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 ，作者张宇燕 冯维江
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当前两国关系正经历波折。中日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合作：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讲清楚中日互信加强、双边关系稳定对于地区经济繁荣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政策协调；以RCEP为主轴深化并拓展亚太经贸合作；加强双方就如何更好地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研究。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史地看，当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牢固、大局稳定的时候，双方的经济合作和共同推动的区域合作就能取得巨大成就，为两国、地区乃至全球注入安全与繁荣。
例如，在东盟十国与中日韩推进“清迈倡议”多边化、建设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和成立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的过程中，中日两国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国在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中承诺出资份额最多，并轮流派出人员担任东盟+中日韩宏观经济办公室主任，为构建地区金融安全网做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最终签署并顺利启动，结束了中日之间没有自由贸易区安排的历史。这些对区域繁荣与安全具备重大意义的成果的取得，都是在中日关系存在较好政治基础的前提下实现的。
当前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既缘于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缘于国家间重要政治承诺被掏空。在第九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期间，中日双方一致同意以今年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加强各层级对话沟通，共同构筑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具体可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
第一，通过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讲清楚中日互信加强、双边关系稳定对于地区经济繁荣的极端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疲弱，甚至面临衰退风险，支持经济增长的资本、技术要素寻求避风港和增长极的愿望十分强烈。长期以来，亚洲特别东亚地区供应链产业链最完整，高质量劳动力最充裕，增长速度最快，市场规模巨大，投资回报率最高。可以说，中日所在地区具备产生突破式创新、驱动超常规增长的有利条件。如果向这一地区投射生战生乱预期的阴影，则势必严重削弱前述各项有利条件，这显然不符合包括中日在内的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
最近一个时期，亚太地区出现的一些集团化机制，名为保障地区安全，实则为地区制造或增添了麻烦、冲突和对抗的风险，特别是放任对华消极因素存在，甚至变本加厉。
作为亚太地区的两个大国，中日应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为契机，致力于确保本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努力排除外来扰动，管控风险，回归共同引领亚洲区域合作的轨道，最大限度地实现两国和本地区的最大利益。
第二，加强中日两国间经济政策协调。2022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两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年初的4.4%下调至3.2%。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美国与欧洲出现高通胀，导致美联储和欧洲央行货币政策转向。美联储今年已经四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升225基点，欧洲央行亦开始步美联储政策之后尘。二是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出现瓶颈，这一点在国际清算银行2022年7月发布的报告中被特别强调。此外，因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也具有紧缩效果。无论是美欧政策转向还是供应链调整瓶颈，均对亚太地区，特别是中日两国的经济前景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
第三，以RCEP为主轴，深化并拓展亚太经贸合作。半个世纪以来，亚太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呈现出多形态、多维度、多交叉等特征，有人将亚太各类合作机制混杂并存的情况称为“意大利面条”现象。然而，同其他机制相比较而言，2022年正式启动的RCEP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中枢”角色。从包含经济体数量上看，RCEP由东盟十国和中日韩澳新共15国组成；从经济体量上看，RCEP含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及20国集团中的5个经济体；从贸易投资关联度上看，RCEP各参与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堪比欧盟成员国和美加墨；从国际法地位上看，RCEP是政府间协定并经各国立法机构认可，这一点与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IPEF) 明显不同。
RCEP作为亚太合作的主轴，应进一步机制化，提升其以接受新成员为特征的开放性，加大其以不断包融新议题、新领域为特征的扩展性，让其成为推动并协调亚太地区其他现存合作机制的动力源。中日两国在巩固和拓展RCEP机制和功能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同时也是重要受益者，理应提出具备东亚智慧、体现真正多边主义精神的研究课题和对策建议。
第四，加强中日双方关于如何更好地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研究。全球问题形形色色，气候治理首当其冲。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于2021年8月发布报告《气候变化2021：自然科学基础》对人类发出气候“红色警报”并指出，随着全球变暖，过去的残酷经历将成为新气候常态。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IPCC一年前做出的预言得到了验证：酷热、野火、水灾旱灾，不一而足。该报告继而指出，即使各国从今天开始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全球升温幅度也很可能在未来30年内达到1.5摄氏度，一个更加炎热的未来基本上已不可避免；而如果不尽快行动，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全球治理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涉及到全球集体行动的难题，故需要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全球主要国家在能源转换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同时处理好过渡期内合理有效地使用化石燃料。中日两国可以就形成气候治理目标、协同推进清洁技术创新、建立新气候俱乐部、妥善解决敏感且有争议的跨境碳调节税等议题，开展联合研究，帮助世界走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集体行动困境。
面对世界复杂形势，中日关系的地区和全球意义更加凸显。中日两千年交往史和邦交正常化50周年历程启示双方，和平共处、互利合作是两国关系唯一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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