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联社10月24日讯（记者王全宝 郭松峤）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其中强调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实际上，去年以来多次的中央会议就提及相关分配制度。去年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就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提出，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此次，二十大报告则进一步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那么该如何理解这一表述？该如何平衡分配与积累之间的关系？为此，财联社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主任张晓晶。

在张晓晶看来，在讨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财富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还要考虑到财富积累是否可持续，脱离开财富积累谈财富分配是不现实的。

张晓晶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金融形势跟踪分析；他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他领衔编撰并定期发布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负责估算与发布中国季度宏观杠杆率；此外，他还参与、主持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的研究和评估工作；主持中财办重大委托课题及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

张晓晶提醒，就当前的财富分配状况来看，再分配力度需要加大，但也要特别注意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

聚焦发展，财富积累与分配不可偏废

财联社：二十大报告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对此表述你是如何理解的？

张晓晶：审视当下，中国的收入与财富分配状况不容乐观。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在0.466左右，而财富分配基尼系数要高得多。分配差距扩大不仅制约了居民消费潜力的提升，也易造成利益冲突和社会内耗，甚至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成为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要在中央政策议程中将其置于更加重要的位置。

展望未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高度契合。从社会主义发展史角度，在“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共同富裕将是“质的飞跃”的一个最显著标志；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角度，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途径。

聚焦发展，财富积累与分配不可偏废。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始终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是根本。从发展的角度看，财富积累是基础、是前提，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到财富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还要考虑到财富积累是否可持续，脱离开财富积累谈财富分配是不现实的。

财联社：在你看来，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秩序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规范？

张晓晶：一是城乡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土地收益）需要得到更有效保障。

二是地区差距仍然较大，这涉及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政府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手段的力度与精准度。

三是国民收入占比中劳动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与位势需要调整和再平衡。

四是政府再分配政策对收入差距调节能力需要提高。我国的收入再分配力度要小于OECD国家。OECD国家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后,基尼系数降幅会高达35.3%，而我国再分配政策使得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仅缩小10%左右。

对于财产的保护是可持续财富积累的前提

财联社：在你看来，“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张晓晶：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需要注重以下三点：

一是财富积累机制的可持续性。这个可持续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有恒产者有恒心，对于财产的保护是可持续财富积累的前提。其次，财富积累过程中应避免两极分化。财富（资本）的积累扩张是其本性，任其无限积累，最终会走向反面（比如所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就是不可持续。因此，需要通过各类制度与政策安排，包括税收、规制、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倡导慈善公益等举措，避免财富积累过程中的过度分化。

二是对财富积累机制的规范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规范财富积累要依法进行。累进税制、房地产税、遗产税等都需要在结合国情、充分论证基础上有序推进。

三是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富积累仍然是促进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就当前的财富分配状况来看，再分配力度需要加大，但也要特别注意把握好再分配政策与激励政策的相容和平衡。不能因为过强的再分配政策成为反向激励，抑制市场主体的创造性和活力，由此带来的负面作用可能会压抑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这是需要努力避免的。

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财富积累仅从改革开放始

财联社：最近，你所著的《传统中国的财富积累与分配：1820年代长三角地区社会财富研究》一书出版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该书有关财富分配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张晓晶：从财富收入比来看（这是《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用于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财富收入比越高意味着越不平等），以华娄地区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财富收入比大致在3左右（2.91-3.21），与同时期的美国和瑞典相仿，而远低于同时期（及更早）的英、法、荷等西北欧国家。这一结果意味着长三角的财富积累水平并不高，社会分配也相对公平。

从具体的财富分配来看：

1）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1820年代居民部门资产占比94.23%；而公共部门占比仅为5.77%，居民部门占据财富分配绝对的主导地位。同时，地方政府直接掌控的资产额仅占社会总财富的3.13%。这表明华娄社会是典型的“小政府”或“有限政府”。

2）城镇与乡村之间。华娄农村居民共有财富2500余万两，户均资产约330余两；而城镇居民共有财富1500余万两，户均约320两，城乡差距并不大。可见当时长三角地区尽管城市化率相比以往有所提升，但城乡之间发展仍较为协调。

3）居民部门内部分配。华娄社会中前10%的富裕家庭共占有居民部门53.55%的财富，户均约为1740两；中间80%的中等家庭占有44.07%的财富，户均约为180两；而后10%的贫困家庭则只占有2.39%的财富，户均约78两。富裕家庭的平均财富约是中等家庭的10倍、贫困家庭的20余倍。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比（同时期欧洲前10%的富裕阶层平均占有私人财富的80%以上），可以发现当时长三角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并不严重。考虑到华娄公共物品供给相对充足，民间基本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因此其更称得上是前工业化时期“共同富裕”的范本。

财联社：通过你的观察，当前中国在财富积累方面有什么特点？

张晓晶：我认为目前中国财富积累方面有如下特点：

1）改革开放前的高储蓄、高积累促进了较快的财富形成，但主要体现在政府财富积累，居民部门的财富增长是微乎其微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底子薄，百姓尚不够温饱，国家还面临着赶超发展的重任。于是，政府动员资源，强制储蓄，提高积累率，加快资本形成，就成为建国之初及后来较长一段时期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强制储蓄下的高积累会加快财富形成，但由此形成的财富主要是政府财富，并不是居民财富；居民财富的增长则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故事了。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增长奇迹，社会财富（社会各部门净财富的加总）积累大幅提速，甚至超过了国民收入的增速；而个人财富和高速积累也堪称“史无前例”：发达经济体个人财富积累已经历了数百年，而中国居民部门真正的财富积累仅从改革开放始。

根据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最新估算，截至2019年，中国的全社会净财富达到675.5万亿元，人均社会净财富为48.2万元。其中，居民部门财富为512.6万亿元，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

1978年，中国居民人均财富尚不足400元，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人均财富跨过了4000元，1995年突破1万元大关，2009年突破了10万元，2019年人均居民财富达到36.6万元。从人均居民财富的增长来看，1978—198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9.8%，1990—199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5.7%，2000—200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8.9%，2010—2019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3.3%。其中，20世纪90年代的人均居民财富增速最快。

财联社：那么当前中国在财富分配方面又有什么特点呢？

张晓晶：在财富分配方面，我想有以下几个特点：

1）改革开放之前，尽管在政府与居民之间，财富分配上主要是向政府倾斜，居民财富积累较少，但居民内部是相对平等的，没有出现较严重的分化。

2）改革开放之后，全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居民的财富积累速度都非常快。随着市场化的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居民部门的财富积累速度超过了政府部门的积累，分配上开始逐步向居民部门倾斜。而且，由于农村改革率先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改革之初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城乡差距有所缩小。

3）进入200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加速演进，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居民财富积累加快，分化也在加剧。

瑞士信贷《全球财富报告2021》显示：中国财富基尼系数从2000年的0.599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711，随后有所缓和，降至2019年的0.697，但2020年疫情冲击下再度上升至0.704。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富豪榜数据补充部分缺失的高收入人群，所得财产基尼系数进一步提高，达到0.8左右。

此外，基于皮凯蒂领衔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World Inequality Database)，2000年的时候，中国顶端10%人群的财富尚不足居民财富总量的50%，低于同期美国、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

但在此之后，中国的财富分配从一个相对较为平等的水平快速上升，并已经明显超过英、法等较为侧重社会公平与福利的欧洲国家，接近俄罗斯、美国的水平。中国顶端10%人群财富拥有量占居民财富总量的比重，由2000年到不到0.478上升到2011年的0.667；最近10年趋于基本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