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9月8日澎湃新闻。

目前部分国家的滞胀已经来临，全球滞胀的出现是大概率事件。人类历史上的高通胀一般与战争和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瘟疫就像一场战争在供给和需求两端产生不对称的冲击。

对于全球经济所处的状态可以总结为疫情中期化，疫情救助的天量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刺激，俄乌冲突中期化，全球化时代第一次大的供应链冲击和大宗商品价格冲击。

全球经济现状导致“高成本时代到来”。“高成本时代到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人类即使摆脱新冠疫情这两年的冲击，使疫情常态化，病毒与人类共存，导致各类健康防护成本上升；第二，逆全球化带来的技术创新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第三，《巴黎协定》之后，各国签订的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协议直接使全球进入了绿色转型的新时代；第四，大国之间的博弈、区域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常态化，地缘政治恶化带来了防务成本的增长；第五，高债务与高利率带来的高还本付息；第六，劳动力紧缺与工资物价联动机制的出现。

不过，本轮全球滞胀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相比还是有不少差别，所以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从需求端来说，量化宽松的退出需要路径设计，财政赤字的收缩问题；从供给端来说，劳动力的市场和结构性改革需要关注；中长期成本问题需要国际协调，包括绿色转型成本，大宗商品成本，防务成本，供应链重构成本。

本轮滞胀也将对全球金融造成冲击，冲击主要表现为：利率将持续快速上升；汇率较大波动成为常态；各类债务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房地产价格以及相关资金链条存在疑虑；股票市场是否已经开始调整，后续是否在美国经济衰退中出现进一步的变化？

在各类债务的可持续问题上，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数据，2020年全球债务总和为293万亿美元，全球债务总额约是GDP的3.6倍。2021年全球债务总额约是GDP的3.51倍，但是债务总额增长了10万亿美元，达到了303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已经相当于美国国债的10倍。

其中，新兴经济国家和局部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较为严重，其总债务率达到207%，其中政府债务率达到64%，是过去30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中国在本轮全球滞胀中有其特殊地位——超级供给能力，能源政策的前期布局，各类政策的控制，中国金融体系的调整及其弹性韧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球滞胀是不是并不意味着中国滞胀？

在全球通货膨胀出现的同时，中国虽然面临价格和成本输入型压力，但是这种压力是有限的。从过去几年大宗商品的波动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市场在消化成本冲击上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在进口价格指数上涨15个百分点，原材料购买指数上涨10个百分点下，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般也就上涨2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市场消化能力很强。

中国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2.7%，不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8%。因此，这不是很多人简单认为的通货膨胀来了，反而是有紧缩的压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背离？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超级供给能力，能够平衡物价上涨的因素。

在全球滞胀的过程，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是平衡全球滞胀的重要因素，同时全球滞胀也将给予中国经济转型再发力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