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魁 复旦金融评论 2022-10-20 10:01 发表于上海
■作者：张文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创新不属于“低垂的果实”，很难被采摘到。更进一步，对创新本身，人们之间也常常存在差异甚大的理解。如果不能厘清这些差异， 并在此基础上懂得那些改善人类生活的创新缘何发生，就无法真正大力促进创新。我们谈论的首先是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也就是说，是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里所说的创新；但有时候又是在说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意义上的创新，例如像伽利略的名言“科学真理需要在实验和基于实验的理论中去寻找”所说的，知识和真理的探寻。麻烦的是，这两者很不一样，但又有极大关系。根据著名经济史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和格里高利·克拉克等人的研究，在工业革命之前两三千年里，经济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只有工业革命才促进了经济大发展，而工业革命无疑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基础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都意味着新知识、新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创造性工作，现在新增长理论也非常重视科技进步。人们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类创新称为科技创新，我姑且称之为伽利略创新，因为伽利略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也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这样叫也可与熊彼特创新相对应。尽管熊彼特倾向于把创新与单纯的科学探索、技术发明分开，因为他所讲的创新是与商业化生产和市场化盈利联系在一起的，但当今社会可以更多更快地把发现发明引向经营和经济，相信熊彼特也不会反对把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称为创新。经济发展意义上的创新与科学技术意义上的创新相比，所包含的内容要广泛、庞杂得多，而且两者的发生机制也不尽相同。熊彼特创新大致可理解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至少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投入品、新组织五个方面，实际上比这五个方面多得多，虽然也包括研究开发、科技进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与研究开发、科技进步不是一回事。譬如，熊彼特创新包括新市场的开发。改革开放以来有一个很大的熊彼特意义的创新，就是塑料大棚。年龄大的人知道，北方二三十年前，冬天是没有什么蔬菜吃的，整个大半个中国冬天没有什么蔬菜吃。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主要就是靠塑料大棚。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它其实是非常成熟的技术和非常成熟的材料，在被广泛地用于种菜后，这个产业有了很大发展。这个创新不仅解决了民生问题，也带动了整个北方的蔬菜产业，是中国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熊彼特创新与政策环境高度相关，有了正确的政策和环境，不一定要国家投入巨额的科研资金和组织大量科技人员攻关，就能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当然，科技进步很重要，但与熊彼特创新不完全是一回事，只有分开谈，才能搞清楚。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两类创新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就是因为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在讨论创新的时候，开始是说熊彼特创新，说来说去不自觉地就收窄到伽利略创新了，譬如研究新增长理论的那些经济学家，都强调自己是走熊彼特创新的研究路径，但研究一展开，就收窄到研发上了，而这根本无法深刻揭示经济增长机制。因此，我们研究创新，推动创新，一定要具体化，只说大概念没用，大概念反而会让人糊涂，一定要树立具体化的意识，这样才能保证大家是在讨论同一件事情，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许多人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非常追捧。但是，熊彼特创新包括非常宽泛的内容，譬如，将商品从甲地运到乙地出售属于熊彼特创新，将商品生产由家庭转向工厂也属于熊彼特创新，这些创新在古代就比较普遍了。而人类的生活水平呢？在古代几千年几乎没有实质性提高，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研究显示，公元纪年的第一个千年，人口增长了大约 1/6，人均收入却有所下降，在第二个千年的1820 年之前，总收入的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被 4 倍的人口增长抵消，西欧之外的地区尤其如此，例如，亚洲地区人均收入在 800 多年里只增长了 20% 左右，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重复下去。这是一种典型的马尔萨斯增长，古代的那些熊彼特创新并没有改变这一轨迹。只有到了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现代科技革命以后，人均收入和人类生活水平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称为伽利略创新，因为伽利略是现代科技之父，他既发现了自由落体运动规律，也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这里要强调的是，没有伽利略创新， 就没有深入持久的熊彼特创新，经济就不能持续地在索洛增长轨道上维持，仍有可能坠落到马尔萨斯增长轨道上。熊彼特创新也可以反过来促进伽利略创新，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格局，不断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当然，人类是不是真应该一直维持经济增长，是不是应该无节制地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则是另外的话题了。英国学者蒂姆·哈福德列出了塑造世界经济的50项伟大发明， 其中有文字、货币等人与人之间交流和交换方式的发明，有复式记账法、股份公司、银行、福利制度、知识产权制度等制度方面的发明， 当然更有车轮、犁、闹钟、燃油发动机、发电机、灯泡、抗生素、避孕药、机器人、条形码、苹果手机、搜索引擎等技术及产品方面的发明。这些发明基本上都实现了商业化和产业化，转化成了熊彼特创新，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们的生活改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最后那类熊彼特创新几乎都是建立在伽利略创新的基础上的。我们以现在最时兴的二维码及其前身条形码为例，来分析这样的熊彼特创新源自何处。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现在是一个扫码社会。二维码由 20 世纪末的日本人原昌宏团队经过两年攻关发明。一个二维码所能储存的信息比一个条形码多几十倍，而且那时候预测，二维码能生成的数量让人类几万年也用不完。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王越，于 21 世纪初将二维码有关技术带到中国，并进行大量的应用性后续创新，终于在十几年后迎来二维码在中国应用的连续井喷式增长，特别是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二维码应用大众化了。即使到此时，二维码可生成的数量据估计也可供人类用上几百年。近年，扫出的二维码成为许多中国人的新通行证。据说照这个趋势这样用下去，二维码可生成的数量在几十年内就会被中国人用完。不过，科学家说无须担忧，之后可以开发彩色二维码以供使用。毫无疑问，二维码的使用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目前还在进行各种熊彼特创新。但不要忘记，二维码的前身——条形码，是几十年前一项典型的伽利略创新。大约 70 年前，美国的伯纳德·西尔弗、诺曼·伍德兰德、乔治·劳雷尔等人，前后花了 20 多年的时间，发明了条形码。在开始构想和试验这种发明时，不但涉及光电学、光谱学，而且涉及数学， 譬如排列组合。最初的条形码识读器足有电冰箱那么大，后来助推条形码得到广泛应用是非常小型化的激光扫描读取器，而激光科技无疑也是典型的伽利略创新。条形码、二维码的发明及其产业化、日用化， 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伽利略创新与当今熊彼特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如果没有现代数学、光电学、激光学，如果没有支撑智能手机的电子学、电磁学、信息技术，会有二维码产业吗？当然不会有。而上述诸多科学技术，来自大量、长久的学术发展和基础研究。这正是伽利略创新的源泉。或者，我们可以期望别国，譬如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自觉、组织化的伽利略创新，而本国集中于熊彼特创新以促进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得不承认，至今的绝大多数伽利略创新，来自西方国家，而我国许多部门和企业更奉行实用主义，更偏爱能够助推经济发展的熊彼特创新，不但二维码领域是这样，智能手机领域是这样，整个信息技术领域和其他领域基本上都是这样，我们所自傲的“新四大发明”，哪一项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但是，如果长久如此，不但与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的身份不相符，而且可能引发其他一些问题。第一种问题是，伽利略创新的优势国家，可能会重新定义知识产权及侵权行为。至今，伽利略创新所产生的真实知识，大多数都属于全球公共产品；甚至一些颇具应用价值的科学和技术，也很少有人严格地界定和行使知识产权。我们知道， 不但条形码、二维码的核心专利早已过期，而且事实上许多相关的知识和技术并没有被发明者申请专利与收取费用。苹果智能手机中的一些技术被申请了专利，但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全新而完整的产品， 并没有被申请专利。当然，更基础的科技知识，也不会被列入专利。也许有一天，这种情形会有所改变，如果伽利略创新与熊彼特创新在国家之间失衡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第二种问题是，伽利略创新的优势国家，可能会重新考虑伽利略创新知识的流动规则，甚至对学问共同体的创新合作和知识交流进行管控。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伽利略创新知识的流动非常方便、迅捷，学问共同体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学者之间的交流没有太多障碍。我们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在未来是否会有所改变。总之，如果我们只是热衷于手里不离智能手机，乐此不疲地进行扫码和其他各种使用，而不致力于发明和推广下一个类似的破空而来的新产品，不致力于其背后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就有可能在未来被更多限制或更多收费，顶多也只能继续跟随他人，而难以爬上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好在我国目前已经充分认识到伽利略创新的意义。我国的“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加强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投入比重 8% 以上。可以预计，我国的伽利略创新将越来越活跃。不过也应该认识到，资金投入对于伽利略创新很重要，但可能并不是最重要，至少不是唯一最重要的。伽利略本人的遭遇说明，如果确立既有的标准答案，进而用作审判准绳，那将扼制对前沿领域的探索；如果缺乏一个开放性、宽松化的学问共同体，知识分歧就不能较好得到讨论和鉴别，真实知识就不能得到传播和扩散。即使是资金投入，也存在困难的事情，就是在大量的研究人员中，从事真正创新的人其实是少数，多数人是南郭先生，而能够实现创新的人，则是极少数。但识别南郭先生不容易，看出谁是伽利略更难。应对这些困难，并没有确切的完美办法，因为创新不像工业生产那样过程可监控、成品可检测。也许数量较多的学术共同体同时存在并相互竞争，以及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批评，是较好的选择。当然，越来越多的竞争性企业愿意投入大量资金、组织大量人员从事基础研究，也是不错的方案。但比较确定的是，如果缺乏学术碰撞，如果一切都遵循标准答案， 就难有伽利略创新。□本文节选自《稳增长》，略有删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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