以通过庞大的市场规模支撑庞大的产业发展，建立独立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基于规模的深化分工和专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形成大国经济发展优势，而大规模所对应的复杂结构，也意味着大国的技术结构与产业结构更为多样化，从而蕴含了更具规模的产业间需求，更为强大的产业协同、技术耦合和城乡、区域协同效应，为大国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并在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

三、中国市场资源的独特性

毋庸置疑，中国庞大的领土面积与人口规模， 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市场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站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6］，就是中国市场资源的最基本特征。中国人口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3 位。其中，中国陆地面积约960 万平方千米，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1.8 万多千米，内海和边海的水域面积约470 多万平方千米，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7 600 多个。中国与14 国接壤，与6 国海上相邻，省级行政区划为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2 个特别行政区。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规模，是中国大国的基本标志，也是实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战略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

中国不仅有着广袤的地域和庞大的人口规模，而且有着独特的广袤地域，独特、庞大的人口规模，从而构成了中国市场资源的独特性。从地域上看，中国在地域广袤的同时，不同地区气候、资源、人口分布差异极大。例如，能源资源与需求中心的逆向分布突出，中国地图上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直线——胡焕庸线所代表的分割，在将中国人口划分为两个极端不均衡区域的同时，也将中国的能源资源逆向地区划分为两个区域，形成了能源胡焕庸线。能源资源主要分布在该线的西北和西南，其中，76% 的煤炭分布在北部和西北部，80% 的水能分布在西南部，绝大部分太阳能分布在西北部，而东南方43.8% 的国土居住着94.1% 的人口，70% 以上的用电需求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又如，南北方人均水资源量分布极度不均衡，华北平原人均水资源量远远低于500 立方米，也就是国际标准中的极度缺水红线。但南方地区却拥有中国 80% 的水资源，长江平均径流量9 600 亿立方米，是黄淮海三河总径流量的近7 倍。从人口分布上看，中国人口分布也遵循胡焕庸线，这种先天的地理与人口分布格局，使中国的工业化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人类工业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但也构成了中国市场资源的独特性。

第一，中国广袤的国土面积意味着基础设施投入长期内是连接市场、打通市场所必不可少的投资。与此同时，独特的地理条件则意味着在整合市场时需要独特的技术路线，也即技术的地理适宜性。特定技术要符合高效率连接不同区域的要求，而特定地域条件又为特定技术发展提供了独特的需求。例如，为了实现远距离、低损耗的能源输送与调度，中国需要不断发展高压、超高压、特高压技术，将西部地区的火电，水电，光电和风电向人口密集的中部和东部输送，实现全国范围的电力资源分配；为了实现水资源的综合调度，中国通过南水北调这一大型系统工程进行人类文明史上规模空前的水资源重组；为了快速连接区域间的物流人流，中国需要发展高铁、磁悬浮等产业。这些为了实现国内不同地域间“连接”的独特的现代化能源、交通技术，不仅打造出中国独有的技术优势，也锻造出中国强大的产业规模。正是依托这些技术和产业，越来越密集的现代化交通网络、能源管网，最终跨越大江大河、高山峡谷、海湾海峡，将中国庞大国土面积上的14 亿人口连为一体。通过 500 多万公里的公路网、14 多万公里的铁路网、2 万多个港口泊位以及240 多个民用航空机场而全面连接的中国，每年可以将 176 亿人次及462 亿吨的货物送往天南海北各个角落。通过长度达到 30 万公里的输电线路、长度接近 9 万公里的天然气主干道网络以及通过东中西线干线总长度达4 350 公里、沿线六省市一级配套支渠约2 700 公里的南水北调工程，中国实现了北粮南运、北煤南运、南果北上、南水北调以及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独特的交通技术使这个原本自然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国家，形成一个涵盖全球1/5 人口的洲际规模市场（1）。这一庞大的市场不仅带来了无与伦比的规模效应，也让中国从一系列超级工程中获得足够的技术能力和经济回报，并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国家优势。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丁·雅克称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块大陆，是一种次全球体系”［7］。

第二，中国具有广阔的疆域，多层次、发展不均衡的经济区域，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具有竞争性，但同时又受中央政府统一引导，这种独特的管理体制与庞大的人口和地域规模的结合，使中国具有了更为复杂多样的政策选择和组合可能性，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具有更为多样的选择。一方面，地方政府竞争体系使中国不会产生东亚发展型国家那样以单一城市为发展极的模式，而是呈现出多样性、共同依存的发展模式，托马斯·海贝勒称之为“一国千模”［8］。另一方面，依托经济规模和地域差异，中国可以通过产业引导，同时在不同地域中建构更为全面、更为复杂、具有互补性和递进性的产业体系，同时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中端和高端产业，实现对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立体式布局。正如朱云汉指出的那样，雁阵模式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规模经济大到内部就可以实现雁阵模式，内部就可以进行垂直分工，增长动力可以从沿海延伸至中部、再到西部，形成一种多层次的接力赛［9］。

第三，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一般而言，国家大而民族小（如奥匈帝国、苏联），或国家小而民族大（如中东），都会对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制约作用，不仅大量的资源需要耗费在民族、宗教的纷争上，而且也难以长期坚持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中国的独特性在于：中国的国家认同是来自文明史的产物，借用马丁·雅克的话，就是中国由文明构成，而东亚发展型国家由民族构成［7］。东亚发展型国家经济优先目标的高度共识和集体意愿一致性的形成，主要来自外部威胁和殖民后的民族国家意识，但在中国，这种高度共识和集体意愿则主要来自中华文明基体的自信和大国复兴的要求。两者的差别不在于达成这一共识的难易度，而在于集体意愿和共同目标的可持续性。作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政治体规模存续时间超过数千年的“文明基体”，中国不仅可以借助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强大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现代化目标集体努力奋斗，而且可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证这种目标的梯度推进。如从小康到共同富裕，这种强凝聚性可以有效集中资源并使之在生产性活动中获得积累与增长。

四、从市场资源到市场规模

疆域广阔和人口众多是市场资源的基本要求， 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形成现实的市场规模。如果辽阔的疆域之间缺乏有效的基础设施，仍然是割裂的、零散的狭小市场；如果人口缺乏必要的教育投入，不具备适应现代生产活动的劳动技能，仍然无法形成有效的产出和需求。潜在的资源与现实市场规模之间的差距在于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以及与之对应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但不断提升的国民收入水平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市场资源到市场规模的转换，不会自然自动发生，而需要长期的投资、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变革等多种因素的系统作用。在斯密看来，分工可以促进劳动生产率和财富的增加，而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如果市场太小，没有人会完全投身于一个特殊的职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自由地把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产品换取别人需要的劳动产品”［10］。而要扩大市场规模，就需要人口集中、运输范围和能力的扩大以及国际贸易，在《国富论》中，斯密以搬运工在城市之外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来说明人口集中的规模效应，以水路交通为例说明运输范围扩大的重要性，“通过水路运输，各行业都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单靠陆路运输是无法实现的”［10］。而国际贸易对贸易国的好处，斯密不仅强调了对外贸易的互利性，而且强调了对外贸易除了交换所需商品之外的更大利益，即突破国内狭窄市场的障碍，促进国内分工向更高、更完善的状态发展，特别强调后者“伟大而重要”。

尽管斯密在论及市场规模重要性之前已经提到，交换能力引起劳动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10］。但直到杨格才将斯密这一简短描述中的理论含义清楚地概括出来。在斯密劳动分工思想的基础上，杨格提出了迂回生产和收益递增概念，认为最重要的分工形式是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及新行业的出现。在杨格看来，分工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其中某些过程终于导致机器的采用。而在机器使用的间接过程中，分工进一步发展，但后者从经济角度看又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即现有的需求规模是否值得进一步迂回。“为敲打一个铁钉而制造一把铁锤是浪费的，还不如使用手边任何拙笨的工具。为制造一百辆汽车而建造具有夹具、量具、机床、钻床、锻床和传送带等优良设备的工厂是不经济的，不如大部分使用标准的工具和机器，即更多地使用直接劳动，较少地使用间接劳动”［11］。但迂回生产又取决于市场规模，“是否值得建立制造铁锤的工厂或建造生产不同部件所需要的专门设备的工厂，还是取决于需要敲打多少钉子，能够售出多少汽车”［11］。而一旦迂回生产，又会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杨格的思想被概括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易言之，分工与市场规模之间存在双向回馈关系，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而市场规模受分工水平影响，是分工与市场间的互为决定、互相依赖的关系及其循环互动效应决定了最终的市场规模。从斯密和杨格的观点看，既有的人口、地域以及其他可投入要素的数量和结构等因素，只是市场规模的潜在可能性，而非决定因素。斯密并非在强调集聚、交通和贸易对市场规模扩张的积极作用，而是认为这些本身就是规模扩张的表现，其意义在于促进分工。而杨格不仅提出了规模对分工的意义，而且提出迂回生产的可行性。分工不仅取决于规模，而且首先需要在技术上可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杨格所提出的分工水平决定市场规模，也是对技术进步重要性的强调。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斯密和杨格所设想的分工、规模、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世界里，已经预设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分配主要手段的存在，市场机制的有效性是其理论分析的前提，两者都不涉及社会政治制度的背景。

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远比斯密和杨格更为详细，《共产党宣言》中不仅指出了规模与分工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还指出了“分工发展与市场扩展之间循环累积的相互促进关系”。这一发展机制持续运行的制度性条件，即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需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12］。当代新熊彼特学派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种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在伦德瓦尔看来，任何技术—经济范式都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社会— 政治范式（socio-political paradigm）要与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兼容。而多西则认为，技术进步本无好坏，关键在于社会政治领域与技术经济领域的适配。佩蕾丝则强调，技术革命需要政府对社会政治领域的型构（Socio- political shaping）及为新技术提供充分发挥潜能的竞技场，而且政府的职责也不只是危机过后的金融监管，还应包括在收入分配、失业等方面的积极干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强调的是协同演化，但伦德瓦尔和多西等人并未使用“作用与反作用”的传统表述，而是认为当这种协同陷入“困局锁定”时，可以通过社会—政治范式的主动变革打破这种“锁定”［13］。

这也就意味着，在将市场资源转换为市场规模的过程中，斯密和杨格所论述的人口集聚、技术进步、交通设施投资等固然重要，但更为基础也更容易被忽视的，则是多层次的制度供给——从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有效的市场机制和良好的市场秩序。从更为长期、更为根本性的意义上来说，促进市场资源转换的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比有形投资更为重要，无论是从制度的公共物品属性，还是从其全面促进经济发展的效能上而言，制度所发挥的作用都堪称一种“制度基础设施”。通过制度创新，不仅可以使投资更有效率，也能解决市场资源转换过程中的各种制度性瓶颈，从而有效提高经济部门的投资效率。从宏观层次而言，经济体制的转变有助于市场规模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改革，通过面向世界经济的开放，中国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市场规模，就是制度启动、释放市场资源潜能的典型代表；从微观层次而言，即使是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的确立，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也都可以起到深化分工和促进市场规模扩张的作用。20 世纪20 年代，美国政府强制推行工业产品度量体系，规定了各种产品零配件的标准化尺寸，这一制度措施不仅为日后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而且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大规模武器制造和战后黄金三十年的繁荣，都与这一“标准化”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市场规模的大小、市场水平的高低，是新发展格局能否顺利构建、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支撑。如果缺乏这一支撑基础，就难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就难以实现“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在激烈国际竞争中的强大竞争力、在全球资源分配中的强大推动力”。不能认为中国国土面积广袤、人口众多且居民最终消费总量不断上升，就已经充分发挥了市场资源的作用，已经实现了市场资源到市场规模的转换，更不能认为提升内需只是畅通市场流通或大上项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误区：认为畅通经济循环就是畅通物流，搞低层次物流循环；认为扩大内需、形成国内大市场，就是又开始搞盲目借贷扩大投资、过度刺激消费，甚至又去大搞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等［1］。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需要通过不断的基础设施投入、改造与升级，实现市场资源与市场主体的连接畅通；通过不断的技术进步，以市场秩序完善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来尽可能释放分工与规模之间的良性循环；通过政府的引导、监管尽可能释放技术革命浪潮的增长红利，从而升级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推进国内市场容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但如果缺乏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在核心技术上受制于人，市场资源转换为市场规模的主动权就会丢失，一个在关键技术领域中失去自主权和创新能力的经济体，不可避免地在全球分工与贸易秩序中处于较为低端和弱势的地位，无论是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还是产业基础的高级化和产业链的现代化，都无法获得持久的动力源泉。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在强调市场资源是重要支撑的同时，也反复强调自主创新与自立自强是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所在（2）。

五、市场资源如何支撑新发展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持久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教育投资，已经极大地将疆域辽阔和人口众多两个潜在的资源优势转换为现实的市场规模。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REITs 课题组指出，从基础设施存量占比角度看，至2017 年末，中国城镇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额达到 113.68 万亿元（3）。其中，仅国家电网截至 2021 年 9 月末总资产达45 157 亿元，2020 年中国电信总资产7 151 亿元，这些基础设施投资在有形的地理空间和无形的信息空间中将中国广袤大地上无数的经济主体连接起来，极大地启动了经济主体，为经济主体的生产、交易和消费创造了有力的支撑条件。以数字经济为例，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生活服务业领域的爆炸式增长，无疑得益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普及化。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截至2021 年末，中国手机上网人数已经达到 10.29 亿人，全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2 216 亿GB，比上年增长 33.9%。低廉、高速而广泛的信息连接使中国的市场规模在数字经济时代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威力，这是将潜在的人口总量转换为数据规模的典型表现。

市场资源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向市场规模转换，不仅是衡量新发展格局构建绩效的指标，也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从内、外两个市场的关系看，狭小的、割裂的国内市场在与外部市场产生交换关系时，不仅容易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底部竞争（race to the bottom），而且也不利于吸纳外部资源。形成强大的内需市场不仅有利于提升价值链地位，也易于巩固、强化供应链和产业链，更利于吸纳包括先进技术、高级人才在内的高端资源；与此同时，构建国内大市场、释放国内市场资源的过程，也是一种深化改革，倒逼高水平开放的过程，更是一个区域联动与协同发展的过程。从发展模式转变看，中国超大市场的建设也有利于中国国内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协同发展，形成上下游需求—创新—利润—研发的良性循环，更有利于促进自主创新与高水平自立自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内部超大市场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长远目标的实现，也有利于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争取更为稳定的经济环境。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如何将更多潜在的市场资源转换为现实的市场规模，并且充分发挥内需稳定增长、内外需求相互促进的作用？

第一，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整合既有市场资源，释放被分割、被阻断、被延滞的市场资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意见》从“立”的角度，明确要抓好“五统一”：一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二是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三是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四是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五是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破”的角度，《意见》明确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综合来看，“立”的五个方面，就是要从制度层面尽可能消除商品、服务和要素投入、流动中的交易成本，释放潜在的市场资源。从“破”的角度，就是要消除因垄断、不公平竞争而抑制的市场活力和长期的可增长市场规模。两者都有利于市场资源的充分转化，而通过充分释放被分割、被阻断、被延滞的市场资源，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这不但可以进一步实现国内市场的连通，而且可以有效吸引全球高端生产和创新要素，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创造条件。

“破”和“立”的相关规定，就其内容而言，并不复杂，但真正要落到实处，难在制度的执行。其中，尤其困难的在于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新发展格局时尤其强调要注意防范一些认识误区，其中就包括“各自为政、画地为牢，不关心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畅通全国大循环，只考虑建设本地区本区域小市场、搞自己的小循环”［1］。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低成本要素（包括环境资源成本）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竞争既充分发挥了积极性与能动性，但也遗留下了许多短期和局部观念，形成了诸多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比如对外资、外地企业的非平等政策，使企业在登记注册、跨区域经营或迁移中形成了许多障碍，从而产生诸多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以及限制商品服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政策，这事实上造成了大小学市场的市场资源浪费。“对一个具体的企业来说，中国的超级市场规模只是一个概念或环境，它要获取的是自己所在产业中能利用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市场是分割的，那么即使产业加总的需求规模很大，但是支持企业达到最小最佳规模的市场需求条件也不一定会被满足。中外企业普遍认为，中国的市场性状是理论上计算的市场规模大，但现实市场规模小。”［14］除了抑制规模效应之外，比较严重的区域分割同时还抑制市场竞争，在影响企业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压抑了消费者福利。因此，必须以全国一盘棋的思路建设全国统一协调市场，使国内大市场规模效应充分释放，通过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充分拓展与释放现有市场资源。

第二，“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打造高水平开放经济体系。在用好、用活市场资源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市场资源不仅限于国内，也包括国外，两种资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2020 年 11 月19 日，习近平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中国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条件，充分考虑经济全球化和外部环境变化所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市场潜力将充分激发，为世界各国创造更多需求；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进一步敞开，同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中国的对外合作将不断深化，同世界各国实现互利共赢［15］。因此，在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的过程中，既要“走出去”，尤其是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等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以及“一带一路”“一极一道”的投资建设；又要“引进来”，利用既有的产业优势、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获取外部市场资源，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在竞争压力和市场规模扩大过程中提高技术水平。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提升内需规模与水平。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突出的误区就是认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提升消费需求。毫无疑问，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形成高水平的内需市场，这包括但并不限于消费潜力释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强调的扩大内需，并不只是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必须在合理引导消费、储蓄、投资等方面进行有效制度安排。从包括消费潜力提升和释放的角度看，当前中国的确存在居民消费压抑的情况。从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看，20 世纪90 年代末期开始，一般政府最终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和居民最终消费在最终消费支出中的占比呈现出“一进一退”的格局，居民最终消费占比较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的 78% 左右下降了大约十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近年来最终消费需求所体现出的贡献率，更多来自政府最终消费的增长。具体如图1 所示。

图1  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的构成（1972—2020 年）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增速上，中国居民消费增速在 2002—2011 年一直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但 2012—2022 年开始趋缓，最高为 9.2%，2020 年负增长-2.5%；总量上，居民消费占GDP 比重仍然较低，且在发展特征上呈现逐步减少趋势，如 2005 至今始终在 3 字区，处于 39%~34% 之间，1990—2004 年则在 4 字区，在 49.9%~40% 之间波动。2020 年居民消费占比为 38%，远低于发达国家60% 左右的水平。造成居民消费提升乏力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房地产、社保、医疗的挤出效应，也有基尼系数过高，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等的原因。针对这些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要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改善低收入者需求扩张的基本条件，提升最大基数群体的消费支出水平。

而之所以要从不限于消费潜力提升和释放的角度看，是因为不能脱离投资需求谈内需市场建设，更不能脱离投资需求谈消费需求，如果脱离投资需求增长，高质量的投资需求不足，消费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从根本上而言，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必须建立在持续的就业率和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要保持生产率、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的平行增长，形成积累（投资）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从而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良性循环，生产率提升是根本性的决定因素。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工作、有钱花且愿意花，必须抓产业、抓创新，在促进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过程中，实现产业发展与市场规模增长的良性互动。这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供给侧有效畅通，有效供给能力强可以穿透循环堵点、消除瓶颈制约，可以创造就业和提供收入，从而形成需求能力。”［1］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误区也包括了“不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注重需求侧管理，无法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原因也在于此。

简言之，需求侧管理很重要，但不能孤立、割裂于供给侧，而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也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进行需求侧管理。因为实际工资以及可支配收入不会自动地、必然地平行于生产率增长。在消费需求的提升方面，一是破除制约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制度性障碍。要使劳动者收入尽可能转化为消费支出，释放消费需求的潜力，就不能使劳动者承受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如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为此，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事关民生的制度改革势在必行。要满足不断升级变化的多样性消费需求，提升消费层次，就需要着力解决消费需求供给中的结构性问题，使消费供给更好地匹配美好生活需要。二是建立健全三次分配的对应制度，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总体原则上，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的重点在初次和二次分配上：在初次分配中，重点在于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保障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在二次分配过程中，重点要放在直接税制度的完善上。三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改善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在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2022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选择一批条件好的县城作为示范地区重点发展，防止人口流失县城盲目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充分释放不同区域的区域优势与发展潜力，缩小区域差距。通过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六、结  语

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不仅是应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压舱石，也是应对全球价值链动态重构过程中技术冲击的定盘星。综合来看，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逆全球化主义仍将继续，机器人、3D 打印等技术也会对全球商品贸易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应对因复杂的技术、制度因素所带来的外部不确定性，最可靠也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提升内需的规模与质量，使经济循环更多地依赖和服务于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成为最终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国内分工水平的深化和供应链管理水平的提高，不仅可以有效应对断链、卡脖子的冲击，而且有助于国内大市场的稳固；而强大的国内大市场形成的稳固基本盘，也会对全球要素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增强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中的影响力，提升产业竞争力，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国内大市场的规模和地位，从而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定力的同时，也在全球资源分配中发挥更强的推动力。因此，利用好宝贵的市场资源，是增强中国经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的保障。

但必须认识到，市场规模并非人口、地域的同义语，而是分工水平、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高低的经济映射。市场规模的扩展，是不断提高的可支配收入带来的消费需求提升、不断深化的分工水平和产业协同带来的投资需求增长的产物。但市场资源优势不会自动产生，只有通过创新不断改进供给侧质量，从而在不断创造市场的过程中，推动经济循环形成供给创造需求的高水平动态平衡，促使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良性增长，潜在、丰富的市场资源才能充分转换为庞大的市场规模，并在经济循环过程中不断得以强化。而这一过程要不断循环往复，就需要高水平自主自强保障其连续性和完整性，使经济循环不被打断。从这一意义上而言，市场资源作为雄厚支撑，与自主创新作为关键特征，都是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要件。

注     释：

（1）数据源：星球研究所《这里是中国》，中信出版社，2019年。

（2）在《把握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全篇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次提到创新， 次提到自立自强。

（3）中国存量基础设施存量规模超过 100 万亿元（https：// www. sohu. com/ a/ 289 135 926_ 714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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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习近平. 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互利共赢——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EB/OL］. （2020-11-19）［2022-05-28］.  http :// www.  gov.  cn/ gong bao/ con tent/ 2020/ con tent_ 556 5810. 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