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智库：相比十九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表述，你觉得此次有哪些不同之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调整？

刘尚希：实际上，农民和市民有两个不同的财富积累机制。比如说，市民如果有钱，他们可以去购买房产，而房产在我国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在升值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房产在增值，但是对农民来说，挣了钱，他们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一栋房子，多数地方是，房子盖成之日就是贬值之时——没法增值。因为农村的房产多数没有市场估价，不能交易。

所以，农民挣到了钱，获得的收入盖了房子后，多数无法积累财富进而获得收入。而对城里的市民来说，他们所购买的房产既有消费功能，也有增值空间。显然，这是不平等的。所以，哪怕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哪怕是拿同样的钱，一个拿到城里用，一个拿到农村用，所产生的财富效益是不一样的。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有市场和没有市场，有天壤之别。

很显然，这对农民来说，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财富积累机制，也就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我国必须改变农民的财富积累机制。如果说这一点有改变的话，那么，就可以助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逐渐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来促进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收入角度去看共同富裕问题，因为收入可以转化成财富，而财富积累又可以变为资产——它会增值，当然也会贬值。

刘尚希：从促进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首要任务是防止两极分化，而要防止两极分化，就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导致低收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失去劳动能力、缺乏技能，还有失业——没工作就没收入。

我们现有的失业救济金覆盖面很窄，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更少。有数据显示，在我们现有制度覆盖范围之内的人员中，真正失业后去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不到30%：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不知道怎么领。

低收入者一般是弱势群体，也可能是能力弱，比如缺乏技能。针对这个群体，必须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通过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来保证基本的消费能力。另外，还需要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让低收入者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扩大他们的公共消费。不同地区、城乡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现状有很大差别。

因此如何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所有人，这是需要各级政府通过改革，完善政策去努力做好的。通过公共消费来缩小消费差距，有助于低收入者获得基本能力，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就要把着力点放在保障“底线公平”上。尤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得守住底线公平。所以，强调“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把底线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当然，也不能仅仅保个底，保底——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消费能力，这只是最低的目标。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社会要发展还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更高的目标。怎么扩大？哪些人最有潜力？从现实来看，是在城里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主要是青年农民工，老年农民工基本回到农村去了。他们是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对象。因为他们从农村出来，在城里多年后，积累了不少的劳动技能，比待在农村的农民有更丰富的工作经历、经验，他们的综合素质更高。

所以，给他们创造更平等的环境，比如享受同城待遇，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消除就业歧视等，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有将近三亿人口，所以，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促进农民市民化，真正扎根融入城市，而不是“漂”在城市。当然，城里还有一部分尚未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市民也是有这个潜力的，但是从规模上来讲，“农民工”是有潜力，也是规模最大的群体。

如果说，政府创造好条件让“农民工”群体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队伍就能扩大，这意味着内需也将大大增加。内需扩大了，就能拉动供给，经济增长动力也就能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内循环壮大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刘尚希：我觉得这个是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一个导向，即什么问题重要，它的排序就靠前。现在机会公平的问题更重要，那就往前排；底线公平的问题凸显了，那么底线公平就往前排。这体现了报告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加以解决，可能它引发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影响的面也不仅仅是局部，而是整体，可能对共同富裕的促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都会是严重的拖累。所以，有必要把这些问题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加以重点解决。

刘尚希：是的。所以怎样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它需要建立起一个转化机制，这就要通过市场，通过金融手段来转化。以前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不足，仅仅停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口号中，对于如何转化束手无策。因此，需要各级政府扎扎实实地在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要创新。

这对欠发达地区，对那些生态相对脆弱，不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来说尤为重要。当我们能够让资源资产化、证券化后，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之时，人与自然也就能更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