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然性与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作为现代科学中的一部分，一开始就是指政治经济学，或者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具有突出的理性科学和意志科学的双重性质，其自然性与人文性深刻交织，从而显著区别于自然科学，或者说，在这种“双重性质”和自然与人文交织上较自然科学更为突出。认识和把握这一性质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的。政治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现代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具有两方面的基本科学功能和追求，一是认识世界，即提供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以发现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回应“质疑”；二是改造世界，即创造影响和变革世界的方式，以推动世界按其规律实现发展，呈现“文明”。科学的这两方面基本功能和追求有所区别，但又有着深刻的联系。与自然科学的不同在于，社会科学不是以“自然”而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由此也就规定了其与自然科学的种种不同。政治经济学以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及其运动作为考察对象，进而揭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规律和趋势(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枢纽性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深刻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及灭亡规律(狭义的政治经济学)，①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深刻的科学基础和逻辑根据。相应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②

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提供了认识和阐释社会生产方式的世界观、方法论，同时揭示了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的道路，进而成为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重要力量。但与自然科学相比，人们往往质疑其科学性的客观性。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对立统一。事实上，就科学哲学意义而言，自然科学也包含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矛盾纠结，现代科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希腊科学的复兴，希腊科学的理性主义哲学原则强调科学的“自然”属性，自然世界有其自身的本原、性质、特征和规律，这些都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

科学的功能和意义在于“发现”，即揭示出世界本身的真实存在并理解其运动逻辑，科学的发现过程并不存在人类对世界自然性质和内在逻辑的能动的创造(或改造)的可能，科学的要义在于“发现”，即反映、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现代科学中与理性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种哲学原则是经验主义，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对上帝的绝对自由意志的强调，通过强调“意志自由”，进而强调人类可以凭借自身的意志实现人的价值。类似于上帝万能的意志，科学是可以凭借人自身的意志去能动地认识世界，同时可以积极地改造世界的过程。现代科学在西方的产生过程在科学哲学意义上是“理性自由”与“意志自由”的矛盾运动过程，是理性科学与意志科学双重特征的矛盾统一。①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也有所谓“人文”与“天文”的区分。

《周易》所谓“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天可以知道自然界的变化，观人可以以文化人，即“人文”。这种自然理性与意志自由的矛盾纠结在社会科学中远比自然科学中深刻，在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得尤其典型。自然科学哲学上的这种矛盾纠结，形成的问题是人类能否主动积极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还是只能被动客观地认识世界并发现世界?这种科学哲学态度上的分歧虽然可以影响科学的发展状态，但并不真正涉及科学本身的内涵。社会科学则不然。以政治经济学来说，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要认识社会生产方式并推动生产方式变革，首先需要明确一定的世界观，明确对社会历史运动的价值观，并且这种世界观、价值观的确立从根本上规定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政策倾向，规定其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特征。事实上，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经济哲学上的经济自由主义与理性干预主义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整个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便是在这种经济哲学的不断争辩与整合中演变的，②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之所以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首先在于其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世界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运用。①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生产，所展开的历史分析，是人类的活动。“社会”是人构成的，因此，人的精神、价值、观念、文化等必然深刻影响并规定社会生产方式的特征；同时，人不是孤立而是“类”的存在，具有社会性，因此，人的精神追求、价值选择等只有通过社会运动才能实现。历史发展及社会运动规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政治经济学考察的是人类社会经济选择问题，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人是有意志的、能动的、自由的，因而可以主动“选择”，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这种“选择”的以阶级关系为背景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上的成本和收益间的对比关系。既然是关于“选择”的学问，便存在选择中的“价值”命题，即“选择”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标准问题，有价值命题便产生进一步的道德秩序和法治精神。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以来，从古典经济学到当代西方资产阶级主流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强调以价值论作为基础，包括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和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其经济学说的“基石”，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经济学说都要回答什么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和必然性这个问题。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种种价值学说要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正当性、合理性和必然性，因而产生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后来的效用价值论及均衡价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及被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新的生产方式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进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对古典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劳动价值论，并为其科学的剩余价值论奠定了基础，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扭曲和内在矛盾。②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理论是对不同生产方式历史正义性的最为深刻的论证，而这种社会生产方式历史正义性、合理性的论证本身是以人类对社会生产方式进行历史选择的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标准为前提的，进而对人类的社会道德秩序和法治精神等提出了深刻的要求。政治经济学这种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刻要求，使之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因而，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往往又被称为“人文社会科学”。③

正是这种远远高于自然科学的人文主义气质以及这种气质所体现出的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使人们从理性科学的自然性出发往往会怀疑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怀疑其作为科学“发现”世界(社会)本质和规律的客观真实性，怀疑其作为历史的科学揭示历史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规定性。

应当看到，探索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自然性和人文性双重特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处理这一问题的典范，既强调政治经济学认识世界的客观性，又承认其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既强调政治经济学发现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又承认其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又承认其作为社会科学的人文性。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①

二、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阶级性

政治经济学作为关于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的历史科学，其阶级立场与科学分析和逻辑运演如何统一?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其所论证的两方面基本问题都是以一定的阶级立场为前提和归宿的。一是为什么要选择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二是怎样运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历史之所以选择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或者说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历史替代演进，本质上是相应的阶级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运动，是出于一定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是不同阶级利益和力量抗衡冲突的过程。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完善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或者说追求运用一定的生产方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根本上是为满足相应的阶级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选择生产方式是出于相应阶级利益的需要，运用生产方式是为着实现相应阶级利益最大化，因而政治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但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其基本功能在于从特定的科学问题出发，以一定的范式和方法展开逻辑分析，以求得对问题的证实或证伪，或者通过理性的(逻辑的)，或者通过经验的(实验的)方法，或者通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相互结合的方法，发现世界的自然本质及问题背后的运动规律。但如何把基于阶级性的历史价值指向标准和尺度与基于科学功能的逻辑和结构解析能力统一起来，即如何把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起来，是政治经济学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其不同于一般自然科学的重要特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之间的矛盾统一性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一定阶级所要求和代表的社会生产方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论证这种进步性进而阐释一定阶级所要求的社会生产方式存在的历史必然性，需要反映这一阶级利益和价值观的政治经济学作出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证明。这种阶级性需要科学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首先是服从其阶级性的历史要求，并不是绝对无条件的科学性。同时，一定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又会规定其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服从一定阶级利益需要的，因此基于一定阶级利益的历史局限必然会反映到这一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当中来。所以，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又是受阶级性规定的，并不是孤立的纯粹的科学性。其次，不同阶级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公正性等价值判断标准和尺度上会存在根本性分歧，特别是根本对立的阶级相互之间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具有根本对立的历史观。这就使得基于不同阶级立场和历史观的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产生系统性的对立和差异，从而使其科学性和科学能力难以用统一的标准和尺度去衡量；也正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很难像一般自然科学那样，聚焦共同的科学问题并形成统一的分析范式，或者说基于不同阶级利益，反映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历史进步性和必然性的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对于问题的科学性和解释问题范式的统一性在根本上存在分歧，从而使之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重要区别。①因为不同阶级对于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问题产生的根源具有根本不同的认识，进而对阐释问题分析矛盾的方法和范式也就根本不同。最后，虽然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但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运动历史不能重复，因此政治经济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实验室反复试验;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方式发展演变的历史记载是经过前人的整理选择而积累下来的，因而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研究不仅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实验性和可重复性，而且所运用和依据的历史数据及事实，是经前人主观筛选过的，而这种主观筛选源自人的选择。

如果说对自然世界运动历史的记载和整理水平及价值更多地取决于记载者的发现能力和科学素质，那么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历史的记载和思想累积，则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学术能力，更主要的是取决于人们的选择价值标准，而这种选择的价值标准在根本上首先取决于其阶级立场规定的历史观，这种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使得人们往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依据的客观真实性产生质疑，这种质疑同时也为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史的解释留下了可能。

因此，正确处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极为重要，同时又极其复杂的命题。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中，既不能简单地把阶级性与科学性割裂开来，更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我们需要坚持提升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以准确发现客观经济规律运用客观经济规律，进而科学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同时，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性、人民性。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的《资本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作出了科学的阐释，为人类社会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坚持实现人民解放，维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统一科学性和阶级性，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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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13页。

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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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继承性与批判性

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科学，在传统与现代的内在历史联系和思想史的演进上有其特殊性。事实上整个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较，重要的特点之一便在于：对传统的继承性(批判性继承)与对现代的批判性(继承性批判)之间如何衔接。

对自然科学发展来说，已有的科学认识和对未来的科学发现之间是自然的积累和延续的过程。虽然自然科学具有“质疑”精神，进而存在科学革命，但科学革命一方面是在已有的科学发现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和推进，是运用已有的科学发现的成果；另一方面，科学革命变革的首先是已有的科学前提和范式，并不根本否定在既定假设条件和范式下的认识，是在对科学问题形成的前提条件及分析范式提出质疑和改变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科学问题和科学领域并产生新的科学发现。这一进程是一种不断分化与统一的科学整合过程。①但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则不然，不同阶级利益体现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并不体现为一种总体上整合的过程，相反往往会产生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对立和系统性批判。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学回答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服务的对象具有阶级性和利益的对立性，伴随社会历史条件的演变和阶级矛盾的时代运动，伴随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演替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经济学中不同阶级的学说占据主流地位的状况会发生改变，其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和政策倾向等也都必然发生历史性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在阶级矛盾对立冲突运动中实现的，因此历史进程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往往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根本冲突。其实一切社会科学的每一历史进步和发展，几乎都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现代对传统的批判。这种历史性的争辩并非由于时间性的自然推进而形成的认识上的差异，而是历史演变中阶级矛盾关系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比如，欧洲近代以来社会科学思想变革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直接继承中世纪的传统文化，而是相反，是建立在对中世纪传统文化深刻批判的基础上，包括15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新教革命，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后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等。

在资产阶级革命当中出现的大批资产阶级思想家，其学说和理论都是新兴资产阶级政治诉求的思想和观点的系统反映，包括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等，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准备和思想理论动员，是在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系统怀疑和根本否定中产生的。①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则代表着无产阶级的利益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与之相适应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全部理论的全面批判基础上创立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反映的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以崭新的社会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科学理论。又比如，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文化反映与现代文明在根本上是不一致的，所以便产生了中体西用之争、全盘西化思潮、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等文化批判和反思现象，其中最重要、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便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政治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社会生产方式运动，是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论。人类历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进，本质上是不同阶级代表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更迭。因而不同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差异，源自不同阶级所要求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对立，源于不同阶级利益的根本分歧。社会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方式演进的革命性，使反映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具有系统性区别，使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具有深刻的历史批判性，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即对以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全面反思和系统批判。

当然，并不是说要割断思想发展的历史，不是否定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继承性。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其产生的来源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就存在深刻的联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可以说，没有18、19世纪欧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②但这种联系并不是简单的承续，而是深刻的批判性继承。这种批判性突出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揭示

真理的彻底性上，即在坚持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立场的坚定性和发现人类社会客观历史运动规律的科学性上，根本区别于资产阶级理论并远远超越资产阶级学说的历史局限。批判基础上的继承性则更多地体现在对所讨论的基本问题的关注和基本范畴的运用等方面。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重要的思想来源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所讨论的基本对象是共同的，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运用的基本范畴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已有的范畴和术语，如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价值、价格、商品、货币、交换、市场等等，这些都是“继承性”的具体体现。然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和人类进步的历史趋势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加以科学的分析，不仅在历史价值取向上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因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进步性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及内在矛盾运动特征等方面的认识根本不同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而且在揭示社会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历史客观性和理论逻辑性上突破了资产阶级被其阶级利益限制的狭隘束缚，进而极大地提升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运用已有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同时，对范畴展开了“术语革命”，比如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二重性”思想范畴，以及相应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使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范畴发生了深刻变革，进而使古典经济学粗糙的劳动价值论获得了根本改造，从质和量的统一上科学地论证了商品价值的本质和唯一的来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为其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又比如创造性地提出“劳动力商品”范畴，使古典经济学的“劳动力”或“劳动”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区分了劳动力作为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力)过程中剩余价值产生的奥秘和根源，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至于“剩余价值”范畴的提出，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革命性的集中体现。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而全部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融通古今中外各种优秀资源，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①我们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但必须不断推进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进程;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经济学资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提供有益滋养，但必须是自觉地批判性借鉴；我们需要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养分，但必须是历史地批判性继承。当然，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①对于认识世界的理论展开批判，目的是运用于实践并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加以检验。

四、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②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社会历史发展的条件和文明形成的状态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和特点不同，因此产生于不同民族和国家并反映其社会生产方式本质和变化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特殊性。同时，不同民族和国家社会生产方式演进过程又都面临许多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而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又会努力以共同规范的范式去分析这些具有共同性的历史问题，这就使得政治经济学在阐释这些共同关注的问题时，在方法、概念、范畴、知识体系、逻辑结构等方面存在共同点，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和需要。因此，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并不排斥其开放性和相应的世界性。作为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于自然和社会运动的本质及规律的发现，客观上具有人类认识世界的共同性，在方法上也具有普遍的规律性。

自然科学基本上没有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差异和矛盾问题，包括政治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则不然，或者说民族性与世界性如何统一，在社会科学中是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首先是基于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要求，对本国社会生产方式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进行具体对象性的理解，从而成为推动本国生产方式变革并由此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分析，推动本国经济文明进步，进而赢得世界的关注和尊重，从而成为具有世界性意义和影响力的学说。在统一政治经济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逻辑关系上，必须以立足本国、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把本国、本民族的社会生产方式历史变化问题研究透彻为前提，通过对本国、本民族经济发展问题的科学阐释，影响并贡献于世界性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推动本国、本民族社会经济文明的成长，尤其是实现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形态，使世界关注和尊重其民族背景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客观物质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进而使产生于本国、本民族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广泛而深远的世界意义，即所谓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

任何脱离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学都只能是空洞的；一切建立在领先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经济文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说，在经济思想史上都必然会产生深远的世界性影响，一切成功地解决了本国、本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学说和学派，都必然会引起世界的普遍关注和尊重。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到美国当代主流经济学，其世界影响力都是以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世界为历史基础的，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地位的形成又与其经济学的发展有深刻的联系。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①对于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必须立足并服务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历史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客观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握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巩固和完善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到2050年前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根本改变当代世界现代化的格局(当代发达国家总人口占比为16%左右，我国现在占比为18%以上)，把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现代化;根本改变人类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当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实现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根本改写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代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从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起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以百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在这一伟大历史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形成并产生极其深远的世界意义。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②在历史发展趋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中华民族现代化融入经济全球化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现代化格局的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社会主义从国别(中国)走向世界，最终实现全人类理想社会远大目标的发展历史。

习近平同志指出：“人类社会最终将从各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①相应地，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也是不断从狭义发展至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

强调政治经济学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需要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学探索，相互之间需要借鉴。习近平同志强调：“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就大量吸收借鉴了前人创造的成果。”②只有真正把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不同社会历史下形成的不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和内在逻辑，深刻理解其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才能实现科学的借鉴。这就要求借鉴过程中必须具有批判精神，批判精神是政治经济学相互借鉴的科学要义，批判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神品质。当然，批判借鉴，一方面需要明确并坚持“批判”的根本标准，即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立场和历史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科学性与阶级性的对立统一，使得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不同学说之间的借鉴具有特殊性，要求相互间的借鉴必须建立在深刻的批判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需要树立并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即对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学说要有透彻的理解，对不同学说展开批判比较，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深入认识、准确把握所要批判的对象，否则便不能形成真正科学意义上的批判，也就难以获得有学术价值的借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以往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系统而又深刻的批判，并在这种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借鉴基础上形成了崭新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科学，之所以博大精深，重要的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对人类哲学社会科学的全部文明成果深刻批判和透彻掌握基础之上的。习近平同志曾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升其认识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科学水平，需要借鉴人类关于生产方式运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部有益的具有科学性的知识和成果，包括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的有益部分，特别是其关于经济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等方面的分析，值得重视和借鉴。

当然，“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皋，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理论、中国思想，需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伟大实践，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在此基础上，推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②

五、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思想性与逻辑性

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性主要包括其价值立场和学说理论、政策倾向等，逻辑性主要包括其作为科学的逻辑结构，包括“数学的逻辑运演”。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性与逻辑性的统一，是指其学术思想体系与逻辑表达结构，包括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思想内涵与数学逻辑结构呈现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一定的科学理论要求并规定相应的逻辑表达方式，而严谨的逻辑表达不仅意味着学术思想的成熟，同时也是对思想内容科学性的逻辑证明，尤其是简洁准确的数学逻辑推演，不仅是科学思想的清晰表述，也是进一步的论证。早在古希腊人们就意识到世界的运动规则可以用数学来表达，一门学问中数学被应用的程度往往同时被作为其科学成熟度的标志，数学甚至成为古希腊科学体系的中心。17世纪的科学家推翻了古希腊人的宇宙观(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但运用的仍是古希腊人的数学方法，牛顿以及后来爱因斯坦的基本理论也都可以通过简明的数学公式加以表达。这些都表明科学思想与数学逻辑之间存在深刻联系。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就认为，数字是世界的本原，一切事物都可以用数字表达。马克思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③但同时，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学术思想与数学逻辑推演之间也会存在矛盾。

一方面学术思想本身的不成熟、理论体系的不完备、前提条件和科学范式不明确，使之难以通过简洁清晰的数学逻辑加以表达；另一方面，为了满足数学推演的逻辑要求，对科学问题讨论的前提条件加以严格限制，使学科本身的理论性和思想性受到削弱，损害了其科学性和解释力。因而也可以说，一门学科的“死亡”往往也视数学在其中的应用程度。如何处理学术思想性与数学逻辑性的关系在社会科学中更具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在经济思想史上，自1871年边际革命发生以来，数学逐渐被广泛运用，一方面由此经济学往往被视作在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并具有科学范式的学科;另一方面也使经济学中的理论概念推演和数学逻辑推演之间的矛盾更为凸显，并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

应当承认，将数学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使政治经济学理论被呈现得更为严谨，而且使经济思想体系中的内在联系更加清晰，但实际上，经济理论的逻辑表达本质上是服从思想内容要求的，而思想的价值指向和理论判断及政策倾向又都是受社会历史发展条件规定的，尤其是受相应的阶级利益约束的。数学逻辑推演在经济学中的运用，不仅是适应经济理论提升其严谨性的需要，不仅有经济思想史上的动因，而且有社会经济发展史的动因。从早期的经济思想产生到英国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方法并不是数学逻辑演绎，思想表述的话语体系也不是数理的结构呈现，而是典型的哲学范畴的概念推演和历史的制度分析，同时具有鲜明的历史批判性。其理论思想的核心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商品价值学说，其中尤以劳动价值论占据主流地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加以论证，特别是处于上升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地位还不稳固，因而尤其需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论证其正义性、公正性和优越性，进而论证其取代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趋势和历史必然性。为什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由竞争是公正的?基础在于自由竞争中的公平，而公平的经济根据在于市场交易中的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和根据在于商品价值。因此，商品的价值本质、价值源泉、价值量的决定、价值的实现形式等问题成为那一时期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基本问题，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进入19世纪中叶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日趋巩固，尤其是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使命不再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替代封建社会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而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价值命题的讨论被均衡价格的命题所取代，均衡状态被认为是在个体的和总体的资本相互统一中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状态。所以发现“均衡”的位置，求解实现“均衡”的条件，成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之相适应，在方法上伴随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发生，数理的边际分析取代了传统的制度历史分析，数学结构逻辑推演取代哲学概念范畴的推演并成为主流。可见，在经济思想史上，数学分析和逻辑表述是适应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变化需要而形成的，而经济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的变化又是适应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历史要求而变化的。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数学结构逻辑推演的引入和运用，并不是单纯出于提升经济学科学性的要求，作为逻辑结构推演呈现的表达方式和话语体系的变化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想内涵变化的要求，取决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演变的要求。在经济学中，数学的逻辑分析能够解释量的结构状态，但解释不了质的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对现代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需要注意的是，在采用这些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老祖宗，不要失去了科学判断力。”①构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清醒认识到这种学术思想体系与逻辑结构推演和话语体系之间的深刻联系，不应也不可能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推演方式和话语体系来系统地证明和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事实上，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与科学理论探索需要相比，数学的逻辑推演也面临许多困难，最为显著的即所谓“多维陷阱”。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理学和工程学都可以通过数学方程求解、表达，在当今世界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这一点表现得尤为强烈;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科学学科探讨的问题都面临“多维”困扰，求解的目标函数的约束函数总是处于多维的变化中，因而求解本身始终处于不确定的未知状态。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所面临的“多维灾难”困境要远比自然科学深刻，因为社会矛盾运动的复杂性、能动性和不确定性要远超自然界矛盾的运动，回答社会矛盾和生产方式运动的问题，所需要的变量或维数远远多于自然科学问题，数学的发展可以提供很多方程并通过方程解决复杂的科学问题，在计算机、人工智能等迅速发展的条件下，求解方程的能力获得不断提升，但约束条件和维数的增加成倍地高于运算能力的提升。在高维的条件下求解是非常困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著名问题，即兰格提出来的计算机市场经济命题：以数学算法能力提升支持的计算机模仿市场经济运行的种种状态，并求出资源市场竞争性配置的最优解。

但由于市场经济本身涉及的变量太多且充满变化，模拟市场经济的设想即使在进入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数学方程和计算机算法的发展能够成为解释和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必须建立在科学而又深刻的经济科学思想基础之上。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性，社会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不确定性，使得社会经济发展的约束函数和目标函数以及相互间的关系，很难像处理自然科学问题那样，在原则上将其汇结成偏微分方程的问题，变量和维数的指数增长、信息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人们掌握信息的不充分性，极大地限制了数学推演在解释和处理社会经济问题上的能力。比数学推演的逻辑证明更加重要的在于政治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理论的创造性。“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①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理论、中国思想，应当是建立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基础之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②

六、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历史运动的科学，具有一系列特点。它具有自然性与人文性的双重性质，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继承性与批判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思想性与逻辑性的辩证统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科学把握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特点，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因为，从理论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学说，“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③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④。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不仅强调认识世界，而且更为强调改造世界。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指南，不是静止的而是具有发展时代性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时代性的统一。从实践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没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紧密结合，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③

在伟大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④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二次飞跃)，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经济思想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是我们探索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指引和遵循。这一学说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和历史观、世界观，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思想创新和范畴凝练，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同时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运用于具体实践，将历史逻辑(回答新时代的命题，即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理论逻辑(深刻认识和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实践逻辑(把握新阶段，贯彻新理念，构建新格局)三者统一起来，形成系统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科学指导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方法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引，扎根中国大地，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明确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根本立场；坚持新发展理念，这是基本观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基本内涵；坚持对外开放，这是基本国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把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本标准，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特征和规律作为基本方法；把阐释和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作为核心问题；把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各方面利益关系、矛盾运动，从物质利益关系上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作为主要任务；把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首先是经济纲领)作为根本目标。为此，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进行艰苦探索和创新，①尤其迫切需要加快构建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