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

本文转载自10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号。

重申我们的基本路线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中在提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两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你觉得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刘元春：这点很重要，重申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基本原则。二十大报告里强调，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其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核心内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持道不变、志不改，既不走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民族的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以此回应了新征程中，尤其是这两年社会出现的理论误读和思想噪音。一些人错误地认为，搞新发展格局就是“闭关锁国”，以人民为中心就放弃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搞共同富裕就不讲效率。二十大报告旗帜鲜明地通过把高质量发展定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进一步重申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通过重新阐释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内涵，重申我们的基本路线。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不会变，开放不会变，保护民营经济发展不会变，独立自主坚持中国特色发展道路都不会变。新时代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和战略因为发展阶段和内外部环境有所变化，会有新特点，但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全面的回应。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经济发展模式上，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刘元春：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首先，随着人均GDP的提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后，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格局。这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发展，会形成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学习效应为主体的巨大内生动能。其次，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物质产品的发展，不仅仅是工业体系的发展，同时也涉及大量与精神文明相关联产业的发展。再次，我们的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超越传统的粗放发展模式，进入高质量发展模式，遵循新发展理念，这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是相互贯通的。

国内大市场要有自己内生的动力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强调了“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应该怎么理解？

刘元春：新发展格局在2021年提出，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进行全面布局。围绕新发展格局的布局刚刚开始，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何能真正形成在极端状况下，国内大循环还能高水平顺畅循环。要实现这一点，很重要的要求是形成国内统一大市场，这个统一大市场要有自己内生的动力体系。同时要真正用得上、靠得住，不是说一说而已。

内需对中国GDP的贡献度，在过去这些年已经超过了90％。2008年之前，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高的时候能达到20％。虽然现在贸易顺差还有三四千亿美元，但整个中国GDP总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一般在2％左右。而在2006年左右，贸易顺差占GDP比重最高的时候能达到超过8％。外资占当年投资的总额，最高的时候能超过10％，而现在不到1％。中国大市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增长动能内生化和增长动能升级。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给很多国人带来十分深刻的启示，在大国博弈白热化中，地缘政治激化、战争爆发的状况下，内循环必须是能够高效自主的。这是对新发展格局的进一步深化阐释。

中国新闻周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不仅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包括对当前的经济稳增长同样非常重要。重点要解决哪些问题？

刘元春：首先很重要的是要在消费率和储蓄率形成机制上进行改革，不能就消费谈消费。消费背后实际上是储蓄行为，储蓄行为背后是分配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的构建。中国提振内需，表象好像是促进消费、扩大投资，但本质上是围绕收入分配体系所进行的深层次改革。包括民营经济发展，不能使资本“躺平”，必须激发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和国有经济的活力，二十大报告在这些方面也着墨很多。

中国新闻周刊：中央多次指出，“双循环”不是“闭关锁国”，而是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在贸易和投资“逆全球化”抬头趋势下，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路径和侧重点是什么？

刘元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很重要的是要着眼于改革中的关键难点、堵点，在二十大报告中也提到一些重点领域改革，这些是关键点。目前看，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很重要的就是围绕国内大市场的形成和进一步升级、扩容，需要针对这些改革的难点、堵点和关键点，形成新一轮改革浪潮。就开放而言，过去的举措是利用开放促进改革，进入新时代，不仅要利用开放促进改革，更重要是通过内部改革、内部效能提升来打造国际竞争力，提升整个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吸引力和我们的一些战略支撑点。这是一个重点，而不能就开放来制定开放政策。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相比一些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国家，你认为我们更值得关注的产业链安全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

刘元春：解决产业链安全问题，第一是必须防止产业链、供应链存在“卡脖子”问题，不能出现断点和瓶颈；第二，要通过铸就“长板”，也就是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有效的谈判力，来形成我们与国际产业链的嵌入度，不能轻易被甩开；第三，要有“备胎计划”，我们的采购不能是过去垂直分工下单一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应该有“N+1”的更多样的供应链组合，要形成可替代、可选择的供应商；第四，建立高效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是必要的，国内大循环下高效自主的体系构建很重要。

中国新闻周刊：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你看来，这释放了什么信号？对金融和数字经济的定位发生改变了吗？

刘元春：基本原则是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中央从2015年就开始整顿金融，提出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对房地产等进行了持续整顿。对数字经济的定位也没有变化，这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里很重要的一方面，包括加快发展物联网，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等。二十大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全新的提法，而是对过去，特别是十九大以来新的战略和定位进行延续。

在全球“三低三高”态势下，中国依然有自己的发展优势

中国新闻周刊：你此前提到过，大国博弈的深化，以及疫情对整体经济的冲击不是短期、表象的，而是中长期、结构性、趋势性、深层次的冲击。一方面我们今年面临短期的稳增长压力，另一方面面临这些长期不确定性。如何保证高质量发展不打折扣？

刘元春：中美之间博弈、冲突在当前特别是未来五年进一步上升到新的层面，这是一个必然。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看，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崛起是一个大概率事件。因此，中美之间的对峙，可能是一个长期现象，甚至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依然面临着与以欧美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合作、竞争甚至对抗。另外，从人类历史看，一场大的疫情的确会改变社会结构和社会观念。新冠疫情三年以来对全球化、世界产业链、地缘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

因此，短期稳增长、防风险、控疫情这三点是目前很重要的基本着眼点。短期一定是要坚定不移地使经济摆脱目前复苏乏力的状况，这就要求面对疫情和国际内外部不利因素的夹击，通过短期宏观政策的组合，以及中期的结构性改革和长期战略的设定，综合地推动中国经济在短期、中期之间的匹配，使得经济能够稳定复苏，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常态化轨道中。

高质量发展本身必须应对各种外生冲击和内生风险，在目前和未来都会遇到各种周期性冲击、结构性冲击。目前虽然面临稳增长、防风险、控疫情三个艰巨任务，但依然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进行，短期刺激政策一定要考虑中期效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这几年稳增长过程中，并没有采取“大水漫灌”，没有进行极度扩张，回避了欧美在疫情中所采取的极端政策。从而使中国经济依然保持良好的弹性、韧性和政策空间，为下一步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些布局实际上是坚守了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原则，也就是短期和长期要匹配，微观和宏观要匹配，国有和民营要匹配，国内和国际要匹配。

中国新闻周刊：要实现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但全球疫情反复对经济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经济增长低迷，是否会影响我们的既定目标？你如何看待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趋势？

刘元春：目前经济增速的回落，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现象，而是全球现象。呈现出低增长、低贸易、低投资，同时高债务、高通胀、高风险的“三低三高”态势。这些态势可能会延续一段时期，不是短期现象。这反而为中国2035年相应目标的完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因为他们的增速进一步降低了，我们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也更容易了。因此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增长在全球“三低三高”态势下，依然有自己的发展优势。第一，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不高，没有欧美所遇到的宏观调控多难问题；第二，中国还有广大的纵深空间，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依然能达到百分之六、七；第三，随着新发展格局战略的实施，国内大循环进一步发力，以内需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开始显现实力，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

我们应该有信心，在管控好疫情的基础上，经济常态化恢复到5％左右的增长速度，应该是没问题的。在其他中等发达国家增速持续下降的过程中，我们赶超会相对更容易一点，从这个角度看不用太担忧。

但这个过程同样考验我们，如何很好地把握全球“三低三高”给我们创造的机会。第一，全球滞胀给中国制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将会进一步提升，过去几年的表现显示了中国制造强大的调整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这种状况还会持续，是发挥中国制造解决世界难题的一个绝佳机会。第二，乌克兰危机所带来的能源危机使能源价格暴涨，这使我们在十多年前布局的新能源战略有了前所未有的促推剂，能源危机直接加速能源转型。我们要以国内大市场为基本盘，以强大的供应能力为基础，立足于世界大变局，使中国经济产生突破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