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 2022-09-27 14:46 发表于日本

以下文章来源于全球财富管理论坛 ，作者楼继伟

本次峰会的主题是“寻找不确定性下的确定性”。在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背景下，我们围绕“寻找不确定性下的确定性”这一主题举办峰会、组织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想针对“为全球化凝聚更多确定性”，谈几点看法。

一、全球化能够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

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各种商品、服务、资本、技术、人员，跨越国界，远渡重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事实表明，全球化能够极大地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这种福利改进至少集中地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全球化使得各国更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比较优势原理是经济学中为数不多的能被严格证明、普遍接受、堪与物理学定理媲美的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个国家不得不同时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这既造成了要素资源的分散，也不利于比较优势的发挥。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人民可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专注于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比较优势，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另一方面，全球化还为各国人民带来了商品和服务选择上的“多样化”福利。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人们可选择的商品和服务，不论从品种数量来看，还是从品质高低来看，可选择的空间都是极为有限的。而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进出口贸易极大地增加了各国人民可选择商品和服务的种类。更重要的是，“多样化”不仅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经济福利，而且也有助于增加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包容互纳。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经济全球化在增进各国人民福祉的同时，也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例如，当遭遇疫情、战争等外生事件冲击的时候，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会得到暴露。但是，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维护全球化、捍卫全球化的理由，而不是反对全球化的理由。

二、多种因素动摇了全球化的基础

全球化的基本假设是参与各方接受比较优势原理，清除贸易壁垒，全面扩大开放。但是，这一基本假设已遭到大幅度削弱，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全球化使得本国具有特定优势的产业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使不具有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如果劳动力供给不能适应这种变化，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这需要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收入再分配。也就是眼睛向内，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会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阻挠，任务是艰巨的。权衡各方利益，有的决策者选择眼睛向外，将问题归因于全球化，从而制造贸易摩擦。不幸的是，近五年来，在主要国家带动下，这种势头越来越大，这种做法既不利己也不利人。

第二，世纪疫情的冲击。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供应链所受冲击极为严重。不少国家将必需物资，特别是抗疫物资的产业链吸引到周边，以往由比较优势驱动的全球化，现在不得不叠加公共安全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为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西方主要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失当。美欧都出台了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直到通胀已经启动，才快速转向。二月以来，美联储已经加息300个基点，但价格指数仍处于高位。欧元、英镑、日元相较于美元已贬值15%以上，令人震惊，表现出类似脆弱国家的货币特征。而大量的脆弱国家更是货币贬值、物价高企、经济衰退。

第四，地缘政治军事冲突爆发，进一步冲击全球化。俄乌冲突已经7个月，正愈演愈烈。我不去评价冲突的是非曲直，只针对西方对俄制裁和俄方应对措施产生的外溢性影响谈些看法。最大的不利影响是油气、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企，供应短缺，进一步推动全球通胀。其次，制裁使全产业链重构，甚至断裂，进一步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第五，西方主要国家将产业补贴意识形态化。以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一个焦点是，美方批评中方存在产业补贴，扭曲市场。我们当时承认的确存在这类问题，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没有想到的是，美方公然立法进行产业补贴，“芯片法案”甚至规定，拿到补贴的美国企业不得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产业补贴意识形态化的做法，在中国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以上例举了五个方面对全球化基础产生冲击的事项，而且这些因素在近期内不会结束，为世界人民带来广泛福祉的经济全球化不会回去了。

三、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鲜明标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扩大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中国深度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国际大循环，使我们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快速提升经济发展水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贡献者。

过去十年以来，我国坚持开放共赢的原则，继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先后推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取得显著成效。一是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优化贸易结构，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扩大优质商品进口，创新发展服务贸易。二是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主动扩大市场准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促进国际贸易投资更加便利化，对国际资本形成巨大“引力场”。三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投资网络，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产业链。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双向融入全球市场，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力。

各位来宾，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选择开放，还是选择封闭，都是一个关系到兴衰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体系。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也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和捍卫者。面对短期内一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中国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全球化，坚定不移地融入和推进全球化。越是面临外部不确定性，越是有外部压力，我们越要坚持推行改革开放。

历史经验表明：贸易保护主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就是问题。我深信，大多数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也是向往开放、反对封闭的。我也深信，尽管经济全球化在近期内可能遭遇波折，长周期看，最终还会有所改进。

我很难预测转折点在何时发生，只能说在政策失败，尝到苦果时才会发生。意识形态化的产业补贴政策是必然失败的。以我长期在政府工作的经验，针对特定企业支持的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极少，普惠型产业政策效果可期。例如新能源车在中国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政府基于减碳为目标进行的阶段性产业补贴。异军突起、甚至站在世界最前列的都是民营企业。目前相关补贴正快速消减。我要劝告相关人士，“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是真道理。过于依赖政府作用，代替市场，早晚失败，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四、稳妥有序推进金融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

今天是“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的峰会。2018年习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讲到了四个方面的开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金融业开放。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不断加快，金融开放措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落地。

资本市场开放方面。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建立沪伦通机制，允许满足条件的上市公司在对方市场发行存托凭证；取消QFII和RQFII制度投资额度限制，并取消RQFII试点国家和地区限制；在粤港澳大湾区开展“跨境理财通”业务试点。

银行保险业开放方面。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50多项银行保险开放政策。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中外资适用统一的市场准入和行政许可办法。正式实现了外资银行设立当地法人银行和分行；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机构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公估业务，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经营范围。2018年至2021年，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资银行保险机构120多家。2021年，在华外资银行资本和资产均较十年前增长超过50%，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本十年间增长1.3倍、资产增长6倍。

证券业开放方面。取消了证券公司的持股比例限制，不再对合资券商的业务范围单独设限。资管业开放方面，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目前共已有12家境外领先的证券、期货和基金公司取得了境内机构100%持股或控股牌照，已有4家中外合资理财公司获批开业。

当然，我也了解到，监管的透明度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对外资金融机构来说，虽然有些领域已经开放，但是在业务牌照的审批上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例如有的机构想开展四个业务，四个业务都得到批准可能要两年。下一步，为了进一步稳妥有序建设高水平的开放型金融新体制，推动我国金融业高水平高质量对外开放，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在加强金融机构支持力度方面：一是要培养中资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让其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双向开放和对内开放中的平等原则。三是要切实强化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服务功能。

在加强金融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方面：一是外汇、证券、商品期货等相关金融市场要加快创新，为资产管理行业提供多元化交易服务和风险对冲工具。二是要尊重国际金融市场的规则和管理，加快金融市场开放的体制机制建设。三是在扩大金融业开放的同时，要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特别是离岸金融市场上的创新和在岸市场国际板块的建设。四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引导作用，防范产生系统性风险。在这方面，要加强国内各部门及国际间金融监管合作，并统筹国家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

朋友们，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进入新阶段之后，中国将继续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我们将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将继续与世界各国携手，共同为全球化回归凝聚更多确定性，共同为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注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