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刘尚希

简 介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刊  期  《财贸经济》2022年第9期

从历史角度观察，市场经济蕴含着一种“创造性破坏”机制。“破”的是旧技术、旧产品和旧结构，“创造”的是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结构。市场经济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的，从蒸汽机广泛使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电气化、内燃机广泛使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形成了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以及殖民体系和全球市场体系的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电子计算机广泛使用和空间技术发展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再一次改变了全球的经济政治格局。全球经济重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以及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革命的到来，都离不开“创造性破坏”力量的推动。人类文明呈现加速演进的态势。

市场竞争带来的创造性破坏，致使市场经济引领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迄今为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的生产力依然处于全球发展的前列。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危机中发展起来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以及人与自然冲突造成的环境危机、全球竞争抢夺利益带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正在演化的全球大变局，都反映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宿命——可能最终为自己的成功所毁灭（熊彼特）。

自1825年英国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总是伴随各种危机。不断爆发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在工业化过程中，美、英、日、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环境危机。例如，“八大公害事件”危及人类生命健康，导致发展不可持续。通过法治、税费改革、技术创新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等措施进行改良，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矫正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资本主义国家得以走出泥沼。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工业化之路的教训是深刻的，遗憾的是，后发展国家仍没有避开这条工业化之路。在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两极分化，造就了贫困的无产阶级，催生了生产过剩危机，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危机推动了资本主义改革，从美国罗斯福新政，到英国《贝弗里奇报告》及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一度大幅度矫正了市场经济的“马太效应”，消除了绝对贫困，中产阶层扩大，贫富差距缩小。古典自由市场经济转变为“混合市场经济”，政府的作用明显加大。然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贫富差距又再度扩大，财富聚集和集中的趋势在不断强化。贫富差距向社会深层传导，并在代际之间传导、固化，中产阶层缩小，社会极化现象加重。社会福利制度在选票政治机制的作用下，在一些国家变异为发展动力日渐弱化的“福利陷阱”，财政不堪重负，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社会矛盾加剧。全球疫情、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全球贫困人口不断增多。社会不平等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后起之秀，在“干中学”赶超，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我国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成熟的阶段。“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只有深度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教训，才能走出一条创新之路，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稳致远。

凡是市场经济，都离不开资本逻辑，即在资源配置中“资本说了算”，因为资本是风险的承担者，市场是资本的舞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引进外资开始的，充分利用资本的风险承担功能、要素组合功能和创新功能，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差别，并非资本逻辑的存在，而在于资本是否成为“主义”。资本一旦成为一种主义，便意味着资本至上，成为一种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成为制度体系的核心和底层逻辑。资本主义也就是资本至上的制度，资本成为社会的普照之光。

当资本成为一种主义，它就会凌驾于社会之上，产生“社会排斥”，即从经济的不平等衍生出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不在于消灭经济上的不平等，搞平均主义，而在于遏制贫富代际传递产生的社会阶层固化，保持社会纵向的流动性，使每一个人都有发展的平等机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自由是目的，人的自由成为手段。由于资本至上，资本追逐的不仅是市场中的利润，而且包括社会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资本主义的法治隔断了直接的权钱交易，直接的权力资本化基本上被遏制了，但不妨碍以间接的方式实现资本与政治权力、公共政策，甚至与法律制度的勾连，所谓的“金钱政治”即在于此。当资本成为一种社会价值观和行为准则的情况下，“向钱看”就会成为一种文化，资本的支配力量就会超越市场领域。“物”成为发展的目的，而人反而成为“物”和“资本”的附庸。这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发展中是十分明显的。现代资本主义改进了许多，资本所有者、企业的社会责任加重了，社会的自律性和自组织、自管理也在强化。但“资本至上”并未因此而改变，资本逻辑仍高于人本逻辑。加上“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帮助，社会道德关系、家庭婚姻、思想交流都纳入了资本的逻辑轨道，衍生出“社会资本”“思想市场”“政治市场”等概念，“成本-收益”成为社会通用的行为准则。只要“资本至上”这个底层逻辑依然存在，即使劳资关系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政治附庸于资本的状况也不会发生根本改变，社会的主体依然是资本（财富），而不是人民。在这种底层逻辑支配下，贫富差距、能力鸿沟的缩小仅仅是一种愿望。最新研究显示，在发达国家，财富越来越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比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一些发达国家曾经想改善这种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但底层逻辑决定其无能为力。资本至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宿命，被自己的成功所打败。

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存在资本、是否有资本逻辑、是否有私人资本、是否有私人所有权，而在于人本逻辑是否真正成为主导，人民至上是否成为法律、制度和政府行为的底色，每一个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是否成为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与“资本”成为“主义”相对应，“社会”成为“主义”的核心要义是通过党的领导和法律制度规定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是基于人，旨在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全面发展，财富积累、资本发展都是手段；而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基于物（资本），旨在实现资本的自由和不断增值，人的自由、消费都是手段。不言而喻，资本、私人所有权不是束缚人发展的绳索，相反，是促进人发展的要素和工具，是自由和平等的基础。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自身否定之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必要性，这实质上指出，只要否定了资本至上，私人所有权并不会导致人的异化。社会两极分化、人的异化的根源不是私人所有权，而是资本至上的制度安排。在人民至上的制度体系中，资本和私人所有权是每一个人实现自身发展的工具，是市场经济创新的动力。资本和私人所有权是作为价值，还是作为工具，其在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定位不同，决定了社会结构体系的性质不同。这好比石墨和金刚石，都是碳元素（C）,但由于碳原子的排列方式不同,造成了它们的性质不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就在于一方面实现了国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另一方面把过去认为水火不相容的私人所有权包容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形成了基于产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从而造就了中国的两个奇迹——长期增长的奇迹、长期稳定的奇迹。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是平等的，都服从于市场规则和资本共同属性——在风险中增值。以增值为目标，并不否定资本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等于唯利是图。资本一旦不追求回报，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就意味着退出了市场，退出了市场竞争，转变为消费性的财产。选择市场经济，让资本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改变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性质。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石是产权，而不再是绝对所有权。这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市场经济有很大变化，源于市场机制蕴含的“创造性破坏”，淘汰了旧的资本组织形式——家族式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于一身；创造了新的资本组织形式——经理层经营，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并以社会化的方式呈现——股份制。数字化又在创造新的组织形式，数字资本成为新的资本形态。生产的组织方式从工厂制转向公司制，数字化推动下又进一步转向平台化。无论国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其所有权权能都在不断裂变，不断结构化和社会化，不断创新资本在“风险中增值”的方式。金融、资本市场加速了所有权权能的社会化、结构化：从以“占有”为中心转向以“使用”为中心，数字化推动的共享平台的发展更是凸显了这一点，社会生产力由此快速发展。

体现人民至上的经济制度不再是传统的所有制，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产权制度，并由此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融合。国家所有的资源是公共资源，全体人民都有平等机会来获得和使用。一方面，国家可通过所有权获得的资本增值收益来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另一方面，通过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依靠群众来配置资源、使用资源、创造价值，给每一个劳动者、创业者和创新者积累财富的平等机会，摆脱贫困，富裕起来，过上好日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就是“群众经济”，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资本掌握在群众手中，就会成为群众过上好日子的工具和路径。依法保护好群众的资本和产权，调动其创业的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所在。

人民至上、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体现在发展方式上就是“包容性发展”。所谓包容性发展，即每个人的发展是所有人发展的条件，所有人的发展是每个人发展的条件。在经济层面，包容性发展就是鼓励公平竞争，实现所有权中性，消除类似“三门”（旋转门、弹簧门和玻璃门）的排斥现象，并依靠所有人掌握的各种形态的财富资本来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平等的、开放的，不仅要对外开放，而且要对国内的不同资本所有者平等开放。在社会层面，包容性发展就是坚持社会平等，消除社会排斥，让所有人拥有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履行同等的义务，人人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采取诸多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包容性发展，但由于资本至上的本质没有变，资本逻辑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不平等带来的社会排斥现象无法根本消除，实现包容性发展是有限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理论上最有条件实现包容性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基本国情出发，进行市场化改革，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群众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财富资本，推动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和社会生产力发展。在新发展阶段，群众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以及群众积累的财富资本得到依法保护和有效使用，这依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最为重要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掌握资本的人民群众更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市场经济为人民群众搭建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大舞台，只要坚持人民至上的制度安排，让人民群众掌握和积累更多的资本，在发展中实现包容就有了条件。要平等保护劳动收入和资本增值，激励创业和资本积累。同时，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制约资本组合生产要素功能发挥的障碍，让群众掌握的资本在自由选择和风险中实现增值。

包容性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条件以“人民逻辑”来约束“资本逻辑”，防止其变异为资本至上，凌驾于社会之上，从而产生两极分化。人民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保障社会成员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不产生社会排斥；而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保护资本合法增值，鼓励资本承担风险组合生产要素，推动创新，以“破坏性创造”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以人民逻辑为主导，两相结合，包容性发展就有了条件。有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人民逻辑的主导地位就有了保障，包容性发展就能得以实现。

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包容性发展的步伐在加快。但我国社会转型滞后于经济转型，存在所有制、社会、经济三个“二元”结构，产生了群体性的能力鸿沟，制约了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推进。为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全面实现包容性发展，我们需要抓好以下几点：一是以产权制度改革破解所有制二元，加快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改革，消除市场分割，推动不同所有权资本的融合发展；二是加快社会改革，打破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体制，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实现从“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变，给予每个人平等发展的机会，提升每个人的能力，走向具有更大包容性的发展；三是以发展逻辑破解经济二元，摆脱原有的只从物质现代化角度考虑问题的惯性，以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通过国民素质（包括健康素质、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等方面）和能力的普遍提升，为“发展”而不只是“增长”奠定更加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人类开始进入数字文明时代，为包容性发展提供了新条件。数字化改变了人和人的交往方式、人和物的权属关系，许多资源从原来的不可交易变得可交易，难以使用的闲置财富也变得可以使用共享，资本的作用范围也由此扩大，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致富机会。数字化与资本结合，将产生新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包容性发展呈现新特征，同时，也面临“数字鸿沟”的新挑战。为此，推动数字化最重要的是坚持人民至上，要防范“数字资本”产生新的社会排斥。数据确权、平台监管、隐私保护、法治建设等都要超越工业化时代的思维范式，只有与时俱进，我们才能抓住数字革命带给我们的历史性机遇，为民族复兴增添新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