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科学发展观”是个很大的题目，当然也是个非常重要的题目。从去年开始，党中央和国务院开始对发展观问题做出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首先是去年四月份，胡锦涛总书记在广东视察工作的时候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发展观”；九月份全国防治非典总结工作会上，锦涛总书记又专门讲到“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十月份通过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又写入了这样一些内容，当时叫做“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的发展观”，当时还没有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比较完整的提出“科学发展观”；今年二月份，中央组织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二把手，在北京专门学习和研究“科学发展观”。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经济决策提到日程上来了。

　　不管是人代会期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在大家的讨论中，“科学发展观”都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但是提出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如何认识科学发展观还有待深入的研究。今天我谈一谈我个人的理解和看法，因为我们的工作与科学发展观的联系确实比较密切。

　　在确定“十五”计划的时候，我们就想把“以人为本”写入计划里面。总体来讲，回过头来看我们五年计划或者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与GDP相关的这些指标完成的都很好，甚至大大超前。小平同志提出“翻两番”，实际上是两个任务，一个是GDP到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还有一个就是达到小康水平。现在来看，翻两番的任务提前6年就实现了，但是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的差距还是比较大。所以说无论是年度计划还是长期计划，如果回过头来进行评估的话，与GDP相关的指标完成的都非常好，但是与人的发展的一些问题，比如教育、卫生、就业、贫困减少等，这些问题往往解决的不是很好。在制定计划当中，我们和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打交道，我们感觉他们在发展的观念上确实有一些问题，单纯追求GDP，对其他问题考虑的不够，或者说考虑的不够周全。

另外，我们当时在十五计划中提出“通过结构调整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是单纯的追求速度，是通过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经济增长，不要把增长速度本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目标。2001年通过了十五计划，当时培炎同志任计委主任，在人代会上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就专门讲了“以人为本”、转变地方的发展观念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来促进增长。

现在大家总结和概括了一个科学发展观，实际上关于发展观方面的一些问题和讨论一直在持续，包括国家提出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我们在九五计划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当然现在是比较完整、系统的概括了发展观，我觉得主要就是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要不要发展；第二，为谁来发展；第三，如何发展。

    　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实际上很早就解决了，在25年前小平同志提出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90年代初的时候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后来提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些已经把“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解决的很清楚了，在这一点上应该说全国人民、各地区在思想上认识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提出科学的发展观，特别是讲到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应该说也是针对我们在前面25年当中，在某些方面不全面、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一些问题而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各地区和一些部门在制定发展政策和规划，在设计体制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全面、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而且有些方面已经比较严重，所以党中央才提出来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便更好地解决刚才我说的后两个问题，也就是“究竟为谁来发展”和“究竟怎么样去发展”。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包括家宝总理的讲话、曾庆红副主席的讲话、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还有八个部门的领导讲话，比如发改委马凯主任专门做了“关于经济市场方式转变的报告”，八个部门做了一些报告来阐述科学的发展观。现在大家认识比较一致的就是这样几个观点：

　　科学发展观的含义有四句话。第一句话，科学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满足人的需要，让全体人民或者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这个发展过程，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这是第一句话。这个问题我们在过去的学习中都讲了，在八大的时候已经概括了，现在又提出来，是针对我们现在存在的一些盲目追求GDP，不考虑人的感受、不考虑人的利益这样一些问题。

    　第二句话，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全面的发展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毫无异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丢掉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政治、文化、教育等其他方面的发展也不能忽视。锦涛同志也讲了，如果不注意这些方面的发展，不注意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建设，这些方面会反过来会制约我们的经济发展，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在某些方面的滞后已经开始在制约我们的发展了。比如教育，根据劳动保障部提供的数据，现在产业部门当中有2/3是农民工，现在大家都感觉到安全事故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农民已经加入到我们现代化建设当中，包括现代工业和一些服务业，这些人所受到的教育、训练是很不够的，像建筑公司，很多人招上来以后就直接上岗了，没有经过一些必要的培训。我们现在就业压力很大，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但同时据有关部门统计，我们现在非常缺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光是这种操作手工机房的工人大概全国要缺少40多万，这就说明我们在教育或者是培训这方面已经滞后了，已经影响到我们竞争力的提高。设备可能都是很先进的，但是操作设备的这些人可能素质不行，这里不光是教育的问题，企业老板不愿意多花钱去培训，因为农民工可能过几天就跑了，农民工自己也感觉，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在这儿干，我为什么一定要学习技术。当然，这是一种制度性的问题。

    　第三句话，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协调的发展观。协调的方面有很多，包括产业的协调，当时三中全会讲了五个统筹，就是城乡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和国外、国内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当然这个统筹我觉得包括很多方面，包括协调，包括产业，实际上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出现了产业本身也不协调的问题。

　　第四句话，科学的发展观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观。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发展，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但是这种发展经济的行为不应该以破坏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为代价，这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意义应该是一致的。当然我觉得概括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一定意义上来讲比原来那种概括可能更有深刻的含义。

　　这是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含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目前这个阶段，存在一些片面认识，我主要讲六个方面，或者说澄清六个方面的认识，因为首先要认识正确，下一步才能落实，中央举办的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班是由发改委、党校一起来办的，我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个过程。

    第一，要转变“见物不见人”、“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这实际上就根据“以人为本”这个观念提出来的。我们现在提出要以人为本，实际上是针对在发展过程当中，过于追求GDP、看重GDP，而在追求GDP的过程当中，不大关注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不是参与了，是不是分享了这个经济增长的成果。如果简单的从增加GDP的需要出发来制定政策、安排资金，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政策，国家发行长期国债，很多地方认识到投资能够拉动经济增长，所以很多地方政府的行为，或者说主要的精力就放在找项目，跑资金，要钱。这样就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许是今后十年、二十年才应该建的，但是现在建好了，结果高速公路建好了以后没有车跑，机场建好了以后没有飞机飞，当地的就业实际上效果没有增加多少，高速公路也收不到钱，最后这个公路可能也很难养得起，这种事例很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我们发展的问题，比如从扩大就业的角度，从现实来说，我觉得促进就业就是以人为本，如果以促进就业来制定政策，可能工作的重点或者项目安排的资金重点可能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能够促进增长，我可以不管，但只要搞这个项目可以促进就业，那我就安排资金。按照现在的GDP核算，只要就业增加了，GDP是必然要增加的。因为只要就业，就有收入，就会创造GDP。所以，从两种不同的出发点考虑来制定政策、制定规划、安排资金，结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几年经济增长率都在7%-8%左右，速度比较高，在经济增长中，投资贡献的份额是非常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业没有随着这种增长而增加。我觉得这可能与我们在制定政策时的一些基本出发点是有关系的，很多在建项目，比如建一个大桥，不管这个大桥建好以后有用没用，当然建桥本身已经招商引资了，项目上去了，投资上去了，地方领导可能就有政绩，因为只要一建这个桥，这个地方GDP就增加了。所以在我们整个经济增长当中，对投资的依赖程度是越来越大。

    　在很多地方，特别是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投资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70％，这个比例是相当大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也达到了60％，实际上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投资不是最终需求，如果没有内需，老百姓的收入是上不去的。

    　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过去搞长期规划形成了一套模式，出发点都是怎样加快发展，都是赶超型的发展，制定这些计划的目的就是把速度搞的更快一点，这是个基本的出发点，接下来是哪些事情呢？这些增长从哪些产业出？大家看一看我们过去的那些规划，包括各个地区的规划，都是这样。为了达到7-8％的速度，我要发展哪些产业，建几个汽车厂，建几个钢铁厂，过去的思路都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有多少钱来安排这个产业，现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有一些转变，但是基本思路没有变。

    如果更多的强调以人为本，因为我们增加GDP的目的，是为了人能够在增加GDP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参与进来，这实际上就是参与就业、参与发展的过程，分享产出的过程中。    如果从以人为本的出发点来做的话，可能对产业从哪个地方出来不是很重要，因为所谓的全面发展，要有收入、要有就业，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我们在不以人为本的情况下，基本上不考虑的，也就是人究竟在什么地区、在什么空间来生存和发展。我们基本上还是按照过去的那套模式，比如说扶贫，怎样把一个贫困县的经济搞上去，现在扶贫的一些做法是，拿多少投资，然后把你这个县每一个人都能有一块土地，当然很多地区没有这种土地，为什么贫困，关键是因为他没有基本的生存和生产的条件。

    　现在开始考虑包括搬迁，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怎么样从那儿转出来，但是更多的扶贫的资金，更多的想法还是用在那个地区怎么样富起来，而不是说让这个人怎么样。所以如果以人为本来考虑我们的思路的话，发展哪些产业不是政府应该关心的事，应该关心的是把人引导到什么样的地方去。我们的国土虽然很大，但其中大概有50％左右是干旱或者半干旱地区，有40％属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这样一些地区，我们应该考虑的是怎么样使我们的经济、人口和资源更好地适应。经济、人口的布局和资源的布局、空间布局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大的工程，跨区域、大规模的，像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就是因为我们的资源失衡了，所以不得不这么做。

    　第二，要转变把增长简单地等同于发展的观念。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发展经济学中一直在强调，仅有增长并不等于发展，还要有结构的变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

    　各个地区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他做的工作就会发现，他实际上就是以GDP为中心，GDP至上，为了GDP一切都不考虑。按道理来讲，经济增长应该是在增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不断地解决发展当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我刚才讲到就业的问题、贫困的问题、三农的问题，也就是说，增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解决矛盾或者说缓解矛盾的过程。我们最近这几年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带来的问题也很多，三农问题是不是缓解了呢？就业压力是不是减轻了呢？事实上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比如现在土地被大量占用的问题，对一个县级政府来讲，他要想增加他的GDP，没有其他办法，也不能花钱圈地，因为他也没有这么多的财政收入，唯一的手段就是土地，把土地从农民手里拿过来，加工一下，再转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者是其他一些搞工业的一些企业，这样他才能够把当地的GDP增加，政府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收入，这是从增加GDP的角度出发所采取的一个手段。但是问题在于，大家都去这么做就使很多农民失去土地，当地政府没有考虑把土地全变成了工业开发区，农民怎么办，大家都不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增长很快，土地占用很多，结果造成四千多万的失地农民。当然农民得到了一部分补偿，但是这种补偿还是很低的，几年以后也许就花光了，他没有就业岗位了，这最终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我觉得严格控制土地的占用也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非农岗位，你把土地都剥夺了，最后这些人上哪儿去，搞不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把GDP的增长作为政绩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些地区确实是这样做的，当然从明文上见不到任何组织部门的文件，但是事实上很多地方是这样做的。各地区都在比GDP，比排名，原来是第八，现在是第十了，所以我一定要加快发展，我的速度要高于全国多少多少。首先确定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在这个目标之下，回去做动员，下面各个市要增加多少，市里再往县里分，很多地方张榜公布说你这个地区第几，他那个地区第几，这种做法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样做的话确实带来非常多的问题，因为有些地区事实上不具备发展的条件，像刚才讲的长江、青海上边，青海三江源头地区，在那些地区，你要想让他大规模增加GDP，他怎么增加，他如果增加GDP，对整个三条河、对中华民族是一种灾难，现在国家把那个地方作为一个重要的保护区了。所以，那种地方它就不可能增加GDP，你考核他的时候，就不能用GDP的多少来考核，也许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在那种地区，减少GDP才应该是他最大的政绩。因为他减少GDP意味着对当地三条河流源头的保护，是对全中华民族、对未来做出了贡献。这是一个要转变的观念。

    　第三，要转变在发展经济当中单纯地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观念。我们过去经常讲到的一些话，“不惜一切代价”，“向自然宣战”，“人定胜天”，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会发现，很多自然上的一些事情我们是不可能改变的，而且是不应该改变的。在研究班上，有一个领导讲到，过去北大荒是一个湿地，让那个地方出粮食，现在国家财政每年要拿很多钱去恢复过去北大荒的面貌。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也有当时的理由，但是我们在发展经济过程当中，过多的讲经济效益，对生态、对自然的考虑确实比较少。

    原来青海有一个县是全国十大富裕县，因为那个时候像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没有那么多工业，那个县是搞林牧业为主的。20年过去了，但是的富裕县变成了全国最贫困的十个县之一，为什么呢？就是过牧，本来能够放100只羊，他放200只羊，最后把草原全变成了沙漠，结果整个这个县的草原全部沙化，严重退化，羊、牛没法放了，他就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了，所以就变成了一个贫困县了。

   　 所以家宝在南水北调开工仪式上的讲话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意思是“我们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的胜利都有可能最终要遭受自然的报复”，就是不要过于陶醉我们对自然的这种胜利。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经验教训，比如防洪，我听过一个例子，说东北的一个县在防洪的过程当中，要求严防死守，最终花了三个亿，那个县委书记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亿，因为他要保护那个人口和耕地没有多少，我就把这个人保护下来，一个亿足够了，然后在严防死守最紧张的时候，因为没有沙袋了，装沙袋都来不及了，最后粮库的面袋去防洪。当然这不只是征服自然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看待发展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那块，到底要干什么。

    　今年淮河大水的时候，电视上好像放了一个镜头，有一个老汉讲，他一生当中跑了四次水，假如他今年80岁的话，那就意味着他20年要跑一次水，大水来了，他房子冲掉了。他干20年，这20年的过程中都是创造GDP的，作为他个人来讲，他这20年国家GDP增加了，然后他把他的收入盖成了三、五间房子，但是到了20年以后，哗啦冲走了。然后他又干了20年，他又创造了20年的GDP，我们国家帐本上又增加这么多GDP，作为他个人来讲，他肯定又盖了几间房子，最后来了一场大水又把它冲走了。

    　究竟怎么样看待人与自然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思路是征服，你大水在这儿，我不让你从这儿走，拐个弯，或者给你取直了，不能占据我们人类的空间，我在水利部的时候也曾经跟他们聊过，我说为什么把这个水叫洪水呢？因为洪水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呢，说是洪水来了，防洪，洪水是从人的角度来讲，说这个水占据人的空间，如果你要是水的话，你这个人为什么要占据我水本来应该占的地方呢？所以在发展经济当中要转变我们那种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观念.

    　所以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转变过去一些思路。我们现在已经做了南水北调的工程，因为淮河以北地区经济和人口基本是平衡的，一个是占到46％，一个是占到45％左右，但是水资源严重失衡，所以必须从南边调水过来，但是我们有400多个城市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在缺水的情况下，一个是超采地下水，再一个就是跨地区引进水过来。超采地下水最终会带来地质环境恶化，最终会沉下去，我们现在要花很多钱，给东北地区做煤炭塌陷区的治理，干什么呢？因为煤采空了，城市塌下去了，涉及到几十万人口的生命，今后你采了地下水以后，在很多城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城市非常多，有的城市在一平方公里范围之内，有很多四、五口盐井在超采地下水，因为不超采，没有跨地区饮水工程的话，他没法活啊。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很多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不顾当地的条件，在引导资金，吸引投资，然后把经济向这个地区来布局。包括我们所居住的城市也是这样的，一方面不顾一切的招商引资，只要招商引资，外地人就要大量的过来，过来就要吃，就要排污，用水怎么办？向中央要，你必须给我调水来，不调水我就活不下去了，否则的话，超采地下水，那没办法中央给你拿钱调水吧。

    　虽然说过去作为口号，作为一种战略，可持续发展很早就提出来了，但是还没有真正理解，各个部门还是一条线在做一件事，没有真正的在一个区域上、空间上落实什么叫可持续发展。为什么我们花了几百亿的钱，滇池还治不好，确实没办法，因为上面有一个昆明在那儿放着，那你要想减少污染，怎么办？如果彻底根除的话，那只能把昆明搬走，只要这个城市还要大规模的搞工业，必然要排出污染，往那儿排，那自然就要下去。

    　很多地方也都在这样，一方面吸引资金往我这地方布局，然后回过头来，国家你得给我钱，我得治理环境，所以多少钱都不会够。

    第四，要转变把区域协调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缩小地区GDP差距的观念。这是地区之间非常普遍存在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虽然提出来叫区域协调发展，包括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但是落实到个省，各个地区都变成了一个把我的GDP搞大，使我的排名靠前。

   　 美国GDP最多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它比最低的那个州要高出70多倍，大概好像是73倍。日本东京都最多，东京比日本一个县要高出30多倍。中国广东最多，1300多亿，比西藏要高70多倍，比宁夏高出30多倍，也就是说我们的首位和末位的差距其实不比美国大，也不比日本大。但是从来没有人去说美国地区不协调，日本地区不协调。我们有40％的经济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当然这些地区按照户籍来统计的话，它的人口只占全国的12％，西部地区占全国人口的29％，但GDP只占全国的17％。实际上人口的数是假的，因为根本没有考虑流动人口。因为所有的地区在算GDP的时候，把外地人的GDP也计算进去，但是再算人均的时候，把外地人去掉，所以他的人均GDP非常高。我们也给他们算过，如果把外地打工的计算进来，人均GDP要减少20％－30％。那么人口流出的一些地区，像四川、河南，四川跨省流出来的人口是750万，如果这些人不算在四川人均GDP的话，他当地的人均GDP要提高6％到7％。深圳的情况更严重，深圳市内人口不到200万，打工人口700万，所以深圳过去在十五计划的时候，非常自豪，说五年、十年实现现代化了，当然现在开始修订了，因为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均GDP，那么算的话，人均GDP相当高的，但是人家在那儿创造的GDP，到时算帐时要把人家去掉，当然这是表面上算帐的问题，用计划经济的算帐办法来计市场经济下这种GDP，计算会计制度有错误。

    　但是更主要的错误是这些欠发达地区的人到发达地区来打工，包括农村到城市来打工，我只是给你一个工资，你的税收都是留在当地的，但是你的所有的公共服务我基本上是不负责的。他的孩子照样在原来的地区，要由原来当地县一级的政府来负责孩子的教育支出，然后如果他如果出点工伤，那回过头来当地的政府要负担低保，当然现在还没有到退休的阶段，如果这种制度还不变，再过五十年，他退休了以后，原来的政府要给人负担养老，所以为什么中西部地区特别是县一级的政府经常喊，很多地区县一级的财政收入有60％－70％是用于教育的，在现在的状态下，当地不可能有就业岗位，只要初中一毕业，你现在到西部地区你可以看到，只要一毕业，这个人马上出去打工了，当地没有就业机会，只能到外地去，这等于是一种变相的财政转移支付。

　　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转移支付了，是欠发达地区用它的财政收入在为东部地区服务，然后东部地区又不负担他任何的公共支出。当然了这种转移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央政府应该给中西部地区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让它能够养得起、做得起这件事情。因为在当地有些县这样下去，几年以后他确实没有办法了。你又不让他盲目地搞，因为在中西部很多地区确实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如果要增加GDP，他就必然对环境、对自然造成破坏。

所以究竟怎么去认识区域协调发展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目前这种做法我觉得是非常危险的。怎么样去改变？首先要改变的就是地方大员的区域协调观念，应该淡化这种观念，不要追求排名。

    　第五，要转变把实现工业化单纯地看作提高工业比重的观念。十六大提出实现工业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以后，很多地区开始重提工业化的口号。实际上工业化我们在一五的时候口号就是实现工业，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叫工业化，是不是每个县，甚至每个镇、市、省，都把工业提高到一个什么样的比重？这是根本做不到的，而且不应该这么做，这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各地区把它作为党和政府的决定，往下一分，很多镇长都跟我讲，说我这个地方工业化程度很低，那你那个地方怎么把你的工业化程度搞上去，一搞的话，还回到过去那种方式，现在很多县都搞工业区。他的认识水平还是很有逻辑性的，说我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就要减少农民，要实现城市化，城市化的前提是工业化，所以我决定搞工业。有资源我肯定要开发资源，如果没有资源，那不有农业吗？农业也有些东西啊，有产业化，大家要种葡萄，葡萄种好了以后，我才能有一个基地，才能把一个龙头企业吸引过来，然后我才能够提高我工业的比重啊。基本上大家都是这样一套思路这样去做，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这几年本来应该把服务业的比重提高，但结果却是工业超常规增长，服务业没有上去，我们消耗的资源、能源数量越来越大。去年我们生产的GDP占全世界的4％，但是我们消耗掉全世界7％左右的石油，消耗掉全世界大概30％多左右的钢材、铁矿石、电解铝、铜，水泥是40％。用全世界40％的水泥来生产全世界4％的GDP，这说明我们确实是在大搞工业，如果各个地区从上到下都这样搞的话，必然是高消耗，高污染。

   　 相应的来讲，服务业有很多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事业，就是为人服务的领域，这些领域上不去，因为大家不太重视。究竟应该怎么样健全我们的服务，包括公共服务和产业化的服务业，大家重视的还是有厂房、有烟筒，我这个地方才是工业化了，否则的话我就不是工业化。

    　应该说工业化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关键是从事这种参与经济活动的人怎么样从农业、从农村、从过去传统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转变到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并不在于你的工业化比重提高到多少，这是一个表现之一，或者是标志之一，但并不是工业化的全部。

    第六，要转变把城市化简单地看作城镇建设的观念。我们发现我们的城镇化速度非常快，最近这几年每年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当然这是口径变化导致的，就是我们经过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时候，把城市和乡村的人口的口径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尽管如此，我们做了一个十五计划情况的评估发现，我们土地城市化的速度会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也就是说这块土地原来是农业用地，最后变成了非农业用地了，但是人口基本上没有变。

    　农村还是按照过去那种体制，把农民集中起来，变成几个楼，然后还是一个村委会，这种组织和管理模式，人口基本上还是在游离在城市化之外。总结一句话，叫做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大大慢于土地城市化的速度，为什么呢？中央提出城市化以后，各个地区在执行过程当中就把城市化当作城市建设，把我的城市搞的多大，哪个城市都要把自己做大做强，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经营城市的概念，能够得到好处，能够得到收益。但是要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要负担农民的教育费用，如果他失业了，要有失业保险，如果收入很低，要有低保。让要农民进城就意味着政府要支出，土地进城，意味着政府要有收益。所以最近几年开发区和城市扩张的面积已经超过了我们建国五十多年城市所占有的实际建城的这个面积，数量之大是非常惊人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我们热衷于什么限改期、限改试等这些表面文章，这都不是真正的把人怎么样考虑，因为这个确实也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表现之一。在城市化过程当中，还有很多的偏差，比如说大量的拆旧建新，所以刚才我说消耗水泥很多，因为我们这种方式就是这样，把这个城市全拆掉，你到过去很多城市，当然特别是一些小的城市，过去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换成一片新了，也许可能20年以前的房子全拆掉了，又换成新的了，拆的过程当中，拆房子的人创造GDP了，然后再盖房子的人又创造GDP了，但是如果要是拆你的房子对你个人来讲，我的社会财富没有增加，但是我可能增加了10米、20米，我新花钱买的，我原来是10平方米，你补偿我就是10平方米，剩下再多的话，我要自己再花钱买，所以个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当然有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不如原来呢，在农村当中这种事情是很多的，这也是简单没有把增长和发展很好地区分开来的一种表现。

    我觉得在目前这个阶段，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可能在这六个问题上确实应该澄清一些认识，还它原来的本来面目，比如究竟什么是工业化、什么是城市化、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我们怎么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我们可以改造但是我们能不能征服自然，在一些基本的点上我们确实有很多不太正确或者说模糊的、片面的认识，如果继续这样做下去的话，确实是难以维系。不仅中国的资源、全世界的资源也不够用，为什么提出统筹国内发展对外开放，因为我们去年的经济增长方式确实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一些影响。铁矿石的价格飞涨、运费的价格飞涨，但是我们为什么出来那么多东西，钢铁可能大家都有争议，为什么在社会我看到有一些争议，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这个可能是总量上也许可以考虑，但是我们国家的资源的状况，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钢铁企业是靠采地下资源来生产的，一吨最好的钢四千多块一吨，但是生产一吨钢，光这种新增加的水要16吨水，如果是地下水，应该是它的价钱是多少，因为现在我们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采空了以后，这个城市下去了以后，这个钱谁来付，是有很多企业是民营企业，应该鼓励支持，但是他干两年以后，卷个铺盖走了，超采地下水，带来地理环境问题怎么办？

　　当地政府得到了财政收入，钢铁企业现在两年、三年就可以收回投资，给当地政府带来大量的财政收入，过几年他当官走了，剩下10年、20年以后这个问题谁来解决。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做，前20年那个时候做的事我们在替前20年的人在还帐，煤矿、城市现在建的不该建的地，采了底下不应该采的东西，然后房子下去了、城市下去了，基础设施倒了，不得不拿钱去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不解决，就会出现社会问题。

　　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在目前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有很多问题确实是需要再深入和研究，特别是贯彻落实下去，改变当地领导人头脑当中一些思想，当然这个过程刚刚开始，离我们的要求还很远，虽然中央办这个研究班，但是看他们的讨论和一些想法，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

    　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从实际工作当中感觉和认识到的，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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