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2年9月14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6期暨《制度与经济增长》新书悦读会“经济增长的挑战与制度变革的逻辑”在国发院承泽园与线上同步举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守英做了题为“中国经济绩效的逻辑与体制特征”的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我与诺斯的渊源是早年经林毅夫老师推荐，翻译过他的一本著作，后来一直保持交流，还曾专门邀请他的合作者瓦里斯来人民大学做过为期一周的研讨。诺斯的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态度都曾对我产生影响。
姚洋老师在介绍他的《制度与经济增长》这本书时，提到道格拉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者的研究成果，但我认为诺斯他们新近关于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的理论值得关注，但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我们需要就中国问题的独特性进一步研究下去。
在关于制度和经济增长的研究中，有两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深入，即“制度与体制”和“经济绩效”问题。
大制度与小制度
在座各位如果一提到“制度”就很容易想到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我把二者归为“大制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他想进入的“共产主义制度”都是一种社会形态，但冷战后这种社会形态就变成了两种制度的竞赛。因此，讨论“大制度”就是讨论一种作为社会形态的制度。遗憾的是，后来它们变成了被意识形态化的制度。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化”，不光是我们有些人在说到制度时比较意识形态化，美国人也一样。我在波士顿看到有些小孩在看升他们国旗时哭得非常厉害，那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动，这是制度被意识形态化的表现。
诺斯他们定义的“制度”，我归结为“小制度”。“小制度”实际上研究的是世界运行过程中那些相互博弈的规则。制度经济学家试图将制度研究纳入主流研究，那么首先在微观上就要解决制度与人、组织之间的行为关系，要把制度落下来，落到人和组织的行为如何受制度的影响，这也是姚老师刚才提到的诺斯那句名言“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制度是重要的，所以要打通制度跟微观主体行为之间的连接，诺斯在他得诺奖的那本《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花了很多功夫来建构这个理论。
其次，在宏观上，制度研究是要解决制度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诺斯解释的国家行为、意识形态和产权等制度。因此，研究小制度关注的是具体规则，即在世界运行的过程中，微观和宏观制度与行为、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各项制度在世界运行中如何发挥作用。
周其仁老师那篇讲“体制成本”的文章对我影响比较大。体制成本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当我们去观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时，发现它们跟诺斯讲的小制度并不一样。另外，将制度简单二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是非常要命的，因为在同一个大制度下有很多小制度在运行，同时，由各项小制度组成的体制也可能存在于不同的大制度下。
我到人民大学后给研究生开过一门课讲“比较体制”。这一课题在上世纪90年代非常风靡。后来前苏联垮台，在东欧转轨以后有关比较体制这一脉的研究就基本消失，只留下科尔奈（匈牙利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体制的研究。科尔奈所著的《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他在哈佛大学授课时用的教材，里面所谈到的体制问题是基于他对匈牙利和东欧等社会主义体制的深刻认识。他讲：“体制实际上是支撑整个大制度的一件衣裳”。这意味着，我们如果单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去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话，是讲不清楚制度在那种形态下是如何运行的。
体制这件衣裳由不同的一块块的布料组成，各块布料就是各种小制度，比如科尔奈讲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产权、经济运行和微观制度等，这些都是诺斯他们研究的小制度。从体制研究的角度来讲，要研究在一个大制度下运行的这些小制度之间的联系与互动。
科尔奈说，各种制度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决定了各种制度之间的适配性，后来我将这种适配性称之为“体制秩序”。体制问题最后还是在讲秩序问题。诺斯在晚年研究的制度问题是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从限制权利到开放权利形成的秩序，而科尔奈讲的是由各项制度之间的适配性形成的秩序。
经济研究不能只解释“有效”，也要研究“坏年景”
“Economic Performance（经济绩效）”是诺斯创造的一个词。他认为在长期的经济变迁过程中，不是只研究经济增长，还要研究经济不增长，反映到现实世界中就是——我们不仅会经历好年景，也会经历坏年景。诺斯认为，做研究不能在解释平均率的时候只解释好年景怎么“好”，而忽略坏年景为什么发生。所以，诺斯在其晚年所著的《暴力与社会秩序》这本书中，对早期关于西方世界的研究也做了反思。他早期的研究只是对“有效”（经济增长）做了解释，比如因为有效产权、有效组织、有效市场，所以经济得以增长，但同样的制度为什么也会造成经济收缩呢？
由于经济增长的平均率缺少对“无效”（坏年景）的解释，所以从政策含义来讲，最后解决问题的药方就是“一把抓”。好年景是因为制度有效、投资有效、人力资本积累有效，于是现在一拨追求高增长的人还是在用“再增加投资、再增加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改革把制度搞对了”这套逻辑，最后缺乏对导致负增长的问题进行研究，结果也还是用为正的策略去应对。姚洋老师讲到的诺斯等人的最新研究，就是将经济绩效进行了分解，既解释了经济增长，也解释了经济收缩，这才是更好的理论。
因此，我们所做的大量研究就是从长期的经济史来分解经济绩效的“正”和“负”。我们研究了英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在1820年至2018年的经济绩效，具体分析了这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的频次与幅度。
可以看到，在历史长河中，六个经济体既有经济绩效（即有增长），也有收缩。按我们一般的理解，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它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但从数据来看，最后决定这些国家发展水平的并不是一直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是不断缓和的经济收缩（收缩频次和幅度下降），即经济绩效中增长为负的那些年份不断减少或收缩幅度不断减弱。这样的结果就很有意思，它将我们的研究视角从原来关注经济增长的平均率转向去解释坏年景发生的原因。
对“国富”和“国穷”的解释也是如此。我们对170个国家在1960年至2010年的经济增长与收缩做了研究，发现贫穷国家并不是没有经济增长，有时候它们的增长率一点也不低，但这些国家的经济收缩幅度和频率太高。这些国家总是在折腾，一会儿打仗，一会儿总统倒台，一会儿高通胀，一会儿又发生种族矛盾冲突，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导致其经济收缩频率和幅度非常高，最终导致国家陷于贫穷。
所以姚洋老师讲到，贫穷国家以及发达国家在发展早期，并不是没有经济增长，而是它们的权利开放秩序和权利限制秩序与发达国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精英权利限制秩序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型没有完成。这一转型具体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精英之间创建支配性联盟，通过政治体系操纵经济利益，创造租金，依靠协议在精英之间划分租金，通过掌控特权和限制组织准入来获取租金；第二阶段，也是发达国家成功的原因，即通过权利开放秩序实施“非人格化规则”，利用第三方控制暴力，开放组织创建准入，最后实现秩序的稳定性。
这是诺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进步之处是他们把整个研究视角扩展到经济收缩的原因。但正如姚洋老师所讲，诺斯解释的基本上还是发达国家的模式，即精英支撑的现代化经济、精英结盟形成的秩序结构和转型。
在诺斯的研究基础上，我们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收缩进行分解。
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也不是没有增长，且平均增长率也挺高，当时的问题在于经济收缩频率和收缩率很高，所以当时也不是没有经济绩效，只是经济绩效被坏年景拉低。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绩效发生了重要变化，不过原因并不只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更高，还有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明显降低。
从这里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结论，原来那种照葫芦画瓢研究中国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实践检验所谓的经典理论，并做出必要的创新。
中国的整体体制秩序和制度弹性
用诺斯那套理论来看中国问题时会发现，中国不是简单的像西方那样从权利限制秩序转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过程，而是我前面讲的中国所具有的体制特征。这个体制特征是，中国的秩序结构是整体体制秩序，不是诺斯意义上的那些小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整体体制的效率和秩序建构。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不低，中国的经济绩效也还可以，但是问题出在经济收缩幅度大。因此，我们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应包括两个部分：
首先，我们在研究计划经济整体体制特征时，不能仅看到产权和价格机制的特征，还应包括制度结构、价值体系、计划制度和微观制度的特征，这些形成了社会主义整体体制的特征。
其次，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对改革路径的选择上，中国和前苏联都存在巨大差别，主要表现为中国维持了整体体制的秩序。
第一，前苏联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整体体制是铁板一块，而中国的整体体制特征在1950年代中期以后就和前苏联有很大不同，包括制度结构、意识形态、计划制度和微观制度等。我们是一套整体体制，但又不是前苏联那样用计算机计算投入产出的系统，即我们整体体制的程度比前苏联要弱一些。
第二，我们的整体体制具有弹性和可调适性。当整体效率出现问题而影响到体制秩序时，我们的整体体制就展现出它的灵活性。最主要的表现是中央下放地方权利以及增大微观活力，这在前苏联从未有过。
体制的弹性与整体体制的程度，这些特点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下滑但改革开放后保持了往前冲的势头。而大家看到苏联的故事是，体制越有问题，意识形态、权力结构、资源配置效率、微观主体塑造等方面就越僵化。中国不是这样，即便像毛主席那么强的人，当他看到大跃进出现问题时也会选择往回退。这些中国与前苏联的区别，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地方。
当出现大问题时，我们体制的弹性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是在整个计划体制内的各个方面都做权利松动以及增加企业活力。这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体制的效率跟改革开放之后有差异，但是整体体制的弹性又保证了改革开放前的经济绩效也能过得去，没崩盘也不会崩盘。
改革提升了整体体制的开放性
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利开放的过程，并且不是仅针对某一项制度的开放。因此，我们现在研究改革时，如果只是简单地从市场、产权去看整个改革，就会一叶障目。有些人只从市场化、私有化的角度去批判改革者，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些只是西方意义上的市场和产权概念，中国的改革并不仅仅是这样。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经济收缩下降，首先得益于我们具有体制性权利开放的特征，其次我们在权利开放过程中维持了秩序结构的稳定。我们的体制性权利开放，是针对一整套体制性权利的开放，不是仅针对某一两项制度的权利开放，我们是对整个体制的重构。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现在是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并存。我们的收入分配制度，原来是按劳分配，后来加入要素分配，再后来又加入了市场配制资源。这样的制度构建过程一直是从权利收紧向权利开放的转变，这其中包括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姚洋老师讲到文化问题。当我们仔细去反思文化问题会发现，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时必定会经历一场自我批判，因为这时我们会开始认识到传统的不足。例如“五四”时期与改革开放之初，所谓的“启蒙”就是我们认识到原来体制的不足，于是我们一定会经历一场文化批判。而在进行文化批判的同时，我们也接受着一些具有人类共识的现代化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的影响，比如我们对市场的认识，这些影响最后为我们带来物质的现代化。而当物质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以后，我们一定又会去寻找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意识，即我们的主体价值。这些主体价值如何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构建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也具有意识形态的含义。
此外，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体制以及塑造微观主体，这些实际上解释了我们经济绩效的来源是一场体制性的权利开放，而不是对某一项制度的简单私有化或者市场化过程，是整体的体制性权利从封闭向开放的转型过程。
同时，我们的体制转型跟诺斯分析的西方意义上的体制转型——从限制性权利秩序向开放性权利体制秩序——也有不同，二者最大的差别是对秩序本身的认识不同。他的认识是，两个精英集团为了共同获取租金而进行结盟，获取垄断租金，所以建构起限制性的权利秩序。但中国的整个权利开放过程是一种体制性的开放，不是由精英结盟推进的权利开放过程。
因此，我们要对改革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及我们在权利开放的过程中如何维持体制秩序。前苏联解体以后的第三天，我到了莫斯科。当时令我印象很深的是，当那一整套体制突然退去之后，整个社会的运行让人难以理解。当时一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院士接待我们，但他联系不到任何一个人去完成后续的接待工作。苏联在整体体制开放后没有考虑到维持体制的秩序结构，但中国则考虑到了秩序结构，包括权利开放的顺序。还有大家经常讲我们的“双轨制”，很多企业的属性和权利边界是模糊的。很多模糊的东西在西方看来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另外我们在思想的解放与吸收、市场秩序的维系以及各个主体之间的平衡，都形成了我们的体制秩序。
这次与姚洋老师一起分享他的新书，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提醒我们，对中国很多问题的研究要寻找到具有中国独特性的东西。那些独特性的东西到底在哪儿？对于那些独特性东西的研究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中国经济伟大的转型和变迁。这就呼应姚老师所讲：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身处一个伟大的时代，这里为我们做研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土壤，关键就看我们能不能针对中国转型期的独特性问题做出原创性的研究。
整理：何又夕 | 编辑：王贤青 白尧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守英教授的研究领域为制度变迁、土地制度与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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