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要在制高点领域引入竞争

周其仁

　　
　　（50人论坛·北京）“资本罢工”原因何在？
　　“资本罢工”意指民间投资上不来。周其仁一如既往、观点鲜明。他认为，民间投资不足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减缓的一个主要原因。原因如下：
　　第一，九十年代初，政府政策向国有大企业过度倾斜。这个做法需要反思，世界各国没有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向大企业倾斜的，政府都是向小企业倾斜，向消费者倾斜。因为消费者和小企业是弱小的，在市场里本来就可能处于不利的地位。大企业已经具有了市场权力，政府的作用是要制衡它，防止大企业侵占消费者的利益，这是成熟市场经济的惯例。而在我国，向大企业倾斜成为一个正面的口号，所有资源，包括银行的资源、股市的资源都向国有大企业倾斜。结果使民间投资机会大大减少。
　　第二，高利润部门的市场禁入。垄断权力在高利润部门中造就了大量的浪费，它的利润并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利润。如果让民间来做，利润还会更高。
　　第三，自发的产权改革因缺乏法治保护而导致资本外流。樊纲的研究曾有过一个分析，认为中国的资本外流超过资本流入的绝对量,这可以为投资不足做一个注脚。
　　“事实上，投资不足的背后有一些制度问题。也许，短期的宏观政策运用得当可以缓解矛盾，但这些制度问题却不是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可以解决的。”
　　周其仁判断说，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对中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乐观态度并没有得到多少有力的实证的支持。2000年四季度的数据表明，拐点并不显著，而且还会往下拖。同时石油价格上涨是经济转热的重要原因，如果抛掉这个因素，那就会发现很大的问题。从长远看，如果中国不能在这个阶段有效地动员国内外的民间资源来追加投资，经济的长期发展将是非常困难的。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短期经济问题背后的一些长期因素。”
　　
　　“制高点”战略的得失：市场化改革的源起
　　《制高点》由两名外国记者所著，书中认为，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国家的命脉，控制“制高点”，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对此，周其仁指出，该理论的由来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因此出现了许多变化。如英国国有化、美国管制体制和苏联计划公有制。
　　据周其仁介绍，英国的国有化几乎涉及了所有行业。美国由于自由市场力量的强大，国有化无法推行，就发展出一套很有名的管制体制：企业是私有的，但订价、成本、产品标准均由政府管制，进入某一行业的公司必须由政府发放执照。它既不同于国有化，也不同于直接的中央计划经济，而是由政府设定一套管制方法，用法律、行政的手段使得企业不能自由活动。除此之外，就是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英国国有化最高的时候大概占整个资产的30％，苏联国有化却是全盘国有化，所有资源国有化。可见，经过三十年代危机、四十年代战争，全世界都出现了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的趋势。值得肯定的是，这些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周其仁说，“这样做的后果和代价是经济效益和经济活力的普遍下降。因为一切经济活动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和部门管理，民间的企业家精神被窒息，经济创造速度减慢，熊彼特所讲的创新精神必然被压制。大量的管制、条文、程序，如果没有相应的政府体制的变化，没有民主监督、舆论监督，那么姓芫臀薹ū苊?amp;amp;#0;�政府管制中包含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商界就要通过行贿从中渔利。‘印度模式’、‘印度道路’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印度在政治上追求民主，但是经济体制却是计划的。中央计划体制之下，一切经济活动都需要政府的审批，都需要执照(License)，这就是所谓的执照经济(LicenseEconomy)。在这样的体制下，经济问题层出不穷，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印度经济就在走下坡路。”
　　“一个现实的选择是市场化改革。国家尽管在不断地介入经济生活，但其消极后果却迫使国家最终必须撤出。”
　　
　　90年代新突破：在制高点引进竞争
　　回顾中国经济二十年的增长经验，周其仁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正是来源于垄断的突破。其中，城市就业体制的突破产生了中国改革的第一次浪潮，第二次改革浪潮则是突破层层禁锢的农村改革。第三就是对外开放，从外资禁入到外资进入。然后，再下一步就是微观企业的改革，包括股份制改革，其中迈出的每一步都曾引起过天翻地覆的争论。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新突破，就是在制高点行业引进竞争。
　　周其仁分析说，“随着改革的深入，非要害部门的私有经济已经被接受了。九十年代的突破是围绕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展开的。同样是国家控制，怎样控制、要不要引入竞争，这些问题都开始提上日程。然而，这个领域的改革要难得多。因为它的对象是‘制高点’，也就是国民经济的命脉。”
　　在周其仁看来，国民经济都是一个投入产出的有机整体，很难说谁更重要。但传统的认识则认为有些行业非常重要，必须由国家控制。
　　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控制这样的行业要不要考虑经济效益？对此，周其仁表示：“如果不要考虑效益，那么讨论就没有必要。但问题是，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国际竞争力，随着开放的深入，这样的行业根本不可能生存下来。”
　　
　　英国的重建管制与美国的管制改革
　　周其仁概括了国际经验中的管制改革(regulatoryreform)，并对其引进和强化市场竞争，突破市场的行政性垄断作了阐述。
　　英国的铁路部门、电信部门原来都是国有的，国家没有盈利动机，不追逐利润，效益损失很大。改革以后，这些部门变成了公司，引入了投资人，开始追逐利润。与此同时，这样的公司可能控制了70％的市场，它肯定会利用市场权力，通过垄断定价把大量的消费者利益转移到手中，因此就使得一些特权部门、特权公司拿到了一个远远高于竞争市场上利润，损害了社会利益，形成新的社会矛盾。
　　周其仁说，“中国目前的情况与英国有些类似，用行政班子管理企业，靠行政手段进行商业活动，推进商业化、市场化、公司化和现代企业制度等，这样必然会损害社会经济利益。因此，引进管制改革是当务之急。”“撒切尔夫人改革国有化经济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重建管制。对国有化经济来说，管制是一个重建的过程，由于有些公司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政府就有职责禁止它凭借市场垄断力量谋求不正当利益，所以重建管制是改革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里根政府则提供了另一条很有价值的经验。美国有很成熟的管制，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斯蒂格勒做过大量经验研究后发现，管制机关最后成了被管制公司的俘虏。由于管制中政府了解的情况比被管制企业少，被管制公司可以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诱导管制对自己更为有利。管制的最终结果就是竞争进入减少，政府和大公司成为共谋，分享市场利益。这又进一步造成了美国的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因此美国政府也要改革，改革管制。周其仁说，“美国的改革刺激了英国。英国正在建立管制，而美国却在改管制，因此英国在这个转型阶段既需要管制，又需要选择好的管制模式。中国也有这个问题：原来许多行业并不需要盈利，例如电信和铁路，但现在它们都有了盈利的目标。这是个进步，但也要注意到这些垄断部门的盈利，有时并不是通过好的管理和节约成本，而是通过转移收入��把老百姓的收入刮走了。现在，收费部门的盈利动机正在为市场化改革制造成本。”“所以，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是必须要进行管制，同时要考虑如何进行管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是能够从美国和英国的经验中获得一些帮助的。”
　　
　　美国的经验：在竞争中发现新的模式
　　美国在七十－八十年代有一场政府与市场、企业的关系的改革，使得传统管制体制有所松动。其中，最有名的是航天领域的改革。三十年代以后，美国的航空管制局是一个官僚性部门，大权在握，飞机航线、飞机型号、机票定价全部要由行政部门决定。七十年代末，里根政府委派科恩��一位长期研究管制问题的经济学家，来管理航空管制局。科恩主张放宽竞争、允许新的航空公司进入，允许航空公司相对自由地定价，因此得罪了一大帮既得利益集团。当时，这场改革的矛盾非常尖锐。一家航空公司的老总出来挑战新的局长，说经济学家不懂航空，说你能不能讲清楚一共有多少种飞机的型号。科恩反驳道：对我而言，它们都是带翅膀的边际成本，只要按边际成本定价就会合理。科恩修改立法，最后取消了航空局，使得很多公司可以竞争，改变了美国航空业。现在，美国的航空业领导世界潮流，创造出了一套非常合理的运行体制。
　　周其仁说，“在竞争当中发现新的模式，这是竞争对成本、对如何满足顾客的需要做出反应的结果。美国的发展正是这一规律的体现。从七十年代开始，在改完航空业之后，美国又开放电信、长途运输、电力、公用事业，直到开放邮政，现在连监狱也要改。对很多领域改革的争论是正常的，但必须看到的是，一旦进行改革、引入竞争，人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就会提高服务质量与降低经营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竞争是市场经济里最有效率的教育。”
　　“美国七、八十年代的企业重组也是遵循这一思路。企业重组，说到底就是激发企业家精神，把能干的人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这个过程不是通过行政任命，而是通过市场中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实现的。正是这些竞争、开放和重组，构成了美国今天新经济的基础。其原因在于，竞争中大量的资源自发流向信息技术，然后是风险投资跟进，它与活跃的资本市场一起来支持技术革新。这又进一步刺激了整个社会创业精神的上升：三十年代高管制的情况下，美国的中产阶级模式是拿一个长春藤的学位，然后进大公司的好部门。80年代、90年代以后，硅谷的精英们轻装前进，从车库里创造出商业奇迹，这是一种全然不同的创业模式。尽管现在Nasdaq下跌了，但它所造就的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如果没有这场变革，这是无法想象的。”
　　这场变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直接造就了90年代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正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比物价上升的速度快，美国经济才可以长期保持高增长、低通涨的良好态势。美国经济的增长进一步带动了世界经济近10年的高速增长，而如此巨大的经济进步回到微观经济基础上看，其源头就在于制度创新带来了企业家精神的极大发挥。
周其仁强调说，“这条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与我们的经验也一致��凡是政府管得过于具体的地区，经济发展就可能有问题，企业开工不足、就业不足，整天围着政府喊困难。相反，从宁波、台州和温州等地的发展看，根本不存在这些现象。原因在于，浙江等地国有经济比例很小、政府没有对经济生活进行强大干预的力量，民间自发的企业家精神起了作用，这与美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类似的。因此，我相信浙江经验具有积极的意义，它表明中国的企业家资源是非常丰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