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53期）上的发言

最近五年中，香港经济何去何从的话题已有很深入的讨论。2020年国家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过程中，香港如何进行未来五年的规划，大陆学界和香港学界都有很多争论。当前对于香港经济地位和战略定位的讨论进一步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在目前大国博弈的状态下，特别是在全球滞胀的时代里，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何去何从成为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因为美元急剧加息，联系汇率本质上会丧失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港币加息毕竟要全面跟进美元加息，这种加息持续下去是否会导致香港整个金融市场的变异、影响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走向，大家很焦虑。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近期很多参数与大家预期的参数有很多差异，目前香港的贸易量、金融增长速度、GDP增长速度的确也会让外界对其下一步调整遵循的新规律更加关注。

如果我们把近期对香港的忧虑放在一个更长远的阶段，就会发现，从中期的角度来看，目前的这些担心起到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2018年深圳GDP超过香港，2017年新加坡全球资产管理规模超过香港，2018年新加坡GDP首次超过香港。与此同时，洛桑学院在近两年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持续下调了香港的城市竞争力。2017年香港排名世界增长竞争力第一位，去年已经回落到第七位，这使得大家对于香港传统地位的变化、未来的定位和转型也是高度关注的。对于香港的未来转型，很重要的一个呼吁是香港应该向大湾区进行全面靠拢，在科创上进行全面重构，形成科技金融的新模式。

这样一些着眼于当下面临问题的讨论非常有意义，对香港本身依然还要从最全局性的角度来进行思考。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香港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在过去两百年的历史中，香港有过金本位、银本位、复本位，盯住英镑自由浮动以及盯住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时代。汇率制度的调整，不仅仅决定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演变，同时取决于香港在世界体系中的桥梁作用。对于下一步香港汇率制度的变化，依然取决于世界经济体系在新阶段所呈现出的新变化，以及香港本身在世界货币体系、世界分工体系、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位置。

第二，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并不是纯粹以金融作为核心，香港变成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后来的事情。在六七十年代，香港GDP比重中制造业曾经达到过30%的水平，最新的GDP比重中香港制造业只达到了0.6%、0.8%的水平，这一变化说明，香港产业的重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还取决于整个世界价值链、产业链的格局。从这些角度进行梳理，就会发现有几大重点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必须要着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来思考香港的地位，学习和着眼印太时代的再定位来考虑香港的功能。同时也需要结合全球各大产业以及产业融合的新模式，尤其是未来的金融功能深化的趋势，还要从城市整体的竞争力布局来思考这几个问题。

对于第一点，最为明显的是在俄乌冲突之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到一个加速演变期。世界经济从2008年以后形成的三角模式，也就是美国、欧洲、亚太区域特别是印太区域的GDP各占全世界的25%，这是一个“三分天下”的模式。

但是这种模式在2018年以后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GDP按现行汇价在去年已经超过整个欧盟的总量，另外俄乌冲突对欧洲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我们会看到：第一，大国间冲突主导世界未来的格局已经开始全面显现，已不是简单的三角博弈；第二，印太时代已经全面到来，根据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在2025年从目前25%左右的水平下降到22%，但是印太区域占全球GDP比重将会上升到34%-35%，欧洲板块可能会跌破20%。因此在中美博弈中，香港能否成为大国博弈间的桥梁值得我们关注。在冷战时期毫无疑问香港起到了这种桥梁作用，并且越是在相互对抗脱钩、出现剧烈鸿沟的时期，这种“桥梁效应”越会显现。但是在目前的这种格局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香港能不能继承传统冷战时期的“桥梁效应”，在新冷战时期依然起到桥梁的作用。

对于印太时代的到来，新加坡和香港作为印太区域的核心金融资源的配置枢纽，两者在印太区域战略博弈中发挥“桥梁效应”的大小是需要考虑的。因为从2020年起，新加坡所经营的全球资产管理规模是3.4万亿美金，而香港为3.1万亿美金，但是两者在金融资产结构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在香港市场上，上市公司股票市值达6.1万亿美金，是其GDP的17.8倍；但新加坡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为6526亿美金，只有香港的十分之一。所以香港与新加坡在资产管理定位以及金融资源整合的定位上，实际上已经发生了一些分工和变异。未来在这种新格局里，他们在制度上的优势以及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占据的优势，哪一点优势更为显著是我们要思考的重点。

最后一点，如果单纯地把地缘政治因素、逆全球化的因素剔除掉，只考虑金融本身的发展，可以从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些新的体会：那就是一个“飞地”作为世界金融资源配置的中心，它所具有的一项很重要的功能是桥梁和交易中转站的功能。能否做到真正的风险控制，尤其是对前沿风险进行全面的定价、全面的引领，是决定金融中心未来发展的一个关键点。如果一个金融中心主要是一般的金融交易，比如结汇、私人财富管理，而没有与最前沿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生产边界扩展所产生的风险定价密切联系，这种金融中心注定会衰落。这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讨论的一个问题，金融中心与科创中心和生产力前沿的结合程度分离，最终会导致失去定价权和风险控制能力。

从这个逻辑可以看到，纽约地位在超越伦敦地位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纽约代表了美国的生产力前沿。因此在打造香港为金融中心的同时，也应该打造香港高端产业的中心，使它们能够相得益彰，从而使香港真正成为未来国际金融引领者和国际风险定价者。但事实上，这种创新释放风险定价和金融中心的全面结合，不仅仅需要前沿技术的突破，需要前沿技术在商业化转型中场景的实现；另外还需要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城市竞争力，包括城市生产成本与生活成本的控制。在这些年里，香港最为失败的应该是它的城市成本特别是生活成本过高，尤其体现在它的房地产政策以及政府财税体系的构建上，与它新的定位存在着严重冲突。因此我们会看到，香港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现代科技人才的汇聚中心，其向科创中心、先进科技和前沿科技产业方向的转化实际上会很漫长，简单地按照深圳和内陆一些城市的发展模式来进行复制，有可能是一种错误的思维。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科创中心，特别是这种世界顶级人才的荟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极化的。

因此，我们在未来科创中心的构建上不能简单化，产业和商业的结合需要城市资源禀赋来支持。香港城市的新定位一定要符合金融深化、国际金融中心大转型的一些基本规律，同时还要服从世界科创中心、世界前沿技术生产中心演进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