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尚希：今年以来，我国持续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上疫情冲击和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加大了稳经济的难度。这种情况下，就要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来对冲风险，促进经济恢复。但宏观调控是经济发展的外因，最终还是要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共同富裕也才能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央多次强调，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也是旨在更多依靠改革创新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

刘尚希：一般意义上，个人消费不足要通过公共消费弥补，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居民收入在普遍增加。在此基础上，对低收入者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对缺乏劳动能力的群体以及失业人群提供救济补助，保障其基本生活。

整体来说，消费的恢复和提升，还是依赖经济发展对个人消费的提升，而不应片面依赖财政手段去弥补个人消费不足。一方面，天上不会掉馅饼，财政收入归根结底都是依赖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府更侧重于减少各种不确定性对经济运行的干扰和冲击，包括大力度减税降费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等，避免出现大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带来较大规模失业，进而导致整体需求的收缩。

刘尚希：从全国看，过去我们都是从静态地理概念的视角看待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成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等，并对欠发达地区进行转移支付。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地区间贫富差距已经从静态变成动态，因为人是流动的。如果欠发达地区的大量人口都已经来到经济发达地区，但是转移支付还是根据原有户籍人口的份额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这就可能造成与这些人的实际需求脱节。

一方面，政府要放弃以静态地理概念来缩小区域差距和分配公共资源的传统做法。省以下财政体制、转移支付要转向以动态社会来设计优化，让公共资源的配置、布局跟随人走。

另一方面，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也要瞄准就业技能提升，要瞄准缩短区域之间人力资本差距，而不能把转移支付的金额多少作为评价的标准，要关注转移支付对当地居民特别是中青年劳动者技能提升的效果，同时还要不断提高当地政府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还要重视激励相容的问题。激励相容是指这么一种制度安排，让行为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正好与集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相吻合。多元目标下的激励相容，就要求在上级政府机构对下级的工作督查中，要对工作和改革目标进行排序，不能将长期问题当成短期问题，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

在我看来，区域协调本质上不是协调区域之间的关系，而是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群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的集聚不能仅仅从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角度，还要作为社会主体考虑，要通过多种手段让不同群体都能享受同城待遇，让外来流动人口在城市扎根，逐步改变家庭状况，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