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银兴 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 2022-11-02 18:22 发表于北京
洪银兴，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商学院。
摘要：进入新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规定了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不仅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即守正），而且创新经济发展道路。其基本特征是：创新引领转向新发展方式之路，协调促进形成“四化同步”的现代化之路，绿色指引生态文明之路，开放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之路，共享推动共同富裕之路。由理念转化为创新的发展道路，正在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关键词：新发展理念；新时代发展道路；习近平经济思想；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就是坚持中国道路。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使中国从农业大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我们接受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展的教训，找到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持续发展、更高水平发展,是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经的阶段”（习近平，2017a：240）。这一阶段，同时也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开始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对这一新阶段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规定了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实践表明，新发展理念是指引、开创和坚持新发展道路的关键，正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不仅继续坚持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即守正），而且也创新了经济发展道路，创造了新的发展奇迹。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百万亿元大关。2019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并逐年稳步提高，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克服了绝对贫困现象，开启了现代化新征程。中国经济正在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系统认识新发展理念的内在关系和理论逻辑，对理解中国当前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的新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但进入新发展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后，支持高速增长的增长要素已经得到了充分释放，潜在经济增长率出现下降趋势。关于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新常态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2015a）。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居于首位，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重要性和意义不言而喻。创新成为新的发展方式在实践中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的。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习近平，2017b：108）。在这里，将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有特别的针对性。一般而言，经济增长要素指的是资本、劳动、土地等物质要素，而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依赖的，也主要是物质要素的投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也主要是依靠土地、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大规模且持续的投入，但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经济增长不可能再依赖于大规模增加物质要素投入，更需要在供给侧优化结构、提高效率、提升质量、转换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习近平，2017c：87）这意味着，结构、效率、质量和动力四个方面是供给侧的动能要素，也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只取决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还取决于各种要素组合的效率。其路径可用习近平总书记的“加减乘除法”来概括：“加法就是发现和培育新增长点，减法就是压缩落后产能、化解产能过剩，乘法就是全面推进科技、管理、市场、商业模式创新，除法就是扩大分子、缩小分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这是调结构这个四则运算的最终目标。”（习近平，2017d：82）资源配置效率靠市场配置，资源组合效率则要靠创新，不仅要靠科技创新，还要靠管理和制度创新。首先是管理和制度创新。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企业的效率，单个要素的生产率，如资本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等，都有明显提高，但各个要素集合所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还不高。这意味着，提高效率不只是指提高市场配置资源效率，还需要提高要素的组合效率。要素的组合效率涉及三大变革，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这三大变革很大程度上与管理和制度相关：一是克服资源错配，调整存量结构；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三是完善分配制度，激发质量和效率变革的动力；四是降低过高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涉及供应链的通畅和完善等。其次是科技创新。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方式由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成为新的发展方式，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当今科技发展的新趋势是，从科学发现到应用（尤其是产业创新）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也就意味着，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更多地转向以新科学发现引领的科技创新，其效能远超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的重要区别是，前者在创新阶段必然延伸到发现新知识的基础研究（即知识创新）阶段。在国际科技领域，中国的科技创新正在由跟跑阶段逐步进入并跑和领跑阶段。科技的自立自强，不仅要避免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而且要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因此要求改变过去单纯的“以市场换技术”引进高新技术的观念：一方面，以核心技术为导向与发达国家的科技研发并跑，与国际接轨，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另一方面，在某些前沿领域领跑，瞄准国际最新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与未来接轨，如量子计算等。第二，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其关键在于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实现科学成果迅速转化为新技术、新产业的跨越。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习近平，2017e：203）。科技现代化最终要落实在产业现代化上，要将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转化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所谓自主就是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所谓可控就是在关键环节不受制于人，要真正做到、做好这两点，不仅需要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作为基础，并且需要快速、有效、无障碍地将科技创新成果转换为高新产业发展的机制。第三，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竞争，科技水准、成本和市场直接影响产业链环节的布局。一些发达国家为了阻碍中国的崛起，在高科技环节上对中国企业断供，造成多条我国参与的产业链的国外高科技环节“断链”。这种压力对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是挑战，但也是机遇。应对这种挑战，“要以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为主攻方向，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展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经济效益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习近平，2017f:132—133）。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可以说是攻克“卡脖子”技术环节之路。第四，建立有效的科学-技术-产业的转化机制。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及时、顺利转化，形成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市场实现的机制与通道，为此要充分发挥举国一体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习近平，2018a）。这种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就是在制度上推动知识创新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之间形成互补、协同和合作的关系，其中，知识创新主体解决创新的前沿科学导向，技术创新主体解决创新的市场需求导向，孵化新技术的环节和平台就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交汇点。在此基础上，完善的技术市场有效转移技术，规范的资本市场有效提供创新投资并锁定创新风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如何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习近平，2017g）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涉及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各个方面,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习近平，2018b）。提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概念，以现代化经济体系整体协调全面开启现代化新征程，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创新。在现代化过程中，协调发展理念尤其重要。协调不仅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目标。协调发展，就是辩证发展、系统发展、整体发展，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从空间上看，协调发展尤要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从目标和路径上看，就是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习近平，2017h：35）。将协调作为现代化的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追求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的平衡发展；而将协调作为现代化的手段意味着，必须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提高发展的整体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把协调发展比作“制胜要诀”，充分凸显了协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比重很小。“一五”计划完成之后，中国基本奠定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基础，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但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这一点在长三角、珠三角表现得十分突出。与西方式工业化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推进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就地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产业发展，实现生产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生活空间的变化，在这种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并行的过程中，农民实现了“自己转移自己”，创造了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习近平，2017i：159）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并行发展，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就是典型的并联式、叠加式。这种现代化发展方式的明显效果是，较西方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可以在时间上大大缩短，所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对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在过去所讲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基础上，将现代化进程概括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个领域，这种概括反映了新时代现代化的新趋势。第二，依据中国的实践总结出“四化同步”的中国经验，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在农村推进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工业化同信息化融合发展，实现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第三，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仍然需要根据“四化同步”的要求推进现代化。在以降低传统农业部门比重为标志的工业化、农民进城意义的城镇化都基本完成的前提下，“四化同步”的现代化有了新内容：工业化转向工业现代化，信息化转向数字化、智能化，以发展数字经济为重点，城镇化的重点和核心转向人的城镇化，以及补齐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四化同步”的思想对正在实现现代化跨越的后发展地区尤为重要。在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不平衡是绝对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短板。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习近平，2013a）。这意味着，“三农”发展将由原来的非农发展通过“涓滴”效应惠及“三农”，转向直面“三农”本身的发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成为新时期“三农”现代化的目标，具体措施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改变农业弱势地位，主要路径是改变农业发展范式，从已有的追求农产品剩余和劳动力剩余的“剩余”范式，转向追求“品质和附加值”范式，与之相应，需要引入现代要素发展现代农业，如数字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等。第二，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鼓励土地经营权流转，以此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三权”分置改革，不仅要解决好谁来种田问题，还要解决好农地的现代化、规模化经营问题。第三，通过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方面的发展，多主体、多渠道地推动乡村振兴。以美丽乡村、新型农业吸引更充沛、更高级的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进入农村和农业。第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同时推进留在农村的农民就地享受市民权利。第五，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城乡规划、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城市管理“五个一体化”。城市现代要素不仅要“流”向农村，而且要“留”在农村，要“化”到农村，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在城市化、工业化方面取得明显进展，产业结构明显升级的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资源逐步耗竭等问题。进入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到了同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一样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习近平，2013b）。这一理念的形成依据是财富观的创新，也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将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视为宝贵的生态财富，这种财富观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种财富观的指导下，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也是生态文明的底色。与新财富观相适应的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不能为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基于生态财富观，绿色发展理念不仅仅是保护环境和生态问题，还要治理和改善过去的发展所遗留的环境生态问题，给人民提供美好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的生态产品。针对工业文明时代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在生产力落后、物质生活贫困的时期，由于对生态系统没有大的破坏，人类社会延续了几千年。而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习近平，2007：118）今天我们是在生态文明时代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时代走的高投入、高排放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要推进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了中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时间表。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其达标时间都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条件下的时间表。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更是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担当和情怀。这是中国对世界生态文明的自主贡献，这同时也进一步加快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基于“双碳”目标，实现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道路，涉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的系统重构，以及绿色智能生产的转型，还涉及既有能源生产、消费体系的变革，这必然是一个艰巨的、较长时间的过程。针对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出现的毕其功于一役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根据系统观念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思路。从根本上说，要打造更为清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就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实施优化产业结构、构建低碳能源体系、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习近平，2015b:6）。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后，对外开放成为长期的基本国策，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快速扩张趋势逐渐趋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与全球化并存。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我国和世界的发展，敏锐地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2021a），并且明确这同时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需要准确理解开放发展与新发展格局的关系。新发展格局所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所提出的“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而言的，绝不意味着降低开放发展的作用。开放发展的内涵不同于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而是内需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也就是在最终目的上服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开放。实际上，无论是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离不开开放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更高质量的开放发展。新发展格局依托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关键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目前其适配性的堵点和难点在于，在全球产业链上发达国家的断供和断链迫使相当部分国外环节转向国内。要使产业链的国内循环得以顺畅，就要使这些环节在国内得到替代，其中相当部分是“卡脖子”技术。突破“卡脖子”技术需要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内需导向的开放发展就要突出以创新需要为导向，在许多“卡脖子”技术的创新资源在国外的情况下，需要着力引进创新资源（尤其是创新人才），进行开放式创新。创新处于国际前沿引领产业创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不仅要突破“卡脖子”技术，还要占领科技和产业的国际制高点，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根据开放发展的理念，新发展格局中的外循环更为强调提升中国产业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所谓新的比较优势，也就是竞争优势。它不是建立在原来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而是在创新驱动基础上所产生的核心技术的竞争优势。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国际经济竞争甚至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谁能在创新上下先手棋，谁就能掌握主动。”（习近平，2017j：125）当前，传统的、建立在利用中国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上的开放型经济模式的发展效应正在衰减，亟需转型升级。其转型方向是突出“一国产业……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波特，1996:37）。这就是谋求产业竞争优势。因此转向竞争优势实际上是比较优势的升级，就如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要成为国际竞争的优势，必须也必然需要一个转换过程，这一转换的关键节点是，将从国外引进的高级要素同丰富的、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结合，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这时的比较竞争优势就在于，同是高技术产品，但在中国生产的科技含量更高，同时也更加便宜。由此产生真正的比较竞争优势。新发展格局中的开放发展要求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尤其是以内循环促外循环。一是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以“进”促“出”；二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以高质量的“引进来”促高水平的“走出去”，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三是引资、引技、引智并重，以高质量的引“资”促引“技”和引“智”，重视引进促进现代化的发展要素；四是全球产业链环节的国际国内布局并重，扩大“以我为主”产业链环节的国外布局，促进产业链现代化。开放发展需要防止外部风险，防止中国的现代化被国际风险打断。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警示的：“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习近平，2016a）世界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输入、国际市场及汇率风险、全球产业链中的脱钩断链等等，都可能危及国家经济安全，而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因此，越是开放，越要重视安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增强自身竞争能力、开放监管能力、风险防控能力。这就要求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尤其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各类风险连锁联动。在发展中大国推进现代化，需要分阶段。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处于低收入阶段，1978年人均GDP仅为385元，GDP总量仅为3678.7亿元。针对改革开放前实行的“大锅饭”平均主义所造成的普遍贫困现象，邓小平在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判断的同时，实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发展效应是克服了共同贫困。邓小平当年提出的“三步走”战略，首先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并作为现代化的具体阶段来推进，这是中国的创造。进入新发展阶段，针对发展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的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进一步的表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习近平，2018c：31）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他强调：“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2021b）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三大攻坚战是习近平总书记经济思想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贡献，其中减贫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标志。减贫脱贫体现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这既影响人民群众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满意度，也影响国际社会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可度。”（习近平，2015a）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创造了成功的减贫脱贫之路。第一是脱贫的中国标准。2015年，世界银行明确每人每天1.9美元的全球绝对贫困标准。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目标：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第二是脱贫攻坚成为举国任务。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脱贫攻坚作为举国任务：一是中央高度重视，形成了“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合力促攻坚的生动局面；二是以改革为动力，强化顶层设计；三是动员各方，党政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四是实施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和督查巡查，确保脱贫成效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刘永富，2017）。第三是在发展中扶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紧紧扭住发展这个促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第一要务。”（习近平，2017k：210）发展中脱贫主要包括产业扶持、转移就业、易地搬迁等发展方式。除此以外，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实现社保政策兜底脱贫。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五个一批”：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习近平，2016b：720）。第四是精准扶贫。扶贫是一个渐进的、不断调整目标和优化手段的过程，在扶贫之初主要是针对贫困地区，采取“大水漫灌”式扶贫，后来实施有针对性的精准扶贫，因村因户因人施策，采取“精准滴灌”式扶贫。所谓精准，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习近平，2017l：216）。第五是注重贫困地区的教育、促进开放和发展、注重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等。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具体措施是要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习近平，2017m：232）。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世界银行共同发布《中国减贫四十年：驱动力量、借鉴意义和未来政策方向》报告显示：过去40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近8亿，占同期全球减贫人数75%以上。中国为全球减贫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中国的减贫脱贫之路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路。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意味着中国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当前，现代化新征程把推动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目标。按照共享发展的理念，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中所要和所能解决的共同富裕问题，根据习近平经济思想有四个规定。第一，共同富裕不可能消除富裕程度的差距，也不可能简单地拉平收入，更不可能回到过去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第二，收入差距有个“合理区间”，这个合理区间就是大多数人的收入高于平均数。第三，显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由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金字塔型收入分配结构转向中等收入群体占大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第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以及知识和技能的共同富裕。要实现上述目标，共同富裕的推进必须有针对性。针对相对贫困人口大都集中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这一现实，不能只关注城市和先发展地区现代化的先行，更要关注农村和后发展地区现代化的跨越；针对由市场对各个行业的客观评价产生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主要靠结构调整和市场调节；由不同行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本水平造成的收入差距，主要靠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培训去调节；而由行业垄断和非合理收入造成的收入差距，则要靠反垄断与规范市场秩序来调节、约束和规范。推动共同富裕还涉及不同阶层之间的共同富裕。在各种生产要素参与的收入分配的体制中，不同个人由于所拥有的要素的差距必然会导致收入分化，而克服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需要在分配体制上兼顾效率与公平包容。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习近平，2021b）第一，初次分配阶段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的着力点是效率，但同时要解决好劳动者同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共同富裕，因此有必要在要素报酬的框架内，让劳动者也成为多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首先，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的所有权、收益权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其次，准确认识按劳分配的内涵和外延。按劳分配为主体不只是指直接劳动的收入，还应该包括技术、管理和数据等的收入。技术、管理和数据要素本身就属于复杂劳动，可能得到较高的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说：“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习近平，2021b）直接劳动者能够提供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体现勤劳和智慧致富。最后，要提高直接劳动者的富裕水平。一是准确评价直接劳动在企业效率提高中的贡献，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增长。二是准确认识劳动者的必要劳动范围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扩大，由此决定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水平和工资正常增长的程度。三是以就业优先提供勤劳致富的机会。尤其要注意的是，共同富裕也体现在充分就业以及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所提高的就业能力上，针对科技进步引起的就业排挤，需要“教育与技术赛跑”，加强对各类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使其技能提高与就业岗位被替代同步。第二，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习近平，2021b）简言之，也就是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现实中，不是所有富人都是靠继承财富富裕的，不乏底层人群是靠自身的奋斗致富的。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突破阶层固化，改变自身地位，需要收入分配体制以外的制度创新，涉及劳动力市场等各类要素市场的完善，以教育平等促使劳动者获取知识和技术要素，以法治化营商环境和宽松的创新创业环境促使其获取资本和管理收益，以畅通的要素流动为底层劳动者提供改变其经济地位的要素，等等，从而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依靠奋斗实现富裕的机会。除了机会均等的市场规则外，尤为重要的是提供更多的创新创业机会，营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环境，使劳动者突破财富继承而靠创新创业致富。第三，政府在再分配环节更讲公平。政府主导的税收和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政府推动共同富裕的基本路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共同富裕，不排除不同家庭存在一定程度的私人产品的差别，但不同家庭享用公共产品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则应该是无差别的、公平的。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强烈需求基本集中在环境、公共交通、健康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上，社会矛盾也主要集中在这些领域。政府要确保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一个公平而充分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包括达到一定水准的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达到普遍覆盖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从而使全体人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实现均等化。第四，第三次分配成为先富帮后富的实现机制。第三次分配不是杀富济贫，而是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的分配。尤其是在救灾、济贫、助学等方面，第三次分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次分配体现先富群体的社会责任，其基础是社会道德水准的提高、慈善文化的弘扬，需要有相应的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激励。从总体上说，现阶段第三次分配的作用是有限的，还需要培育。相信随着社会进步,其作用会逐渐增大。进入新时代后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创新的发展理念已经转化为创新的发展道路。依据新发展理念创新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概括为：创新发展、“四化同步”、生态文明、开放发展和共同富裕。由理念转化为创新的发展道路，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沿着这个道路前进，到21世纪中叶中国必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来源：《经济思想史学刊》2022年第3期，注和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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