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深港两地的产业现状入手，分析当前深港制造业合作的基础、进展以及主要制约因素，提出推进两地制造业合作的具体思路及建议：即两条路径和四项举措。两条路径指的是在前海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以“前研后造”模式将香港的研发优势和深圳的制造优势充分结合，配合周边的会展、商务、金融、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打造融合发展的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在规划中的新田科技城探索“研造一体”模式集合深圳、香港优势制造企业关键生产环节和河套科技创新区已有的科创资源，打造高附加值产业链环节集聚要地，推进香港“再工业化”，同时为应对国外针对中国大陆的供应链阻断提供缓冲地带。为提高上述路径的可行性，需要从工业用地、企业布局、人才供给和生产性服务配套等四个方面做好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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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深港制造业合作的

基础、进展及主要制约因素

（1）“再工业化”成为香港发展焦点

香港早期通过制造业外迁、大力发展服务业，缓解了原材料、土地、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迅速成为全球贸易、航运和金融中心，延续了经济繁荣之路。但高度依赖服务业的经济结构的脆弱性随着时间推移也逐渐暴露。先是九十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香港的股市和楼市都遭受重创，楼市更是经历了长达六年的下跌，直到2005年经济才开始有起色；接着2019年初“修例风波”下的社会动乱给住宿、餐饮等服务业带来沉重打击，年末经济已呈现负增长[1]；再随后由2020年初开始的全球疫情迄今为止已近三年，香港共经历了五波疫情高峰，航空、运输、旅游、餐饮、住宿、跨境购物消费等各类服务业所受影响仍在持续，复苏进程推动缓慢。大陆同样受疫情影响，服务业面临冲击，但工业的快速复工复产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本土经济触底回升，而且通过出口缓解了其他国家供应链受疫情切断所导致的生产停滞、物资短缺等问题。这印证了工业经济的韧性，也坚定了香港各界“再工业化”的决心。

2022年6月特区立法会通过的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中，将创新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还通过了议员陈祖恒动议的“制订全盘工业蓝图，推动香港工业发展”议案，包括优化各项工业及创科资助计划、加强支援港企境外研发与生产等建议。7月香港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发布“香港工业4.0——再工业化启动建议书”，建议可由具中短期和长期成效的两大方向双线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分别是促进传统工业智能化，以及推动高新科技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再工业化”成为香港发展的焦点。

（2）“工业立市”是深圳打造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深圳自上世纪70年代通过与香港“前店后厂”模式建立起工业根基后，便一直致力于工业的发展壮大，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制造业在整个城市经济中占据重要支柱地位，是国内一线城市当中唯一一个工业占比近40%的城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续三年稳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但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国际先进城市的共性问题，即土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工业制造业企业外迁。

赛迪顾问2022年6月的统计报告显示，2017年深圳市迁出制造业企业463家，2021年增长到4344家，4年间外迁企业数量增长近10倍。更为严重的是，在整体迁移的企业中，有95.6%的企业注册资本超千万元，其中注册资本在5000万元至1亿元的企业占比75%，大中型企业的持续外迁对深圳的制造业根基将产生冲击，如果放任将会面临和香港一样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如何在遵循产业发展变迁规律的同时保证制造业的优势地位？深圳给出的答案是产业的更新迭代升级。2022年5月，深圳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深圳工业经济稳增长提质量的若干措施》，明确“开创工业立市新格局、争创制造强市新优势”，6月发布《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通过对战新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长远谋划布局，对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引领提升，稳住制造业基本盘，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深港两地对于工业制造业的共同关注和谋划布局为两地开展制造业领域合作打开政策口子，有望创下继“前店后厂”之后的又一合作传奇。

以往深港两地的合作主要集中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关于制造业的合作尚未形成完整体系，但个别成功实践足够引起重视和思考，如大疆无人机，起初只是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科研成果，到深圳落地后只花了短短十几年时间就发展成消费级无人机领域的世界第一大产业。如何把深港两地优势结合起来推进制造业的升级迭代至关重要。

2022年1月广东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省政协常委、深圳市宝安区工商联主席曾少强提出应充分发挥前海“新扩”片区制造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探索建设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应用的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4月，深圳市七届政协二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委员、宝安区政协主席姚刚提交《关于打造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的提案》，多角度建议推动香港先进技术在合作区转化落地。6月，深圳市政协举办“打造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重点提案深聊会，进一步讨论宝安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建设思路。8月，宝安区发布重大空间发展战略，明确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作为其“一带两心四片”布局中四大先进制造业片区之一，充分发挥前海“扩区”政策优势，融入深港创新链，吸引深港成长型企业，承载深港创新转化，承接落地对港合作项目，推动香港技术、创意在宝安迅速落地生产，实现深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除宝安的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外，关于在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中推动深港共建“20+8”产业集群的方案也引发关注。7月来自全国港澳研究会、中国银行(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部门、前海管理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多位智库专家学者举行研讨会，重点研讨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再工业化和深港产业对接、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等热点问题。与会专家提出香港“再工业化”是国家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部都会区发展创新科技产业，需要发挥香港基础研究实力强的优势，与深圳共建“20+8”产业集群，推动深港合作共建一体化的开放创新体系。

宝安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片区背靠前海现代服务业合作区，香港北部都会区临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在这两地推进深港制造业合作具有先天优势，依靠原有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和科技创新资源，将加快产业集聚和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打造世界级的先进制造基地。虽然当前合作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前景可期。

（1）产业发展阶段差异过大

深圳总体上经历了比较完备的产业发展历程，其工业制造业从早期的“三来一补”产业初加工发展起来，借着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及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东风，微型计算机、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等电子产品在深圳华强北、赛格的交易不断扩大，电子信息制造业逐渐发展壮大，1993年后深圳市政府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突破口，力争往高附加值产业环节迈进，由深圳制造逐步走向深圳创造；随着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国产替代，由国际领先技术、产品的模仿者转向提供者，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成为深圳工业制造业新的发展追求，深圳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推动工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以看出，深圳的工业化进程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产权密集型等各个阶段，有丰厚的沉淀和经验积累。

香港的工业化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开始，经历过短暂的辉煌后，在七八十年代陆续转移到大陆周边地区，本土保留的制造业产业较为基础和有限；九十年代数码港计划失败后，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规划举步维艰；2015年启动“再工业化”，鼓励传统制造业回归和科技创新赋能传统制造业，但都效果有限。香港的工业化相当于只经历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阶段，当下推进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相当于要香港“跳级”，在没有足够产业发展经验的条件下直接进入更高层级的技术密集型和知识产权密集型阶段，香港能否适应？深圳和香港该如何分工才能把各自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深圳在香港“再工业化”的过程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需要仔细推敲。 

（2）土地空间有限 

这是深港两地共同面临的问题。深圳土地面积约1997平方公里，人口约1756万人（七普常住人口数据），人口密度全国最高。其中工业用地面积仅274平方公里，占比不到14%。随着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土地价格必然上涨，2011到2019年，深圳工矿仓储用地交易价格从134万元/亩上涨到857万元/亩，最高时甚至达到1229万元/亩。过高的土地价格堆高工业企业成本，造成不少制造业企业外迁，部分产业附加值较低的企业迁出是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但是许多大规模高技术企业的外迁极有可能带动产业链的整体转移，例如华为只留总部和销售部门在深圳,而将生产和研发部门搬到东莞的松山湖地区；比亚迪将新能源产业迁到汕尾。富士康、兴飞科技、欧菲光等把生产线都搬迁到内地，这对深圳而言极为不利。

香港陆地面积1106.66平方公里，人口748.25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土地开发率仅有24%，低于深圳的50%，其中工业用地仅占2.3%，居住面积只有7%，这也是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将制造业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高的地价无法支撑制造业的长久发展。《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规划了300平方公里用地，但目前可用的只有新田1.5平方公里、河套1平方公里等，其他土地资源有待开发。有限的土地面积如何实施“再工业化”需要慎重布局。

（3）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

从已有公开数据看，2015-2021年间深圳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持续攀升，七年间几乎翻了两番，2021年达到1.28万元/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但上海和北京的工业制造业占比远低于深圳，用工成本的走高是制造业企业迁出深圳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少企业选择迁入省内外其他城市甚至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香港就业人士的平均月薪涨幅虽不及深圳，但也保持增长态势，甚至一般清洁工人的薪金都已经超过1万港元/月。这种情况下深港两地要进一步发展制造业必须做好用工成本与价值创造的平衡布局。

推进深港制造业合作的具体思路及建议

深港两地由于产业发展历程的不同，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差异较大，要寻求双方制造业合作的契合点，首先需要分析双方工业化的诉求。

香港在现阶段重提“再工业化”，是在疫情之后更加认识到工业支撑整体经济稳定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旅游等服务业遭受严重冲击迟迟难以复苏的情况下的审慎思考。香港的“再工业化”不是要恢复过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制造业，不是要恢复以加工制造为主的制造业，也不是要构建全产业链的制造业，香港的面积、人口、地价等客观条件也不支持；而是要发挥香港资金、研发、信息、人才、生产性服务等优势，在制造业高附加值、关键环节上增强优势、做大规模、提高效益。

深圳重申“工业立市”，是对经济下行压力下中央“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和广东“打造制造强省”的呼应，也是深圳作为全国工业重镇和 “世界工厂”的必然选择。为此，深圳将着力发展 “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8大未来产业”集群，补齐产业链短板、强化产业配套支持。而在此过程中，资金、研发、信息、人才、生产性服务等要素必不可少，深港可以此为基础，推进两地在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领域的纵深合作。

一是“前研后造”。在宝安的前海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基地，加快各项基建、厂房、办公和研发配套建设以及政策落地，吸引香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团队、科研项目、资金和企业尽快入驻，与区域内信息技术等战新产业的领先制造业企业强强联手，合力攻坚关键技术，加快补齐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等产业短板，推进创意、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把香港的研发与深圳的制造完美结合。

香港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都具有很强的研发实力，各家大学每年发表约250篇具高影响力的生物医学论文，尤其在国际大规模基因工程项目、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禽流感病毒等新型传染病、神经疾病、鼻咽癌/肺癌等检测治疗研究领域引领世界。斯坦福大学2021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上发表文章的影响力，学术界和业界评分达到全球第二。香港高校的微电子技术十分强劲，包括研发新材料用于半导体先进制程等。而宝安作为深圳的工业大区，拥有675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连续第5年位居全国区县第二、全省第一。其“422133”重大空间战略构想更是划出了燕罗国际智能制造生态城、石岩科创城、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和新桥东先进制造园区等4大先进制造业片区，为创新成果的转化落地提供了广阔空间。

二是“研造一体”。在北部都会区新田/落马洲区域加快以新田科技城为中心的科创用地的开发建设，鼓励引导深圳先进制造业企业在此设立研发中心、关键零部件仓储基地、自动化智能化生产线等，形成创科产业集聚地，再联通港深科创园，打造“研造一体”产学研融合大平台。《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指出在新田/落马洲地区预计增加150公顷创科用地，加上建设中的港深科创园，整个新田科技城建成后的楼面面积相当于16.5个香港科学园。这对于香港发展高端制造和精密制造，参与制造业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迈向工业4.0极为重要；对于深圳发展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8大未来产业，化解关键技术零部件“卡脖子”难题，应对美国挑起的供应链“排中”问题，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随着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份额不断扩大，美国继针对个别中国企业的实体清单之后，推出更高级别的限制与排斥措施。8月9日，拜登政府签署《芯片和科学法案》，提出2022-2026年合计提供527亿美元补贴，用于建设、扩大或更新美国晶圆厂、支持半导体的研究和开发、资助教育国防和创新相关领域、以及与国外政府建设国际信息、通信技术安全、半导体供应链。获得补贴的企业禁止在中国大陆大幅增产“先进制程”芯片，期限为10年。8月15日，美国商务部开始对被称为“芯片之母”的EDA软件实施出口管控。两项政策均旨在将中国排除在全球芯片半导体供应链之外，世界芯片巨头，特别是海力士、台积电、三星电子等已经在中国设厂投产多年的芯片巨头被迫面临“中美二选一”的抉择。应对之法当然要加快芯片国产化步伐，但短期内难以一蹴而就，若能在香港设立芯片半导体研发制造基地，将为世界芯片巨头提供“第三选择”，为芯片国产化争取更多时间窗口。这是新田科技城深港制造业合作基地的另一层战略意义。

一是推进工业用地“开源节流”。“开源”即新增工业用地，按照《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 的规划，加快对新田/落马洲区域以及港深科创园产业用地的开发建设，尽快形成可供港深乃至国际知名企业投资创设先进制造业和精密制造业厂房、中试、研发的新型工业用地。“节流”即集约利用原有工业用地，按照宝安重大空间战略构想，加快推进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等四个片区内工业用地的整合部署，推进用地类型由低附加值的工业生产向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转变，用地方式由平铺式的工业厂房向层叠式的工业楼房转变。宝安已开启2022年度土地整备和空间拓展行动，8月通过深圳土地矿业权交易平台公开出让5宗工业用地，用于布局机器人制造、集成电路、光伏新能源等战新产业。“工业上楼”政策更是在2019年就开创全国首例，2022年4月进一步完善城市更新类项目“工业上楼”相关操作指引，且对整备供应的产业用地也要求推广“工业上楼”经验。

二是主动引导有迁出意愿的制造业企业在省内及周边区域落户。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上涨必然会促使部分企业迁出，深圳和香港都面临这个问题。与其被动接受企业迁往长三角或内陆其他城市，不如主动引导有迁出意愿的企业在市内光明、龙岗，珠三角内东莞、惠州、中山，以及粤东西北地区落户，以维护原有的产业集群和供应链的完整。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地处扩区后的前海，背靠光明、东莞，对岸是由深中通道连接起来的南沙、中山，均有较强的制造业基础，有构建大型产业集群的先天优势，可充分利用新划分的深圳“都市圈”以及“珠江口100公里黄金内湾”建设契机，引导相关产业和企业根据成本和附加值高低有序迁移布局，最大程度地保持供应链协调通常、高效运转，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

三是规划实施职业教育学校与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校企合作定向培养项目，搭建技能型人才池，以更高的人均增加值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威胁。劳动力成本上升是深港两地制造业发展的共同制约因素，但可以通过迁出部分低附加值生产环节、扩大自动化生产线降低劳动力成本，还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创造更大份额的经济增加值以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威胁。提高劳动力素质包括引进培育技能型、研究型、管理型各类人才，就技能型人才而言，可借助职业教育发展的东风，鼓励各大职业教育学校与意向入驻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新田科技城的优质制造业企业商定特色专业与特定岗位的联合培养项目，降低人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摩擦成本，提高用人单位的岗位适配度和人力资本产出。 宝安区目前有宝安职业技术学校、奋达职业技术学校、中嘉职业技术学校等一批职业教育院校，福田区有华强职业技术学校、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第一/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等，建议考虑相关的校企合作项目。

四是提高生产性服务等相关支持性产业的协同聚集程度及利用率。深港先进制造业合作区内除了为企业提供生产制造单元外，还配备有技术培训、人才培训、会议展览、研发中试等生产性服务单元，区外临近国际会展中心、机场东商务总部区，另有前海已经运行的深港国际法务区、深港国际金融城、前海综合保税区，深港国际风投创投集聚区也于9月宣布启动，涵盖了培训、会展、研发设计、运输、金融/法律/税务专业服务等各类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前所未有的齐全，应抓紧时间做好招商引资，引导各类生产性服务业连同先进制造业入驻园区，形成协同聚集，实现融合发展。新田科技城后续的配套开发也可以加以借鉴。 

北大汇丰智库经济组

撰稿人：王若林

成稿时间：2022年9月21日

联系人：程云（0755-26032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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